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我國歷代之政治思想，向持「人不犯我，我不侵入」之態度，以「保境安民」為上策。明太祖雖以武力平定全國，然奠定統一之規模後，即從事於政治上之建設，絕不思無故用兵異域，且垂示子孫，以無故用兵異域為戒。例如洪武二年諭云：「四方諸夷，皆阻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他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來撓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犯，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但胡戎與西北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皇明祖訓箴戒章）並列不征諸國，已明示之。於此可見明初國防在正北西北，而不在東南西南，對於東南西南諸國，則不過示以羈糜而已。
洪武七年，太祖因暹羅番商詐貢，詔中書禮部曰：「古者中國諸侯於天子，比年小聘，三年一大聘，九州之外，番方遠國，則每世一朝，其所貢方物，不過表誠敬而已。高麗稍近中國，頗有文物禮樂，與他番異是，是以命依三年一聘之禮，彼若就每世一見，亦從其意。其他遠國如占城、暹羅、西洋瑣里等處新附國土，入貢既煩，勞費甚大，朕不欲也。今遵古典而行，不必煩貢，其移文使諸國知之。」（殊域周咨錄卷八瑣里古里）言雖如此，然四方朝貢者不絕。自永宣間鄭和屢使西洋諸國，宣示明廷威德，來者益眾，而日本尤為恭順。查繼佐云：「永樂初，詔太監鄭和等率舟師三萬下西洋，日本國王源道義者，遣人來貢，并縛獻犯邊者二十餘人。上即令其使人治之，置甑中無死。」（罪惟錄卷三十六日本傳）則其時威勢之隆，可以想見。
因明初對於海外諸國，皆以共享太平為目的，故其對於諸國間一切非禮紛爭之事，莫不持公正和平之態度，以抑強扶弱，而負其國際仲裁之責任。然此種義舉，必須有堅固之政府，始克奏功，故欲安定各國，必自安定中國始。洪武三年以平定沙漠，頒詔海外諸國曰：「自古為天下主者，視天地所覆載，日月所照臨，若遠若近，生人之類，莫不欲其安土而樂生。然必中國安而後四方萬國順附。元君妥懽帖木兒荒淫昏弱，志不在民，天下英雄，分裂疆宇。朕憫生民之塗炭，興舉義兵，攘除亂略，天下軍民，共尊朕居帝位，國號大明，建元洪武。前年克取元都，四方底定，占城，安南，高麗諸國，俱來朝貢。今年遣將北征，始知元君已沒，獲其孫買的八里刺，封為崇禮侯。朕倣前代帝王治理天下，惟欲中外人民各安其所。又慮諸番僻在遠方，未悉朕意，故遣使者往諭，咸使聞知。」（明史卷三百二十四爪哇傳）此種「己立立人，己達達人」之抱負，實為我國國民世傳之俠義精神。保持信義，一體同仁，共享太平，為其最高之理想，絕非利其土地人民如後世帝國主義者之所為。鄭和之出使即所以貫澈上述之主張者也。
近世以來，帝國主義者侵略之風盛行，弱肉強食，爾詐我虞，一般弱小民族，幾全為強大民族所併吞。毀滅其城池，殺戮其人民，損人利己，慘無公理，我國抑強扶弱之風，邈焉無聞。茲者日本帝國主義者變本加厲，益肆其侵略之狂燄，既奪我朝鮮，割我台灣，又欲侵占我全國，以遂其大陸之政策，擾亂世界之和平，蔑視人類之信義。我政府實逼處此，乃與同盟諸國，起而抵抗，剷除侵略之野心，發揮互助之公理，以自力更生之信念，奠定人類之和平。緬懷鄭和出使之往事，當益知所自勉也已。
余承潘公展印維廉兩先生之約，為勝利出版社撰鄭和傳一書，初稿既竣，適金兆梓先生有北碚之行，余約飲於蘆溝橋路之寓廬，金先生見余案頭有鄭和材料，因屬再為中華書局另撰一稿。因就前稿所未備者，復為此編。余兄鶴春先生亦來函云昆陽李縣長有修葺鄭和祖塋之舉，並請於袁藹耕先生刊其尊翁袁樹五先生馬哈只碑跋，而藹耕先生復屬余兄為跋於後，亦可謂能崇敬先賢者矣，并書之已告讀者。至本書疏舜舛謬誤之處，仍希讀者有所指教焉。
民國三十三年七月七日浙東鄭鶴聲謹識于北碚寓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