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退的時代：從梁啟超的憲政到《新青年》的民主

自序 「卻顧所來徑」──關於《倒退的時代》

【輯一 梁啟超：二十世紀憲政時代的開啟】
一九○一年梁啟超立憲初步
共和何以備受專制之苦
革命、製造革命和反革命
清末的種族革命和政治革命
梁啟超為什麼反對學北美
立憲派的民主路線圖
「政治倫理」究為何物
暌違任公一百年：革命壓倒立憲
且看清末之「人大」
一九一一 or 一九一三：國會期限博弈
立憲請願運動百年祭
辛亥革命何以成為顏色革命
「只問政體，不問國體」
清政府最後的時間表
辛亥歧途：共和與立憲的兩歧（一）
辛亥歧途：走向共和還是走向立憲（二）

【輯二 「黃金十年」：清末立憲敘事】
清末立憲的海外設計
梁任公立憲思想的反覆
「二十世紀之中國，改而為立憲政體」
從新政到憲政（一）
從新政到憲政（二）
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風波
五大臣出洋考察（載澤）日記讀
立憲國策的形成與出臺（一）
立憲國策的形成與出臺（二）
官制改革：清廷預備立憲的第一道作業

【輯三 倒退的時代：《新青年》批判】
清末與民初的兩種政治學
民主與專制的百年迷途
憲政視野中的「民主的專制」
「德先生」與惟民主義
民主的弔詭
什麼是「真的民主政治」
當民主不需要法的制約
文學為什麼要「德莫克拉西」
個人權利不需要民治主義
民治主義如何走向極權
「國民總意」析
政黨政治還是「國民政治」
新文化中的「個權」旁落
道德豈分新舊
法無可恕，情有可原
《新青年》精神初始
《新青年》第一期的法蘭西情懷
《新青年》啟蒙中的科學之蒙
《新青年》的言論自由是什麼
北大兩教授作文造假《新青年》
「討論學理之自由權」
一次不對等的師生交手
新舊衝突中的犧牲品
《新青年》五卷四號「戲劇改良」批判（一）
《新青年》五卷四號「戲劇改良」批判（二）
五四是一個「劃」時代

【輯四 倒退時代中的自由主義背影（一）：徐志摩思想肖像】
詩與情之外的徐志摩
三一八那「十三齡童的熱血」
穿刺蘇俄「新教育」
面對「狄克推多」
詩人為何不受蘇俄的騙
歷史何以空前
詩人在二十四歲以前
「抱殘守闕」爭自由
「我現在戴我的手套去」
「我是恭維英國政治的一個」
自由主義的「眾妙之門」
志摩註定不主流

【輯五 倒退時代中的自由主義背影（二）：沉浮周德偉】
不讀《新青年》的周德偉
新生南路三段十六巷一號（一）
新生南路三段十六巷一號（二）
隱於胡適《從〈到奴役之路〉說起》之後
「自由立茲」
儒家、自由主義與知識份子
儒學與自由主義的中道
一個儒家自由主義者（一）
一個儒家自由主義者（二）
「蔣先生愛國，汪先生愛民」

【附錄】
憲政與民主的政治秩序
清末正派，五四歧出──二十世紀初的「新傳統主義」與「反傳統主義」

 

自序

「卻顧所來徑」──關於《倒退的時代》

邵建

　　這是本書的「內容提要」：從觀念史的角度審視二十世紀前期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或人、或雜誌、或運動。它關注的是二十世紀的歷史何以高開低走，一再步入歧路。從梁啟超清末憲政到《新青年》聲張民主，是二十世紀思想史和政治史的一個蛻變。其結果憲政曇花一現，民主錯局百年。歷史不但沒有推進，反而以進步的名義倒退。出於這樣一種體認，本書對清末、民初這兩個歷史段落從憲政主義角度加以解讀，試圖從正反兩面呈現清末歷史之正脈和民初新文化運動之病象，並探究其病原。另外，本書特別敘寫五四之後兩個特殊的知識人（徐志摩與周德偉），以展現歷史倒退時代中的自由主義思想風貌。

　　本書文字大抵是政治性的歷史評論或歷史性的政治評論（它是二○○七年以來專欄文章的結集）。從時間上，它寫於《二十世紀的兩個知識份子：胡適和魯迅》與《瞧，這人──日記、書信、年譜中的胡適》之後，大致止於二○一二年底。其時寫作的注意力已經從胡適和魯迅轉移到誕生了胡適和魯迅的那個時代，即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時代。還是在作胡魯批判時自己心裡就清楚，有關胡魯的寫作，只是一個驛站，肯定還要往前走。既然以胡適為代表的「胡文化」和以魯迅為代表的「魯文化」對二十世紀（尤其是這個世紀的年輕人）產生了如此重要的影響，那麼，這一切又是如何發生的呢。從溯源的角度，時間必須往前。苦難的世紀已經過去，但過去的苦難卻沒有隨著世紀的結束而遠去。站在二十一世紀的開端，那走過來的血與火的一百年，僅僅追溯到胡魯那裡是不夠的。我無法繞開誕生了胡魯亦成就了胡魯的那個時代，那個一直被我們尤其被大學中文系和現代文人視為一個現代經典的時代，後來者甚至給它賦予了一個帶有濃厚精英意味的名字：啟蒙。這個詞至少獲得過魯迅的認同，一九三○年代，在談及自己為什麼做小說時，魯迅說：「我仍抱著十多年前的『啟蒙主義』，以為必須是『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至於胡適，則把新文化運動徑自稱為中國的「文藝復興」了。

　　新文化運動，抑或《新青年》，二十世紀以來，一直獲得正面的肯定，已經形成了強大的歷史慣性，而且後來我們的政治體制乃至學術體制，更把它視為二十世紀現代史（包括現代政治史、現代文化史、現代文學史和現代思想史）的開端。但，這樣一個開端，問題的嚴重似乎超過我們的想像。大約是兩年前的一次會議，涉及新文化運動和傳統文化等話題，會後和朋友聊天，針對會上有些人對傳統文化的抨擊和對新文化的擁戴，我說新文化運動主要做了兩件事，一件是全面否定了最不壞的傳統文化，一件是引進了最壞的布爾什維克文化。當然，這是觀其大略，它其實也做過一些其他的事，比如推廣白話文、紹介各種西式思想。但，對西方各種思想的傳播，十年以前，梁任公幾乎以一人之力在《新民叢報》上就拔了頭籌；正如白話文作為一種語言現象，清末也已經事實上存在著了。但，真正對二十世紀產生難以估量的負面影響，還是新文化和《新青年》的那兩件事。一味惟新是求，所以對舊的傳統必欲宮之；同樣是一味惟新是求，又對所謂最新式的蘇俄文化全面擁抱。結果，陰差陽錯，歷史居然兌現了新文化和《新青年》的訴求。一個世紀下來，對傳統文化的持續性的否定，以致我們今天的日常生活因其傳統的斷裂而糜爛不已；同樣，蘇俄文化卻利用當時傳統文化被否定後的真空，趁虛而入，就勢而長，最終制度化了我們整個國家與社會，以迄於今。

　　這就是《新青年》，這就是新文化。當時對傳統舊文化和蘇俄新文化，《新青年》的態度與方式都很決絕：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然而，由它所立、由它所流、由它所行的那種文化，尤其是它對那個時代和青年的吸引，似乎就註定了我們源遠流長的今天。今天，就我本人而言，還是在胡魯寫作時，已經就有了對新文化和《新青年》的判斷，決定胡魯完成後往前伸，從觀念史或思想史的角度，探尋二十世紀災害之源。當然，反思五四和新文化，知識界已經有了一個很好的開始。朱學勤先生談五四的兩個病灶（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是為點穴，發人深省。但新文化運動標舉的「德先生」和「賽先生」，尤其前者，問題更形嚴重。民主與科學成了兩面世紀招搖的大旗，後一面旗子經常變相為科學主義姑不論，它的民主後來成為一代代青年為之拋頭顱灑熱血的政治目標。其弔詭在於它所鼓吹的民主恰恰可以導向極權。這不僅是邏輯，也是歷史。固然，邏輯未必必然兌現為歷史；但，吾族有幸，一謝蘇俄、二謝日本、三謝二戰後執政的美國民主黨，一連串的陰差陽錯，歷史居然兌現了《新青年》的民主邏輯。面對這位極權主義的「德先生」，不但《新青年》的宣導者始料未及亦無能料及；就是今天，民主作為這個古老民族的政治訴求已曆百年，但能意識到它可以導往極權且《新青年》的民主正內含著極權主義的基因，不知識者會否稍多。

　　「抗日戰爭爆發，已經是啟科學與民主之蒙的五四運動之後十八個年頭了。五四運動前後中國文化界和思想界已經產生了魯迅、胡適等一大批啟蒙運動的先驅和大師。當我還是中學生的時候，最先讀到的是魯迅、巴金、曹禺等人的文學作品，只不過是在朦朧中接受了些反帝反封建的初步啟蒙。當時，我確實是像剛剛從愚昧中初醒來一樣，啊，幾千年的歷史原來是一部人吃人的歷史！一百年來受列強欺凌的中國人都還像阿Q一樣的無知和無助！幼小的心靈被震撼了，暗暗想要做一個『初醒者』，去喚醒尚在睡夢中的人的人。」這是《炎黃春秋》二○一二年第二期的一篇文章，題目是《我感知的啟蒙、新啟蒙、再啟蒙》，作者為原新華社總編室副總編輯穆廣仁。我無意唐突年邁的穆先生，僅從這段話來看，「幼小的心靈」只是無知，並非蒙昧。但，偏見比無知距離真理更遠。恰恰是新文化運動那種所謂的啟蒙，以其自身巨大的偏見，致人入蒙。且不說反帝，原是蘇俄操縱下的反英美；反封建，中國兩千年壓根就不是封建是皇權。我華三千，其歷史能僅僅化約為吃人嗎（這倒是新文化澈底反傳統的理由）。它即使是一種歷史洞見，但同時更是偏見，如果歷史在它眼裡僅僅是「吃人」的話。至於民主，鼓吹者更多是連自己都不知其害的一種宣傳。因此，這種利用一把名詞作宣傳的啟蒙，啟者自蒙，不蒙者被蒙。正如我幾年前對啟蒙有感而發的一段「啟蒙謠」：啟蒙啟蒙，以蒙啟蒙，蒙而未啟，歷史走錯了房間。穆先生不是個案，而是一代又一代青年在那個時代的進步表現。看看啟蒙之後的「穆先生們」都走上了什麼道路吧，歷史是人的選擇，他們每一個人其實都是二十世紀歷史成就的助力器。

　　開始讀寫《新青年》之後，偶然在學校圖書館翻閱一本中華書局出的《新史學》（第二卷），內中有一日本學者（川尻文彥）的文章，題目是《「民主」與democracy》。其中介紹了梁啟超的政體理論，由此引發我對梁氏政治學的興趣。後又接觸到他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迅即被其政治思想所吸引。於是便有意追索任公前期有關憲政的文字，結合相關史料，遂瞭解清末十二年的立憲政改。那是二十世紀現代中國的第一段歷史，也是吾族政治現代化的黃金時代。任公對我的啟發是最大的，他形塑了我對二十世紀的看法。在任公那裡，國體與政體的兩分，讓我更清楚了《新青年》政治學的弊害。在《新青年》那裡，民主是用來反專制的，這樣一種認知，流貫至今，依然主流。但，只要讀過任公，便知道，民主一詞對應的是君主，這一對概念，屬國體範疇；正如憲政與專制相對應，屬政體範疇。不要用國體問題解決政體問題，政體問題政體解決。此即解決專制靠憲政而非靠民主。民主的目標是顛覆君主，其性質是革命，而且是暴力革命。但，暴力的詞典裡沒有憲政詞條。所以任公堅主政論家不談國體，只談政體。亦即無論君主體制還是民主體制，都應當堅持立憲；否則不是君主專制就是民主專制。但，政論家如果是在君主體制下，首先就應當堅執君主立憲，不必追求國體的變換。如一欲變君主國為共和（民主）國，這已經不是改革，而是革命了。這毋寧是從歷史深處得來的經驗，很古典。國體如國鼎，宜靜不宜動，否則國體的變更會開啟暴力的機關，災害整個社會。執此之念，後來袁世凱欲立帝制，這是將共和國體複變為君主國體，梁氏依然反對。他反對的是國體頻變從而滋生覬覦國鼎的野心家；一旦政局板蕩，憲政將為泡影。不識者只謂任公多變，出爾反爾；豈不知表面的變化，正是任公奉持憲政理念的大不變。責者不諳任公政治學而已。

　　無論清末，還是民初，兩種國體之下，任公堅持的都是憲政，這是二十世紀政體改良的路徑。因此，堅持以憲政反專制，是為任公政治學。但二十世紀的歷史自任公而下則每況愈下。以新文化和《新青年》為表徵的時代開啟了二十世紀現代中國的第二段歷史。這一段歷史前承的是和任公「立憲政治學」相對立的「共和政治學」，它以與共和同構的民主理念反專制，並與革命相因應。這是對清末共和革命的蹈襲，試圖再一次以革命改變國體，以解決他們眼中的專制政體。結果推翻北洋的國民革命在蘇俄支持下獲得災害性的成功，它給吾族歷史打開了前所未有的（國民黨）一黨專制的大門。從君主專制到北洋專制到國民黨專制……，歷史按此邏輯遞延，一直延伸到今天。如果革命一次，專制一次；而且每次革命後的專制，都比前任更專制；那麼，革命是什麼？革命就是二十世紀專制複專制的產床，儘管它以民主共和的名義。惜乎哉，任公早在清末就一再指出這一點，所以他反對當時同盟會的共和革命，泣血椎心地指出，共和非但解決不了專制問題，反足以致亂。解決專制，唯有憲政。

　　「憲政」是清末十二年間最重要的關鍵字，那是二十世紀的第一個十年，是吾族華夏最具政治生機的十年。然而，革命壓倒立憲，政體改良屢屢為國體革命所摧。這革命的原動，自孫中山共和革命後，便是《新青年》的民主革命（兩者前後相尋亦同質）。自該雜誌標舉德先生的大旗之後，「民主」便取代憲政並排斥憲政成為二十世紀影響最大的政治關鍵字。「立憲政治學」和「民主政治學」不但是中國二十世紀前二十年兩種不同政治學的嬗替，更是《新青年》時代對梁任公時代的倒退。如果從解決政體專制的路徑依賴看，伴隨上述二十世紀「從君主專制到北洋專制到國民黨專制……」的歷史，正是「從共和革命到民主革命」，又言之，從舊民主主義革命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推進。革命因其對憲政的排斥，不但從來沒有取消專制，相反，專制卻因《新青年》民主內在地蘊藉著極權主義，故它最終從傳統的皇權形態激變為帶有現代性色彩的威權形態乃至極權形態。革命興，極權起，憲政亡。二十世紀的歷史在前二十年似乎就註定了它後來的走向。

　　本書面對的就是二十世紀前兩個十年，那是中國現代史的開端。當然，根據主流體制，中國現代史的開端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前則為近代史。這是歷史勝利者根據自己的需要對歷史的劃分，經不起推敲。憲政偉業，放在整個世界的大背景中，都是政治現代性的開端。它開端並率先成就於英倫，自西而東，兩百多年後，又逶迤播遷於本土。如果十九世紀末的「戊戌維新」未觸動皇權根本，它更多表現為傳統性質的變法；因而它不妨是中國政治現代性開端的前奏。但，二十世紀初的清末立憲不然，它極為內在地觸動了皇權制度本身：雖不推翻皇室，但以虛化皇權為旨歸。故清末十二年的憲政運動，正是一六八八年英倫「光榮革命」的翻版，它不獨是二十世紀的開端，也是中國現代史和現代政治的開端。開端大好，但未能終局，從孫中山的共和到《新青年》的民主，憲政不是輸給了傳統的專制，而是輸給了共和與民主。在具有普世意義的憲政、共和、民主的價值譜系中，如果共和與民主不是以憲政優先或者在憲政的框架中運行，它便可能與革命連袂，與專制接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