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拒絕遺忘：一代人的歷史責任──張先癡《格拉古夢魘》
張先癡先生在出版了《格拉古軼事》、《格拉古實錄》兩書以後，又寫出了這本《格拉古夢魘》。他在來信裡告訴我，寫《軼事》時視力已經衰減，《實錄》是在半失明下勉力寫成，這本《夢魘》就只能自己口述，由朋友記錄、整理了。這可以說是拼了命也要寫出他所經歷的一切：這是為什麼？張先癡先生在書中談到一位難友李盛照，他「終其一生力圖追問大饑荒的真相」，「始終如一地抗爭」，「戴著二十斤的腳鐐在兩米見方的黑監中，一關就是七年」；在出獄以後的這幾十年也一直念念不忘「還原歷史的真相」。直到二○一三年十一月的一天，還打電話給張先癡，商量如何進行，第二天就意外離世了。張先癡大為震動，發誓要「為這位偉大的朋友與他的未盡之願著落筆墨，也許就像李盛照的一生：作為一種反抗」。張先癡深情地寫道：「眼看身邊的難友一個個棄世而去，他們中每一個人作為那段歷史的親歷者，無一例外地都有太多的故事需要講述，否則歷史的真正樣子就會淹沒在無數的謊言中，無法辨別，無人知曉」。而歷史真相的被淹沒、曲解，也就意味著拒絕吸取歷史的教訓，拒絕對造成歷史悲劇的體制弊端進行根本改革，歷史就有重演的可能，而現實生活中的種種問題也都表明，這絕不是杞人之憂。這正是讓歷史親歷者寢食不安，死不瞑目的。拒絕遺忘，對自己和自己這一代人的人生故事作「一個完整的交代」：這幾乎成了張先癡這樣的倖存者的歷史責任。
而張先癡將他的人生故事，以「格拉古軼事」、「格拉古實錄」、「格拉古夢魘」命名，構成「格拉古三部曲」，更是意味深長。所謂「格拉古」是史達林時代的「古拉格流放所」名稱的倒寫，暗示中國的勞改所是史達林的流放所，或許還有希特勒的集中營的延續和發展。這樣，張先癡先生就將他和這一代人的悲劇置於世界範圍內加以考察，追問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極權體制（蘇聯模式，中國模式）和法西斯體制的根本問題。這就具有了一種更廣闊的視野和歷史深度。
但作為一種歷史的敘述，張先癡先生書寫的重心，還是在這一代人的人生經歷和內心世界。我讀這本《夢魘》，最感觸目驚心的，就是全書文字背後或顯或隱的恐懼感。張先癡先生說，他「努力回想幼兒時期記憶的起點，探尋能記起的最早的事，竟然多多少少都帶著些恐怖」，例如在火盆邊烤火，圍兜被引燃，嚇得大哭；父親買給自己的氣球突然爆炸，又嚇得大哭，等等。接著就是抗戰中的逃難，躲警報；國、共兩黨內戰，兵荒馬亂中的逃亡，時刻感到死亡的威脅。參加革命以後，首先遇到的卻是父親的被槍殺，儘管劃清了界限，但想到父親曾有過的「自己將死無葬身之地」的預言，仍然在暗地裡失聲痛哭：這是他第一次面對革命的恐怖。但萬萬沒有想到的是，當他參加土改運動，自己卻成了恐怖的製造者：他用手槍敲打一位老地主，看到「老人那張因飽受驚恐而發抖變形的臉」，自己也感到驚恐不安。而在涼山執行任務時，為了威懾彞族而炫耀武力，看到「全體頭人立即撲倒在地，渾身顫抖哆嗦不已」時，甚至覺得自己也成了「妖魔」。以後的事情更出乎意外：一九五四年肅反運動以後，中共中央一紙決定，把自己這樣的「直系親屬在運動中被殺的人」（內部稱呼為「血仇分子」）一律從要害部門逐出，張先癡從軍隊轉業地方，從此，專政的利劍高懸頭上，恐怖也就如影隨形。無論是打成右派，還是送進勞教隊，都落入「控制得嚴絲密縫，少有疏漏，而且有嚴厲的監控、懲治機制」的「天羅地網」之中，惶惶不可終日，沒有任何安全感。張先癡曾經試圖逃跑，最後還是收入網中，陷入更大的恐懼之中。（參看錢理群：《一個人的命運及其背後的社會體制的整體運動──對張先癡的〈格拉古軼事〉的一種解讀》）直到文革結束，張先癡回歸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但在內心深處，恐懼依然存在，「睡夢中經常會出現受苦刑，甚至被宣判死刑的恐怖場面」。這不僅是「苦難記憶仍在心底發酵」，更是現實的存在：專政的利劍依然高懸在每一個堅持獨立思考者的頭上。張先癡本人就是因為執意要恢復歷史的真相，再次被「請進」員警機關談話，繼續處於街道上的協警員的嚴密監控之中：無論是談話，還是監控，都是在製造恐怖。（參看錢理群：《歷史在繼續―張先癡〈格拉古實錄〉序》）這樣，恐懼、不安全感，就成了極具極權體制特色的精神現象，張先癡終生無法擺脫極權體制的控制，因此他說自己「生命的基調就是恐怖」。問題是，這樣的飽含血淚的人生總結，並不僅僅屬於張先癡先生個人，而是包括我自己在內的我們這一代人（或許還是幾代人）的歷史命運。我現在終於明白，張先癡先生以「格拉古夢魘」作為本書的書名的深意了：這是宿命，我們至今也還沒有走出「夢魘」。這是不能不讓人悚然而思的。
引發深思的，還有張先癡筆下的家庭故事，他對父親、母親和妻子的回憶。這是本書最為驚心動魄之處，也是我讀了最感共鳴之處。我和張先癡都出身於國民黨高級官員家庭，都經歷了國共兩黨分裂下的家庭分裂和生離死別；但張先癡的家庭悲劇卻遠比我家慘烈。和我父親僅是一個技術官員不同，張先癡的父親年輕時就深深捲入了國、共兩黨之爭，他曾是一個共產黨員，後來又加入了國民黨，從一個共產主義者變成三民主義的信徒。在歷史的巨變中這樣的個人思想的變化，本屬正常；但張先癡父親的悲劇卻在於，當他選擇了國民黨，並成為其中央委員，擔任中央員警總署副署長、中統華中區負責人等要職時，國民黨建立的是「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一黨專政的政權，不僅背離了原初的三民主義理想，而且不可避免地發生腐敗，最後甚至連自己也幾乎是身不由己地陷入謀取私利和頹廢的泥潭之中。當兒子張先癡第一次問他，國民黨為什麼最終潰敗時，他回答說：「國民黨不是被共產黨打垮的，而是他的腐朽使自己垮掉的」。但他同時又堅信「中國不能實行共產主義」，這就走到了絕境。前文談到他發出「自己將死無葬身之地」的預言，就不是偶然的。但他萬萬沒有想到，自己的兒子卻在時代的激進思潮的影響下，其中也包括他自己從小給孩子灌輸的公平、正義等觀念的引導，逐漸遠離國民黨而傾向於共產黨。父與子的衝突不可避免地發生了：兒子一再說「共產黨比國民黨好」，父親反問道：「你對共產黨有多少瞭解？」兒子用挑釁的口氣回答說：「至少共產黨沒有特務」。這就直接傷害了被視為「特務頭子」的父親，他突然大發雷霆，吼出讓兒子以後終身難忘的一句話：「你懂個屁，他們每個黨員都是一個特務！」此時的兒子自然聽不進去，當即和父親爭吵起來。最後父親一聲命令：「你給我滾！」年僅十六歲的兒子衝出家門：父與子澈底決裂、分離了。
這是那個歷史大轉折時代的典型現象。我的一個哥哥和一個姐姐也在那個年代參加了共產黨，走上了和父親不同的道路。我的父親則在共產黨兵臨城下時，先到了臺灣，沒有來得及把滯留上海的母親和我們幾個年幼的孩子接走，隨著解放軍攻克上海，全家就此分隔在海峽兩岸。張先癡的父親本也可以從西昌機場先行撤離，但他為了尋找困在樂山的母親和全家人，毅然返回，最後滯留大陸，又被人檢舉而遭鎮壓，真的「死無葬身之地」了。
更大的悲劇卻在於，當父親被押送刑場，沿街示眾時，恰恰被此時已是解放軍戰士的張先癡看到。作為兒子的他，「唯一的想法居然是今天的下場是他罪有應得」，並立刻向部隊領導彙報，表示「絕對擁護黨和政府對父親的處理」。這樣的「站穩立場」，今天看來確實難以理解，但在那個時代，卻是自有緣由。這就談到了一個或許是更為根本的問題。我在一篇文章裡特意談到一九四九年以後大陸意識形態和體制一個最大特點，就是要改造人的思想；而對張先癡和我這樣的出身於「反動家庭」的人，思想改造的核心是要和「反革命父親」劃清界限；而所謂「劃清界限」就是「從靈魂深處，把血肉相連的父親形象挖去，最後一點親情也要遺忘殆盡，換上一個外加的『反革命』惡魔的身影，從而將愛轉化為恨，自動地向父親潑髒水」，「這無疑是一種強迫，因為劃不清界限本身就有被劃出人民的圈子，成為專政對象的危險」，「但還要將強迫變成自願：製造種種理論，把劃清界限崇高化」，什麼「大義滅親」，「為革命犧牲」，「在階級社會裡，父子關係首先是階級關係」等等。我們這些人就是在體制的威懾和革命倫理的蠱惑下，半是被迫、半是「自覺」地和父親「劃清界限」，無情地傷害養育自己的父母，也喪失了最基本的人性！（《我的家庭回憶錄》「代前言」：《遺忘背後的歷史觀與倫理觀》）這才是我們這一代人最恐怖的記憶，這才是真正的「中國特色」：不僅要對人進行行動的控制和肉體的摧殘，而且要控制其心靈及思想，進行精神凌遲，最終使其成為黨的馴服工具，以實現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的大一統。這可以說是中國的「格拉古」極權體制對史達林的「古拉格」極權體制與希特勒的法西斯極權體制的一個「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創造性」發展吧。
我們的討論還可以再深入一步：女性的力量在哪裡？在我看來，這主要是人性的力量：女性是人性的真、善、美的集中體現。於是，就注意到，在張先癡的苦難記憶裡，始終有一些「好人」存在，本書的敘述裡，除了母親、妻子，也還有許多關於同學、難友的美好回憶。如他自己在《格拉古軼事》裡所說，「支撐受難者活下去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好人的存在。在他們身上閃耀著人性的善良光芒，其魅力無窮無盡」。我在評論中也強調：「這人的天性，人的良知，是任何力量與體制也『網』不住的」，這也是我們走出「格拉古夢魘」的希望：「人還在，而人將是最後的勝利者」。（《一個人的命運及其背後的社會體制的整體運動》）。在我看來，這就是張先癡先生「格拉古三部曲」苦難記憶背後的潛在主題。
北大教授 錢理群
二○一七年三月七日－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