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剛開始籌備本書的創作時，並未打算寫成這樣，這種情況很常見。在1960年代後期，作為美國文化的史學研究者和評論家，我的職業生涯到了某個關鍵時刻，讓我覺得有必要探討一下電影作為一種藝術形式在美國文化、歷史中的作用，以及電影對其他藝術的影響。然而，當我全身心投入這一課題時，卻很快發現我採用的方法無法幫助我解決該問題的關鍵所在。無論是電影還是文化的概念都過於狹隘，作為一名研究者，必須超越為數不多的大導演和數十部所謂的經典影片，甚至超越數量龐大的電影這一整體，來試著瞭解電影作為文化傳播的大眾媒介的最大意義。
在擴大對電影的研究範圍的過程中，我開始重新定義我的文化概念，將注意力從藝術家及其作品轉移到普通民眾和他們的生活上。從這個角度來看，20世紀初美國文化場景中電影的出現，顯然對當時的文化政策和體制提出了挑戰。有關這種挑戰及其所激發的反應，成為本書所要闡述的主要內容。
為了達成這一訴求，我開始仔細審視諸多話題，包括電影技術的發明、電影觀眾的屬性和變遷、電影行業的組織和業務策略、電影院的設計和經營狀況、電影工作者的社會生活和職業生涯、政府針對電影制定的政策，以及審查團體的態度和策略、電影在美國本土和海外的文化影響力等。
在研究過程中，我試圖通過眾多已發表和未發表的資料（資料來源詳細列在本書的注釋部分，只有直接引語引注于正文中），盡可能廣泛地探索美國電影的文化面貌。我也觀看了數百部各個時期的電影，並嘗試在書中只引用這項工作開始六年以來我已經看過或再次看過的影片，只有一小部分例外。
我很清楚地意識到，那些我只花費了一個段落或頁面的筆墨進行討論的主題，客觀地說，可以進行更深入、廣泛的探討；其他一些具有相當趣味性的話題（如電影佈景和服裝設計人員對消費者口味的影響），由於篇幅所限，甚至無法進行介紹。有許多我非常仰慕的重要導演，尤其是約翰·福特（JohnFord）,約瑟夫·馮·斯登堡（JosefvonSternberg）和奧遜·威爾斯（OrsonWelles），我很希望能在書中給予他們更多的關注。
然而，文化研究的缺失，使我意識到有必要單獨撰寫一本書，內容涵蓋從1890年代至今的美國電影文化史，為人們理解這些電影的意義提供一個大的框架。電影在歷史上就一直是，現在仍然是文化傳播網路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影片內容和監管控制的屬性，有助於從整體上塑造美國文化的特徵和發展方向，從寫作一開始就認識到這一點非常重要。
我對20世紀美國文化的結構和變遷的理解遠不夠全面。在多個不同場合，我發現自己被迫使用“主導秩序”或“主導意識形態”之類的用詞，卻無法充分解釋這些詞彙在美國文化中具體代表什麼樣的群體和概念。文化歷史學家的任務之一，就是闡明現代美國社會中的文化力量的本質，更重要的，是指出它與經濟、社會和政治之間的聯繫。我希望本書能對該主題的研究有所貢獻，至少可以說明它的複雜性，無法進行簡單的解答。
就電影而言，其發揮文化影響力的能力，不僅受到經濟、社會或政治力量佔有狀況的制約，還受到民族發源或宗教信仰等的影響，更別提明星或個人魅力之類更難以捉摸的因素了。電影是第一個由不同于傳統文化精英所屬的民族或宗教背景的男性主導的娛樂和文化資訊媒介，這一事實一直統治著整個電影史的發展，使其站在很多鬥爭的前沿，有時更會否定那些忠實地堅持正確的資本主義價值觀和保守的政治信仰的男性所享有的顯而易見的優越感。
都說電影是一門需要協作的藝術，而寫作是可以獨立完成的，但是如果沒有這麼多人的協助，這本書就不能完成。這些人加起來也趕上一個電影劇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