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更新、重組和不斷前進
——為什麼我們應該閱讀“企鵝歐洲史”系列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彭小瑜
21世紀還剩有80多年，當今的主要發達國家，也就是歐洲國家以及在制度和文化上與之關係極其緊密的北美洲和大洋洲國家，在發展上的明顯優勢目前無疑還存在。那麼到了21世紀末，情況又會如何？“企鵝歐洲史”系列包含的9部著作覆蓋了歐洲文明近4000年的歷史。如果我們精細地閱讀這幾本書，我們就能夠觀察到歐洲文明在歷史上經歷過的多次繁榮、危機和復興，進而能夠認識到歐洲文明保持更新和不斷前進的真正力量是什麼。
相對於世界其他地方的古老文明，歐洲文明天然具有優越性嗎？從19世紀在中國沿海地區販賣鴉片的英國人身上，我們看不到什麼值得欣賞和效仿的品德和價值觀。西方近代的“船堅炮利”及其背後的科學技術固然值得研究和學習，但是學會了“船堅炮利”的本事不是為了欺負和攻打別人。
另外，西方文明的優點，歐洲在近代國力強大的原因，絕不局限于自然科學和先進技術。我們瞭解和研究歐洲歷史，借鑒歐洲和整個西方的歷史文化和經驗，肯定也不能局限於救亡圖存這一有限目的。我們採取和保持一個面向世界的開放態度，是為了建設一個美好的生活環境，也是為了對世界和平和全人類的福利做出我們的貢獻。
因此，我們對歐洲史和整個西方文明需要有一個認真和耐心研究的態度，努力學習其優點，儘量避免其不足，以期完成我們中華民族在21世紀追求的遠大目標。為了這樣一個宏大的事業，我們需要精細閱讀“企鵝歐洲史”系列。這是我們瞭解和學習外部世界過程中邁出的小小一步，卻可能會讓我們擁有以前不曾體驗過的驚奇、思索和感悟。
整套叢書由古希臘羅馬遠古的歷史開始，講述了直到21世紀的歐洲歷史。儘管各位作者的資歷和背景不盡相同，他們基本的歷史觀卻高度相似。在對西方文明進行坦率批評的同時，他們以明確的樂觀態度肯定了這一獨特文化、政治和經濟體制的自我更新能力。普萊斯和索恩曼在描寫古代雅典城邦時（見《古典歐洲的誕生：從特洛伊到奥古斯丁》），注意到了雅典民眾擁有在古代世界獨特的政治參與權，不過該城邦“同時也是對婦女壓制最為嚴重的城邦之一”，因為唯有男性擁有公民權的情況讓沒有公民權的自由民婦女地位變得十分糟糕。
依靠元老院、人民和行政長官三者之間溝通和平衡的古羅馬，建立和維持著一個似乎比雅典更加穩定的共和國。後來，貧民的土地問題以及義大利和其他地方民眾獲取公民權的問題，引發了“羅馬在350年裡的第一次政治殺戮”。之後不斷加劇的社會矛盾導致了血腥的持續的內戰，並顛覆了共和制度，但是羅馬人在內戰廢墟上建立了君主制帝國，同時讓各地城市保持了強有力的自治傳統，在地中海周邊的遼闊地區又維持了數百年的安定和繁榮。
喬丹在《中世紀盛期的歐洲》裡面寫到了14世紀的黑死病，“在1347—1351年的瘟疫中有多達2,500萬人殞命”，之後瘟疫還連續暴發了好多次，而此前歐洲的總人口只有大約8,000萬。這個世紀同時也是戰爭和內亂頻仍的年代，是教會內部思想混亂和不斷發生紛爭的年代。面對如此可怕的巨大災禍，面對16世紀宗教改革帶來的政治和思想的嚴重分裂，西方人在生產、貿易和金融等領域仍然取得長足進步，並開始探索世界地理，航行到非洲、亞洲和美洲，宣導用實驗來把握有用的知識，學會用科學的方法來仰望星空，認知宇宙的秘密。與此同時，自私的欲望逐漸氾濫，開始有文化人鼓吹“最自然的人權就是自利”，鼓吹“自然狀態是一個相互競爭的叢林”（見《基督教歐洲的巨變：1517—1648》）。
當資本主義的貪婪和帝國主義的強權給世界上落後國家帶來壓榨和屈辱的時候，歐洲內部的社會矛盾也變得十分尖銳。在19世紀中葉，英國每天要用掉大約2.5億根火柴，在位於倫敦的工廠：“用於製造可燃火柴的白磷產生的氣體開始給工人身體造成嚴重損害。工廠工人幾乎是清一色的女工和童工，工人需要先準備好磷溶液，然後把火柴杆放在裡面浸沾。
他們的牙齦開始潰爛，牙齒脫落，頜骨慢慢腐爛，流出散發臭味的膿水，有時從鼻子裡往外流膿，人稱‘磷毒性頜骨壞死’。1906年在伯恩簽署的一項國際公約禁止使用白磷，兩年後，英國議會批准了該公約。”（見《競逐權力：1815—1914》）歷史故事的細節從來都具有一種思想衝擊力。“企鵝歐洲史”系列的各個分冊裡面充滿了大量的細節和故事。看了白磷火柴女工的故事，認真的讀者都會好奇，當時的歐洲會往何處去。
埃文斯描寫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歐洲社會和改革運動。他提到，德國的鐵血宰相俾斯麥曾經聲稱，國家必須“通過立法和行政手段滿足工人階級的合理願望”。在敘述現代歷史的各個分冊裡，我們都能看到，歐洲統治階級堅持文化和制度的漸進改良，不單單是“出於發自內心的社會良知”，也是因為他們面臨來自社會主義思想和運動的壓力，希望通過對話達成社會各階層的和解。社會各階層重視溝通和妥協不僅是現代西方社會的一個突出特點，應該也可以追溯到遙遠的雅典城邦和羅馬共和國傳統。溝通和妥協的能力，確實是歐洲文明保持活力和持續進步的一個重要原因。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梁啟超先生到歐洲考察，遇見一位元美國記者，後者覺得“西洋文明已經破產了”，不贊成梁啟超將之“帶些回去”的打算。梁啟超問：“你回到美國卻幹什麼？”該記者歎氣說：“我回去就關起大門老等，等你們把中國文明輸入進來救拔我們。”梁啟超在《歐遊心影錄》裡面記載了這個故事，但是他提醒讀者，歐洲不會完。他解釋說，18世紀以後的歐洲文明不再是貴族的文明，而是“群眾的文明”，各種觀念和立場有順暢交流，思想文化依然活躍。所以他斷言，歐洲仍然能夠“打開一個新局面”。飲冰室主人在1929年去世，沒有機會看到此後的歐洲歷史軌跡。我們是幸運的，看到了更多的世界風雲變幻。我們是幸運的，能夠閱讀“企鵝歐洲史”系列這樣有趣和深刻的歷史讀物。我們借此不僅能夠更清楚地看到歐洲的過去，也可能能夠看到一點歐洲和世界以及我們自己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