從《史記》到《漢書》：轉折過程與歷史意義

　　漢承秦制，故西漢初年傳統史學幾近中絕，後至武帝又不改秦道，儒術淪為緣飾之工具。太史公作《史記》，上續古史之傳統，下繼孔子《春秋》「撥亂反正」之志。其特徵便是書寫當代史以論治，故被漢廷視為「微文譏刺，貶損當世」，形成對當代政治的挑戰。

　　隨著《史記》散播日廣，對漢廷統治的負面影響日益浮現，官方開始採取了種種防制措施，如成帝時刪削《史記》十篇即是。其後歷經兩漢之際共四個階段，至東漢初，朝廷先設前所未見之「私改作國史」一罪，嚴禁私人修史，將史權收歸官方。而後再命人撰述一部「頌漢功德」之史書，以求取代《史記》之影響，這就是班固的《漢書》。

　　班固為「尊顯漢室」，割離古今而作《漢書》。不僅扭轉《史記》本旨，更使《春秋》、《史記》以來當代史之傳統中絕，中國史學走上了述古不論今的道路，成為殘缺之史學。後史代代法之，遂使當代史不復重現。《史記》所傳「通古今之變」之大義，至此衰矣。

　　本論文的題目為「從《史記》到《漢書》──轉折過程與歷史意義」，研究目的在以《史記》到《漢書》的轉折過程為中心，藉此對兩漢之際史學和政治的互動情形，作一全面而詳細的分析，進而闡明其在中國史學發展上之歷史意義。並期望此一研究，可以對傳統史學形成與演變之大關鍵，進行更深入的探討，並為學者考較《史》、《漢》異同闢一新途。

　　本論文的第一章，首先針對研究範圍與關鍵名詞作一界定，接著進行相關研究文獻的回顧，最後則對本論文之研究目的、方法與全文結構作一介紹。

　　第二章先由《史記》對漢代造成的衝擊和挑戰開始談起。自春秋戰國以下，由於王權的衰弱與戰亂的影響，致使「史記放絕」，史學傳統面臨了衰亡的危機。至秦朝統一天下，又因統治者深惡「是古非今」，使這樣的趨勢達到了頂點。除了少數「文略不具」的簡單記載外，秦人幾乎刻意的滅絕了一切史籍。西漢開國，承秦之制，雖不如秦人打擊學術之甚，但對於史學亦未重視。致使西漢前期既無先秦修史之官，亦無先秦官修之史，傳統史學幾近中絕。

　　而另一方面，秦人以詐力得天下，又以刑法治天下。漢又承秦道而不改，至武帝更復始皇之所為，孔子之道淪為緣飾其暴政之工具。故自先聖先王至周公、孔子以來所傳承之禮樂大道，因而瀕臨絕滅之危機。太史公生於此時，有興亡繼絕之志，故以父子兩代之力著作《太史公》（即《史記》）一書，上欲重續中國史學斷裂之傳統，下欲繼承孔子《春秋》「撥亂反正」之志，以俟後世聖人君子。其書重要特徵之一，便是繼承書寫當代史的傳統，強調「通古今之變」以論治之思想。但這樣的傳統，無可避免的要對承秦制而不改的漢代統治者提出針貶，故被漢廷視為「微文譏刺，貶損當世」，形成史學對當代政治的新挑戰。

　　政治受到以《史記》開端的史學之挑戰，則統治者必然會以各種手段來回應。隨著《太史公》一書的散播日廣，對漢廷統治的負面影響日益浮現，漢代官方採取了種種的防制措施，其後歷經兩漢之際兩百一十二年，共四個階段的前後轉折過程，終於在東漢明帝時找出了最佳的解決方法。這個方法就是，撰述一部完全站在朝廷立場說話，又足以取代《太史公》的史書，這就是班固的《漢書》。本論文的第三、四兩章，便是就此四個時期的演變過程詳細加以考述。

　　第一時期自《太史公》成書至其外孫楊惲宣布傳本，為抑禁與傳抄時期。蓋此時期《太史公》尚未引起朝廷的特別注意，然中秘之《太史公》藏本，因受朝廷對秘府藏書的嚴厲抑禁政策所限制，凡觸犯者幾近死罪，故其內容未見流傳在外。傳本則由史公傳於女婿和女兒，其部分篇章並在此時期流出，在民間逐漸引起少數人的喜好和傳抄。

　　第二時期自楊惲宣布《太史公》傳本至成帝賜班斿秘書之副，為公布與刪削時期。此一時期《太史公》傳本因楊惲的宣布，加速了向民間的傳播，同時引發了學者如褚少孫等對《太史公》的注意和愛好。而至成帝時，漢廷已開始注意《太史公》一書對統治的負面影響，因此刪削其中十篇。而此「十篇缺」之本，成帝又賜其副於外戚班氏，形成在藏、傳兩本外的第三個重要抄本。

　　第三時期自成帝賜班斿秘書之副至班彪作《太史公》之《後傳》，為補續與褒揚時期。蓋成帝時，朝廷為嘗試解決《太史公》帶來的問題，故一面刪削十篇，一面又命馮商撰續其書，希望能將此書之影響導向對官方有利的方向。而此時《太史公》之傳播已廣，續《太史公》者亦人才輩出，有名可考者自楊惲、褚少孫下，前後計十八人之多。而在西漢中期以後的「厭漢」思潮中，內容多為「譏刺漢室」的《太史公》更是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西漢之亡即與此相關。此後的新莽則一改漢廷之態度，改採發揚史學和尊顯太史公之作法。

　　第四時期自班彪作《太史公》之《後傳》至《漢書》成書，為論罪與取代時期。此時期東漢朝廷鑒於西漢之亡，力圖以強烈之政治手段干預學術，尤以圖讖和史學二途最為明顯。首先以前所未見之「私改作國史」罪名，將史權收歸官方。其次，在明帝重重考核和指導後，命班固著作「頌漢功德」之《漢書》取代《太史公》，並推廣之以消除《太史公》之不良影響。最後，再命楊終對《太史公》原書進行大規模刪削。三管齊下，終於大功告成。

　　隨著《史記》的傳播與統治者的政策變化，兩漢之際史家也有著前後不同的反應。本論文的第五章，將就兩漢之際諸子對《史記》的評價、補續《史記》諸家、史學新著作的出現等三方面作一補充。

　　在瞭解從《史記》到《漢書》發展的轉折過程後，本論文的第六章將由此認識出發，重新探討《史記》和《漢書》的轉變及其歷史意義。蓋班固承明帝之意，為達「尊顯漢室」之目的，割離古今而作《漢書》。從此當代史之傳統中絕，中國史學走上了只述古而不論今的道路，成為殘缺不全之史學。《漢書》又採取「避重就輕」之筆法，將西漢種種亂象之根源，由《史記》所注重的治道與制度問題，扭轉為個人之道德問題。此外，觀察《漢書》之「天人」觀及「古今」觀，亦多隨當世之時宜，處處為尊顯漢室而服務。最後回顧班固一生，其早年不甘寂寞，力求功名而不得見用。至青年時，賴明、章二帝賞識其才，故一意逢迎帝王，為漢歌頌，然自以才高而位低，常懷怨望之心。晚年則阿附權兇竇憲，為虎作倀，尚自以為榮。其雖才華出眾，但所作所為，恐皆為貪利慕榮而發也。

　　本論文的第七章則是結論，將總結從《史記》到《漢書》之轉折過程及其歷史意義。蓋我中華之史學本為論治行道而作，其本旨與六藝無異，證諸《史記》一書可知。而在太史公原來的規劃中，完整的史學是包括「古」與「今」在內，兩者缺一不可。後世史學之繼其書者，亦當代代「下至于茲」，不斷撰作新的當代史，將古今結合為一體，方可對當世政治有所指導，以維繫理想於不墜。但自班固為迎合人主，篡亂《史記》之法後，後世史學多法《漢書》，遂再無面對當代以論治之勇氣與史識。《史記》所傳「通古今之變」大義，至此衰矣。

作者簡介

呂世浩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博士、北京大學考古學及博物館學博士，現任臺大歷史系助理教授。著有《敦煌地區發現的漢代郵傳遺迹和簡牘的考古學研究──以懸泉置遺址爲主》（北京大學博士論文，2007）、《從五體末篇看《史記》的特質》（臺北：花木蘭出版社，2008）等著作，並在《燕京學報》、《漢學研究》等刊物發表論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