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京派的復歸
黃錦樹
文革落幕後的十年間，大陸文學爆炸，能手名家輩出，佳作如林。人民共和國肇建後迄文革結束間，將近二十年的禁錮，那被壓抑的復返，氣勢頗為驚人。台灣這裡，原以為戒嚴-美援體制下，三十年的政治高壓裡已隱然超前的華文現代文學，十年左右就被趕上，甚至快速被超過。尤其是小說――現代詩也許除外。八0年代末，也是我們這代寫作者的「學習時代」，得同時面對三重衝擊:在地的、西方的、大陸的。波赫士、馬奎斯、卡夫卡、昆德拉、福克納……等巨匠展示的現代「奇淫巧技」，在對岸都不難找到比台灣更豐富的轉換，「革命」的種種歷史苦難快速被轉化為文學的養份。在那龐大華麗的文學劇場裡，汪曾祺無疑是相對簡素而平淡的，但它意味深長，象徵意義也不尋常。雖然1987年後經由選集(尤其是西西和鄭樹森為洪範編選的六冊「八十年代中國小說選」)和套書(新地、林白、聯合文學等出版社)大規模的引介，但台灣的讀者恐怕不太清楚箇中系譜，尤其汪曾祺那樣的路徑，好像沒有很明顯的現代感。但有識之仕很快就會認識到，某種可貴的事物回來了。那開啟於新文化運動，經由數個世代的努力，經由戰爭、亂離、革命的重重考驗，重新萌發於價值的廢墟。簡而言之，那可以說和革命崇高美學大異其趣的「京派」[1]的歸來。
身為沈從文西南聯大最傑出弟子的汪曾祺，1920年出生，很少人會注意到他是張愛玲的同年人[2]。29歲那年(1949)方出版第一本小說集《邂逅集》，之後的二十多年間就很不順利了。歷經共和國的種種政治動蕩――被劃為右派，奉命參與樣板戲的編纂，小說的寫作非常零星。一直到文革結束、改革開放，1980年發表大獲好評的〈受戒〉，1981年的〈異禀〉、〈大淖紀事〉、〈歲寒三友〉均是佳作。但1980年的汪曾祺已經六十歲，一直到他過世的1997年，他生命最後的十七年，也是大器晚成的他寫作的豐收季[3]。那是他的幸運，不像長他十八歲的老師沈從文，改革開放後基本上已然被「剪翼」，無法再寫作小說。餘生都在寫作的汪曾祺，1980、81年復出時，風格已然成熟，甚至定型，視風格如人格的汪老，也不需要甚麼變化，而是完成它、把它醇化。
八0年代「目無餘子」的台灣文壇寵兒張大春曾推許汪曾祺「隨手出神品」，稱許他是新文學運動以來，「堪稱極少數到接近唯一的一位寫作『中國小說』的小說家。一位深得筆記之妙的小說家。」[4]這話雖然有點誇張，卻清楚指出汪曾祺的小說路徑之異於西化的時流，他更傳統。張大春舉的例子是古代筆記小說，汪曾祺曾舉出歸有光簡潔文體對他的深刻影響[5]。
相較於結構緊密的現代小說，汪曾祺的小說卻以鬆散、隨意為標榜。這些技術性層面的事務，他自己深具自覺，也曾多次談及。他主張以「節奏」替代結構，強調小說結構的「無跡可尋」，甚至說:「小說的結構的特點，是，隨便。」「寫小說就是要把一件平平淡淡的事說得很有情致。」[6]故意泯除小說與散文的界線，譬如〈《汪曾祺短篇小說選》自序〉(1981)寫道:
我的一些小說不太像小說，或者根本就不是小說。有些只是人物素描。我不善于講故事。我也不喜歡太像小說的小說，即故事性和強的小說。故事性太強了，我就覺得不太真實。……
我小說的另一特點是:散。這倒是有意為之。我不喜歡佈局嚴謹的小說，主張信馬由繮，為文無法。[7]
對語言，他要求精煉、簡潔，準確，不諱言「散文化小說的作者大都是抒情詩人。散文化小說是抒情詩，不是史詩。」[8]就他的作品和小說觀來看，汪曾祺確實可以稱做抒情詩人。這一趨向，當然是繼承廢名、沈從文而來。那種平靜、簡淡的文字風格，歷經時代的考驗後，更意味深長。以隨筆的方式寫小說，不愛嚴密的佈局、不愛藉由小說思辯、不重視故事性，或許因為這樣，汪曾祺全集裡的散文(王冊)，數量倍於小說(兩冊)。那許多散文，也常富於詩的意味。
概觀《茱萸集》裡的小說，好些汪氏名篇都在裡頭。從這些選篇，我們可以看到汪曾祺小說的一些特色。文字風格之平淡自然，渾然天成之外，可以看到作者「多識鳥獸草木之名」，有著豐富的生活情趣。對市井生活、民間匠人的生活世界觀察細膩，如〈雞鴨名家〉之細寫「照蛋」、炕雞子、趕鴨；〈七里茶坊〉的掏糞、〈大淖紀事〉的錫匠，〈受戒〉的和尚才藝和「名士風流」、〈異禀〉中的中藥店切工等。幾乎每一篇都會涉及一兩種「雜知識」，對世間玩好、吃食的興趣，更別說原屬文人的詩書畫，是汪曾祺小說和散文趣味的來源。活潑的感知，高尚的品味，信馬由繮的文筆，體現出一種精神上的悠遊。這方面，與他同輩的林斤瀾(1923-2009)和陸文夫(1927-2005)，都有相近之處。
我們可以用兩個小說篇名來概括汪曾祺小說的兩個方面，一個是異稟，另一是鑒賞家。就他對生活，及對書寫對象的態度，可說是個鑒賞家；而他小說主人公，常是具有「異稟」的市井人物。這些小人物其實多是「小鎮畸人」，而其所謂「異稟」者，〈異禀〉中有言，「市井之人，凡有走了一步好運的，也莫不有與眾不同之處。必有非常之人，乃成非常之事。」雖然在〈異禀〉中的「異稟」的展現是反諷的，但凡可記可述者，都有其異於常人處。或本領，或機運，或個性，或天賦……常常帶有幾分傳奇的意味。如〈八千歲〉的米店老闆八千歲(勤奮但極其吝嗇)，末落世家子弟宋侉子(敗家，但有情有義)，軍人兼綁匪八舅太爺的綁架，卻也改變了八千歲過於苛刻的價值觀。
在汪曾祺的作品裡，有時可以看到沈從文抗戰時期的教誨，即企圖藉由小說「發現與重造民族品德」[9]，也就是把美與善結合，藉由美通向善。如宣揚義氣的〈歲寒三友〉、和改寫傳統知音論的〈鑒賞家〉就很有代表性。前者為拯救落難的友人賣掉視若珍寶的、明代的三塊田黃石章；後者是畫師和水果攤販之間的惺惺相惜。又如〈受戒〉的小和尚和女孩之間「好男好女」的「思無邪」之愛，純真之善。再如彷彿是重寫沈從文〈邊城〉的〈大淖紀事〉，比〈邊城〉多了些暗黑元素；但那作為考驗，反而讓男女主人公之間的情感比〈邊城〉更貼近人世，彰顯堅毅之美。
《茱萸集》是汪曾祺為台灣讀者編選的，也可以說是一種特殊的自選集，像是給台灣人的一個禮物。編選時是1987年，也就是說，汪曾祺最後十年的小說都沒有在這本集子裡。是書初版於1988年，那時汪曾祺已68歲。從台灣的中文書寫脈絡來看，1987年台灣解嚴，「去中國」的歷史進程強勢啟動。之前一年(1986)，歸僑李永平甫出版他歷時八年，深獲好評、以「苦心淬煉出的清純的中國文體」寫就的「中文現代主義」代表作《吉陵春秋》，但因為沒有生活口語及相關「生活世界」的支援，相較於汪曾祺得地利之便的明淨文體的自在隨意，反倒顯出幾許孤立無依的悲涼感。
[1] 五四以來，把傳統抒情詩的美學成功的轉化進現代文學寫作的一個流派，從周作人、朱光潛以迄廢名、沈從文，是一種迥異於革命文學的路徑。
[2]
張愛玲成品當然比汪曾祺早得多，汪的重要作品都還沒寫出，張已是經典作家；汪「復出」，忙著藉寫作以搶回失落的時間時，張基本上已沒有甚麼重要作品。兩人的文學交回，也許只有一回。1987年張愛玲看了聯副刊出的〈八千歲〉，兩年後寫了篇回應〈草爐餅〉(原刊於聯副，1989/9/25，曾收入皇冠版《對照記》，但該書沒註出原刊資訊。)，針對的不是文章，而是回憶――她年輕時在淪陷區上海聽到的叫賣聲，一直以為是「炒爐餅」，試吃過，無甚滋味。「戰後就絕跡了。似乎戰時的苦日子一過去，就沒人吃了。」(張愛玲，《重訪邊城》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2:163)
[3]關於汪曾祺的生平，見陸建華，《汪曾祺傳》(江蘇文藝出版社，1997)
[4]張大春，〈隨手出神品――一則小說的筆記簿〉《小說稗類》卷壹，聯合文學，1998:146。
[5]〈談風格〉《晚翠文談新編》三聯書店，2002:66-67。
[6]〈小說筆談〉《晚翠文談新編》27,28。
[7]《晚翠文談新編》305。
[8]〈小說的散文化〉《晚翠文談新編》33。
[9]〈小說的思想和語言〉《晚翠文談新編》41
序
題記
汪曾祺
「小學校的鐘聲」一九四六年在《文藝復興》發表時，有一個副題：「茱萸小集之一」。原來想繼續寫幾篇，湊一個小集子。後來不知道為什麼沒有寫下去，於是就只有「之一」，「之二」、「之三」都無消息了。現在要編一本給台灣鄉親看的集子，想起原擬的集名，因為篇數不算少，去掉一個「小」字，題為《茱萸集》。這也算完了一筆陳年舊帳。
當初取名《茱萸小集》原也沒有深意。我只是對這種植物，或不如說對這兩個字的字形有興趣。關於茱萸的典故是大家都知道的。《續齊諧記》：「費長房謂景桓曰：『九月九日，汝家有災，急令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系臂，登高，飲菊花酒。』」王維的詩也是大家都知道的：「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我取茱萸為集名時自然也想到這些，有點懷舊的情緒，但這和小說的內容沒有直接的關聯。如果讀者於此有所會心，自也不妨，但這不是我的本心。
我是江蘇高郵人。關於我的家鄉，外鄉人所知道的，大概只有兩件事。一是出過一個秦少游；二是出雙黃鴨蛋。一九三九年，到昆明考入西南聯大，讀中國文學系，是沈從文先生的及門弟子。離校後教了幾年中學。一九四九年以後，當了相當長時間的文學刊物的編輯。一九六二年起在北京戲院擔任京劇編劇，至今尚未離職。
我一九四○年開始發表作品，當時我二十歲。大學時期所寫詩文都已散佚。此集的第一篇「小學校的鐘聲」可以作為那一時期的代表。這篇東西大約寫於一九四五年。一九四八年，我在巴金先生主編的文學叢刊中出過一本《邂逅集》。以後寫作，一直是時斷時續。一九六二年出過通本《羊舍的夜晚》。一九八二年出過一本《江曾祺短篇小說選》，一九八五年出過小說集《晚飯花集》。近期將出版談創作的文集《晚翠文談》、《汪曾祺自選集》。散文尚未成集，須俟明春。
我的小說在中國當代文學中可以視為「別裁偽體」。我年輕時有意「領異標新」。中年時曾說過：「凡是別人那樣寫過的，我就絕不再那樣寫。」現在我老了，我已無意把自己的作品區別於別人的作品。我的作品倘與別人有什麼不同，只是因為我不會寫別人那樣的作品。
我希望台灣的讀者能喜歡我的小說。
一九八七年八月下旬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