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朝光
嚴如平先生的《蔣經國傳》殺青,即將付印,囑我為序。實話實說,我是嚴先生的晚輩,32年前,我到近代史所工作時,嚴先生已經是《民國人物傳》編寫工作的主持人之一,我從中受益良多。其後,我在90年代中期開始主持民國史研究室的工作之後,嚴先生又傾力支持,亦未敢忘懷。
2011年,《中華民國史》全36冊完成出版,其中8卷本的《中華民國史人物傳》,便是嚴先生和多位前輩同仁共同努力多年的結晶,出版後廣受好評。故嚴先生囑我為其大作作序,實在是感覺有點誠惶誠恐,既覺難當此任,又以嚴先生誠意相邀,只能恭敬不如從命,抱持學習的態度,勉力為之吧!
嚴如平先生長期從事歷史人物研究,多有心得。早在20多年前,他就曾與鄭則民先生共同撰寫過《蔣介石傳稿》,長銷不衰,多次再版。這次,他又將研究和寫作的主題下伸到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自是順理成章之舉。
研究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史,蔣介石是不可或缺的人物,而他的兒子蔣經國,起初不過是父親身影遮蔽下的一個不起眼角色,甚而在蔣經國留學蘇俄期間,因為內外情勢所逼,父子一度反目,成了兩股道上跑的車,走的不是一條道。直到全國抗戰爆發前夕,蔣經國束裝回國,參加抗戰,受到蔣介石的著意栽培,開始從地方而中央、從政治而黨務、從軍事而外交的歷練,逐漸展露出其政治抱負和新銳氣勢。可是,形勢比人強,在戰後的國共爭奪中,蔣經國為其父的“剿共戡亂”決策站台,雖也使出了全副精力,但仍然是節節失利,直至在金網券改革中,他督導所謂的上海“打虎”行動,結果以失敗告終,可謂乘興而來,敗興而去,於其個人聲望亦不無負面影響,並以此基本結束了他在大陸時期的政治生涯。
以1949年為界,到了20世紀下半葉,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的政治角逐中敗北,退守台灣,他雖然仍是台灣政壇的主角,但畢竟年事漸高,開始佈局將政治權力傳給其子,蔣經圉的身影逐漸脫離乃父的遮蔽而凸顯,權力職掌由軍特而政經,擔負的責任日漸全面而吃重。到了1972年蔣經國接任“閣揆”之際,顯然已成為台灣政壇實際的當家人。
1975年蔣介石逝世,1978年蔣經國出任台灣地區領導人,台灣政治最高權力完成了從蔣介石向蔣經國的過渡。
經歷了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蔣經國在台灣的施政所為,從起初的部門領導到以後的全局領導,從軍界到政界,或多或少都吸取了大陸時期的經驗教訓,比較注重實際和成效,比較注重基層和民意,並在這個過程中,積累了從政與當家的資本。所謂一分耕耘,一分收穫,蔣經國在台灣政壇的脫穎而出,雖然離不開蔣介石的全力扶持,但與他個人的努力也是分不開的。蔣經國實際在台灣主政之後,能夠把握世界經濟發展大勢,因利乘便,著重經濟和社會建設,推動台灣經濟有了較快發展,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並基本完成了台灣社會的現代化轉型。蔣經國當政的後期,面對內外情勢的變化,能夠體察大勢,決策開放大陸探親,緩和兩岸關係,解除戒嚴,革新政治,從而推動了台灣政治的轉型,開啟了台灣結束獨裁威權統治的進程。
蔣經國的政治生涯雖然開始於大陸,但主要活動在台灣,其歷史定位多半也是出於他在台灣的施政所為。蔣經國的施政對於台灣經濟社會發展和民眾生活帶來的變化,為台灣民眾所切身感受並予以相應的肯定,他也因此而在台灣地區的歷史發展進程中留下了自己的一份遺產。但是,蔣經國畢竟是曾經的國民黨領導人和蔣介石繼承人,在他的身上同樣體現出繼承於舊時代的種種特徵,如對特務恐怖政治的運用、對獨裁專制統治的維繫等等,這也在台灣歷史上留下了陰影。蔣經國堅持“一個中國”立場,堅決反對“台獨”活動,有利於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但他同時又堅持“反共復國”,沒能把握歷史機遇,實現國共合作相商,完成祖國和平統一大業,尤其是他晚年所選非人,導致台灣政壇波瀾起伏,“台獨”聲浪喧囂一時,也反映出他的歷史局限性和個人局限性。
歷史自有歷史的事實和邏輯。蔣經國早已故去,已然是個歷史人物,他的所作所為也已成為歷史的一部分,而當由後人去評說。嚴如平先生歷多年之功而成之《蔣經國傳》,秉持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以豐富的史料為依據,據實寫史,不僅重現了蔣經同的個人生平史,而且也反映了蔣經國個人史後面的時代史。正如嚴先生所說,他力求“歷史地辯證地考察蔣經國的言和行,不同於成見,不從既定的框框出發”;“客觀如實,準確公允”。應該說,嚴先生的大作實現了他的追求,其間不少歷史情境的再現、史實細節的敘述、史料圖片的運用等等,在在都表現出作者的用心和用意,也使本書成為一本可讀之書。當然,對於蔣經國的歷史及其評價,從不同的角度觀察,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嚴先生的看法也只是其中之一,學界完全可以有也應該有更多的研究。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才是推動學術研究不斷進步並達致真理的不二法門。
應嚴先生之囑,寫下此簡短的讀書感想,以表晚輩對前輩之敬意,然其中掛一漏萬、不甚了了之處,或為晚輩力有不逮,誠不足道也。
衷心期待嚴先生身體康健,並續有大作問世!
2016年5月15日
北京東廠胡同一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