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常言道，人生經歷是由一系列意外和幸運組成，生活中屢屢出現意想不到的事件，常常影響人的經歷和成長。我過去四十年的學術經歷，包括本書的撰寫，大概可以印證這一說法。身為南京大學以英文為專業的畢業生，若是沒有一系列「意外」和「幸運」的發生，無論如何也不會走上猶太學的治學之路，而且一做就是數十年。我覺得交代自己是如何意外地進入猶太學研究領域，選擇「猶太人在華散居研究」為方向，最終導致本書的撰寫，可能是最為恰當的序言。
我在1977年入職南京大學，儘管當時的學術研究方向是美國猶太文學──一個與猶太學稍有連帶關係的領域，但對猶太學研究真正感到興趣則始於1986年。那年，是我在南京大學工作的第十個年頭，應美國芝加哥州立大學（Chicago State University）邀請赴該校執教。由於此前一年，在一個偶然的機緣下結識了該校英文系系主任弗蘭德教授及其夫人（James and Beverly
Friend），並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抵達芝加哥後便直接住在他們家裡。弗蘭德夫婦一家雖然在宗教上屬於最為自由的猶太教重建派，卻有著深厚的猶太傳統。中國當年的政策只允許公派出國人員隻身前往，不得攜帶家眷，於是我便有了大把時間，與該家庭共同度過，從而有機會觀察和體驗猶太式的生活。當時，我從飲食起居、社交往來，乃至於週末、節假日活動，基本上都是和該家庭在一起，簡直就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沉浸」在猶太式的生活之中。猶太人的所有節日，從猶太新年、贖罪日、住棚節，到逾越節、普珥節；猶太人的人生禮儀，從割禮、成年禮、婚禮到葬禮，無一沒有到場親歷，有的活動還參加了不止一次。對猶太文化有了「有形」的體驗，也就有了最直接的親身感受。所見所聞，加上所思所考，使得自己一直在尋找新思想的心靈受到極大的衝擊，真的為這一獨特的「異域」文化所吸引。我不僅如飢似渴地學習、了解猶太文化的方方面面，還產生了希望回國後將學習到的東西傳達給國人的想法，希望以此促進中國社會正在進行的、方興未艾的改革開放運動。因為在我自己看來，當時中國大陸最需要的應該是新思想，而我初步接觸、了解到的猶太文化似乎就包含這樣的新思想。因此，1988年夏天我結束在美國的兩年任職，收拾行裝回國時，便特意取道以色列，以通過實際的考察進一步認識猶太文化。須知，當時中國與以色列並無外交關係，只是由於過去兩年與美國芝加哥猶太人社團所建立的密切聯繫，讓我不僅如願獲得進入以色列的簽證，還意外取得訪問希伯來大學，並發表一學術演講的邀請。這一「幸運的意外」，讓我對世界上唯一的猶太人國家有了「第一手」的直接了解，為此後三十年與以色列學界建立牢固的學術聯繫打下了基礎。更為重要的是，該訪問的所見所聞進一步堅定了自己打算回國後從事猶太學研究的決心。歸國後，得益於南京大學寬鬆和開放的學術氛圍，我於是真的就「放棄」了以前的研究方向和領域，另起爐灶，進入了後來被稱之為猶太學研究的領域。我所設定的目標是：以學術活動，促進猶太學研究在中國的開展，增進中國人對猶太文化和猶太人的了解。具體做法包括：開設相關大學課程、翻譯和介紹與猶太文化相關的書籍、宣導並發起成立猶太文化研究會、編撰工具書等。
當我與同仁討論編撰首部中文版大型工具書《猶太百科全書》（後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於1993年出版）時，就決定加入數十條涉及在華猶太人的專門詞條，以彰顯該中文版的「中國特色」。而在組織國內有關人士為此內容撰寫詞條的同時，我也開始進行「猶太人在華散居」這一課題的研究。沒有想到，在《猶太百科全書》編撰期間，我收到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的與會邀請。更令人意外的是，主辦單位還邀請我參加預定於1992年夏天在哈佛大學舉辦的「猶太人在華散居國際研討會」，並希望我宏觀地論述中國學者在此領域的研究，作為會議的主題演說。毋庸贅言，這一邀請顯然與我兩年前到以色列進行訪問有關。
在經過一番討論後，最終確定我的演說題目為「中國學者對猶太人在華散居的研究」（Chinese Research on Jewish Diasporas in
China）。這對我無疑是一種挑戰，因為之前我並未對該議題做過深入的研究。不過，嚴格說來，當時的中國也並沒有這樣的專家存在。「開弓沒有回頭箭」，我幾乎用了一整年的時間才完成講稿，文中我重點回顧地總結了過去一百年間（19世紀末到20世紀末），中國學者對猶太人在華散居研究的開展情況以及所取得的成果。該論文日後收錄在The Jews of China, Vol. 2: A
Sourcebook and Research Guide（ed. by Jonathan Goldstein,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Inc., 2000, pp. 3-13）一書中。另外一位主題演講者是希伯來大學的知名漢學家，同時也是我在訪問以色列期間結識的伊愛蓮（Irene
Eber）教授。她的演說主要圍繞在國際學界對猶太人散居之研究的開展情況和取得的成果，與我的演說內容相互呼應。總之，完成該文的過程為我在此主題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我也就真正開始「入門」了。
不過，使我日後在猶太人散居領域繼續深入的是在該會議中的另一段經歷。在哈佛大學召開的這場會議，很可能是研究該領域的中外學者有史以來頭一遭的大聚會，能夠有這樣的機會與中外頂級學者見面、切磋、交流，並建立終生的聯繫，不能不說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讓人意外的是，在哈佛大學校園中，我第一次感受到這一議題所具有的吸引力。會議當天，除了數十位來自世界各地的與會者，另有近百名感興趣的聽眾從大波士頓地區聞訊前來，希望能夠旁聽。可惜主辦單位完全沒有預期會有如此多的聽眾，而會場只能容納七十人左右，這表示有超過半數的聽眾不能入場。最後只能在場外接上揚聲器，結果自然是抱怨聲和罵聲一片。
後來的經歷也說明了猶太人散居研究的巨大吸引力。1995年以來，我應邀在全世界做了超過七百場的演講，其中有超過半數都與該主題直接或間接相關。顯然，這可以說是一個經久不衰的主題。這些經歷使我意識到，身為一名研究該領域的中國學者，在華猶太人的歷史是一個必須涉獵的主題。如果不能對之有深入的研究，起碼要有比較多的了解，這也是日後與猶太人交往的一個話題。我不僅如此教導攻讀碩博士學位的研究生，自己也躬身親為，把猶太人在華散居定為重要的研究課題，更撰寫、出版了兩部與中國開封猶太人有關的英文書籍Legends
of the Chinese Jews of Kaifeng（Hoboken, New Jersey: KTAV Publishing House, Inc., 1995）和The Jews of Kaifeng, China: History, Culture, and Religion（Hoboken, New Jersey: KTAV Publishing House,
Inc., 2003），以及若干見於中外刊物上的論文。
細心的讀者如果審視一下我在猶太人散居研究領域發表的成果，會不難發現，主要內容都與開封猶太人研究有關。這是因為，在當年哈佛大學的會議之後，與會的中國學者對該主題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認識，一致認為應該加強這一研究。然而，有鑑於當時中國從事猶太文化研究的學者十分有限，研究應該有所「分工」。因此，我決定側重對古代在華猶太人的研究，而上海的研究人員則側重近現代在華猶太人──特別是上海猶太人──的研究，以求最大限度地利用現有的人力資源。正因如此，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我基本上有意識地不涉及（主要指不撰寫）近現代在華猶太人的研究。但是我對這方面的關注從未減少，在教學中更是一直包括這部分的內容。不僅如此，在偶然情況下，還是陸陸續續發表了若干與近現代在華猶太人有關的論文，諸如：
1994年，從猶太友人處意外收集到哈爾濱猶太人的資料，於是撰寫了〈哈爾濱歷史上的猶太人〉一文（發表在《遼寧師範大學學報》，第1期〔1995年〕，頁102-111）。這應該是中國國內最早發表的相關論文之一。
1999年，在史丹福大學的訪問，讓我有機會一訪知名的胡佛檔案館，並利用當時無意間發現的資料，撰寫了〈50年代後期中國境內猶太人情況綜述〉一文（發表在《遼寧師範大學學報》，第3期〔2000年〕，頁100-104）。
2000年，應香港猶太社團的邀請，參加彼處召開的一場國際會議，以及與若干香港猶太社團人士的直接接觸與來往，催生了〈香港猶太社團歷史研究〉一文（發表在《江蘇社會科學》，第4期〔2000年〕，頁102-111）。
2002年，我所領導的南京大學猶太文化研究所，在南京舉辦了「猶太人在華散居國際研討會」，三十餘名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與十餘名中國國內的學者，進行了深入的交流。
不斷收到的約稿，也讓我撰寫與發表了數篇與該主題有關的英文長文。例如：“Jewish Diaspora in China”（In Encyclopedia of Diasporas, eds. by Melvin Ember, Carol Ember and Ian Skoggard (New York: Kluwer Academic/Plenum Publishers,
2004), pp. 152-164），以及“Jewish Diaspora in China and Their Contributions”（Nanda Review, 1: 1 (Winter, 2009), pp. 144-162）等。
最後，當然就是本書的撰寫與出版，這更是因為一幸運的「意外」所致。2013年，我收到臺灣臺大出版中心的出版邀約。其誠懇的態度不僅令人感動，而且觸動了一直藏在我心靈深處的想法──是該將多年來在這一課題上的積累撰寫成書了！於是我沒有片刻猶豫便欣然接受了邀約，撰寫工作隨之展開。只是，2014年夏天，在大規模線上課程（MOOC，以下簡稱「慕課」）風靡全球之際，南京大學要求我參與校方錄製慕課的教學活動，為我設計的課程內容定為「現當代猶太人在華散居」。據說該課程的題目是國際慕課平臺Coursera的CEO所提出來的。作為南京大學第一批推向國際平臺的慕課之一，校方要求我直接以英語錄製。為此，不得不暫時擱下手中的書稿，投入慕課的製作。該年歲末，慕課錄製完成，隔年3月18日正式上線Coursera。據說，該課程每次上線有近萬人同時選修，足以慰藉我先前投入的精力和時間。此後，完成書稿的撰寫便成了第一要務，再經過一番努力，終有今日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本書。
囉囉嗦嗦寫了上面的一大串文字，其實想表達的無非是：猶太學研究以及猶太人在華史研究，對我而言實在是一種歷史的「奇遇」。這一奇遇不僅神奇、美妙、不可思議，而且使我的學術生涯變得無比充實、豐富多彩，並具有前所未有的意義。
最後，還想說幾句與本書直接相關的話。
「近現代猶太人在華散居研究」是一極具意義的研究課題，既與猶太史密切相關，也與中外交往史、中華民族與猶太民族關係史有關，是一跨學科的研究課題。
眾所周知，猶太民族自西元初年就被趕出了自己的固有家園，浪跡天涯，流散在世界各地，成為一個「散居」的民族。研究猶太人流散的歷史，對猶太史研究極其重要，而猶太人在華散居的歷史自然是猶太人流散史的有機組成成分，若缺失該部分，則猶太史將不再完整。這也是舉世猶太人──無論是學者或是一般民眾──都對這一課題表現出極大興趣和強烈關注的原因。
其次，中華民族與猶太民族是世界上兩個具有悠久歷史的民族，在文化傳承和影響方面有許多相似之處。然而，由於這兩個民族分居亞洲大陸的東西兩端，相隔萬水千山，在交通不發達的過去，直接的交往可說基本闕如。加上中華民族素有固守疆域之傳統，近代以前，鮮有主動外出與猶太民族來往的實例。因此，猶太人入華就成了兩個民族接觸和交往的唯一歷史契機。
儘管已有史料證明猶太人入華、生活在中國人間的歷史已逾千年，特別是知名的開封猶太社區的存在更是證明了這一點，然而，兩個民族卻從未有任何知識上的交流和人員的實質交往，或者應該說當時的中國人並不知曉何謂猶太人。歷史上，中國將猶太人──特別是生活在開封的猶太人──稱為「挑筋教」、「藍帽回回」、「朮忽」，且事實上，在千年的時間內，中國沒有人意識到開封猶太人與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猶太人是同宗同教。一直到了19世紀末，出訪異域的中國人才真正開始了解到何謂猶太人，以及他們與開封猶太人之間的關係。其中，最早從學術的角度介紹開封猶太人的學者是清代知名的歷史學家洪鈞。他1887年出使德國，在歐洲接觸、了解了猶太人。回國後，他在〈元世各教名考〉一文中，簡述了何謂猶太人以及猶太人在華的歷史。因此，中華民族與猶太民族之間具有實質意義的直接交往，應該「歸功」於自鴉片戰爭中國實行「門戶開放」政策以來入華的猶太人，正是他們的到來開啟了兩大民族直接交往之歷史，拉開了我們了解和關注猶太民族之序幕。而中國的現代城市，如上海、哈爾濱、天津等的發展，更是離不開入華猶太人的貢獻。以上一切的一切，正是研究近現代來華猶太人歷史意義之所在，也是本書撰寫之初衷。
任何一部作品的完成和出版，作者總是有許多感激的話要說，有許多人士要感謝。在本書付梓之際，首先要感謝臺大出版中心的邀約。感謝南京大學的寬容與支持我在這一課題上的研究。感謝我的家人，特別是夫人孔德芳女士的支持和在生活上的照顧，使自己能夠潛下心來完成這一寫作任務。當然，最需要特別感謝的是本書編輯蔡忠穎先生，沒有他一絲不苟的編輯，本書絕不可能以現在的面目問世。
是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