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達：一部反叛的歷史

譯本序
導言
一、起因
二、一個珍貴的名稱：達達的一些定義和有關的論戰
三、一種反復無常的運動
第一部分 達達的顛覆作用
一、一次必要的反叛
1.洗劫一空
2.以無賴對無賴
3.達達是否即虛無主義
二、達達與政治
1.蘇黎世：指甲修剪室？
2.德國：在火山頂上的舞蹈
3.巴黎：被激化的個人主義
三、翻騰的生活
1.「沒有最後的真理」（查拉語）
2.「呼吸到惟一的新鮮空氣」（查拉語）
3.「期待一種凈化的人性」（查拉語）
第二部分 語言的爆炸
一、清除一切
1.適應變化與「熔化用的坩堝」
2.激烈地批評各個流派
3.「理解力的惟一基礎：藝術」（查拉語）
二、價值觀念的混淆
1.「思想形成於口頭」（查拉語）
2.「龐大的詞語黑夜」（阿拉貢語）
3.體裁的雜拌
三、新的組合方式
1.各種新材料：宇宙的藝術
2.偶然性的法則
3.抽象化的創造
第三部分 一種精神狀態
一、聚集於個人
1.以我為中心
2.作為姿勢的達達
3.達達的哄笑聲
二、矛盾的原則
1.朦朧性
2.一種非笛卡兒主義的邏輯
3.破壞與創造的辯證關系
三、群體的力量
1.一個群體的力量大於它的組成成員力量的總和
2.一個國際的網絡
3.威脅著自身的薄弱環節：自毀的趨向
結語
一、歐洲意識的一次危機的前奏
二、達達與超現實主義
三、達達的現狀
附錄
達達的活動年表
參考文獻
人名索引

剛過去不久的20世紀是人類文化發生巨大變革的世紀。其中，文藝思想「百家爭鳴」的情景最為壯觀，以至於一位著名的美國哲學家也承認，當代任何意義深遠的哲學研究都與文學批評分不開。然而「百家」中的達達主義固然名列前茅，卻往往被人當做滑稽的小插曲那樣地一提而過。不久前，本書的兩位作者精細而認真地整理出達達的歷史及其現實的影響的資料，多側面地呈現出達達中的不同宗派、不同代表人物在不同時期的面目。現在我們將之譯介在這里，或許可以稍稍填補我國在對西方現代文化的認識方面的一塊空白。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達達運動先是在中立國瑞士蘇黎世避難的一些文化界人士那里醞釀和成形，不久即蔓延到紐約、柏林、巴黎等許多個西方名城。大約在1924年，作為有組織形式的達達社團已宣布自我消亡，但是，達達所渲染的激發的「精神狀態」，至今仍被該書作者認為不斷地表現於難以限定的眾多人類活動領域中。

達達這一名稱沒有什麼意義，所以按通常的辦法在它的后面加上「主義」的字樣也是沒有意義的，讀者如果過於拘泥於達達主義這一名稱，甚至還可能誤解達達運動在整體上的含義。因為，達達參與者的共同態度是否定一切傳統文化觀念和政治立場，也就是說，它否定一切意識形態意義上的「主義」。它雖然與上個世紀的一些先鋒派文化運動同生共長，但與此不同的是，達達的基本精神是完全拋棄現有的美學觀念，力求擺脫一切囿限（不論是理性的、邏輯的，還是政治的、道德的），只以「融入到生活的洪流中去」為最高的境界。由此可知，達達主義與虛無主義以及無政府主義相比，仍有它自己的特色。正如本書作者所判定的，達達主義是一種烏托邦，它要求這個世界里的每個人都是自己的創造者和主宰者。但是，它只反對任何思想上、組織上和技巧手段上的有力保證。

達達運動的實績與達達這個不知所雲但又無所不包的名稱十分相稱:各個達達的組織均無嚴格的內部紀律，也沒有首領；一些重要成員獨自或聯合發表難以計數的「宣言」或「聲明」，幾乎都不產生什麼思想或道義上的顯著影響；反對各種先鋒主義文化，但所從事的文學和藝術活動又純粹是先鋒派的那一套。然而，我們不能因此低估達達在20世紀西方的文藝革命中急先鋒的作用。「革命」不同於「改革」，更非「復興」可比，「革命」的首要任務是徹底破壞舊事物。同情達達的法國理論家米歇爾『薩努伊耶在他的重要論著《達達在巴黎》（1965）中便從這個角度對達達的歷史作用做了有力的辯護：「在顛覆舊文明的道路上，沒有任何一種力量能比達達主義者更加奮勇向前。盡管他們立志要拷問一切，而且還要打碎社會文明的全部構造物，然而他們在走到反叛之路的終點時所給我們帶來的一個主要的發現，只是不管是在藝術的方面，還是在詩的方面，都不存在統一完整的虛無主義。對此，連那些始作俑者本人都不稍加懷疑。因為，任何一個否定都同時伴隨着一個肯定，任何一種破壞都帶來一種建設。」本書作者大致上也持這種觀點，但在態度方面更加客觀一些。他們在此書封頁的「簡介」中點出:「……達達代表着20世紀最純粹和最粗魯的詩歌表現方法和流派，它是作為當代標志的藝術革命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

這里存在着我們至今尚無定論的兩大問題：第一，文化領域的更新或革命的方式與政治革命有無區別?達達所大力宣揚的「清除一切」是否適用於文化領域?第二，「反藝術」或「藝術革命」的破壞活動，能否像薩努伊耶所斷言的那樣，必定「都帶來一種建設」?兩位作者在這方面經常出現矛盾的心態，例如，本書的第一部分一開始就肯定達達的反叛是「必要的」，但評述完達達的「洗劫一空」的主張后，便下了這樣的結語：「達達是在一次大戰和戰后的特殊環境中誕生的，只要徹底清算的意願超過了保留某些領域使之免遭批判的願望，其他的社會背景也會產生與達達相似的精神狀態。」顯然，作者是將詩和藝術列入應該「遠離革命性的批判活動的保留領域」。而且，作者在上述的「簡介」中除了肯定達達的否定精神之外，不提達達的任何藝術成就。說達達在詩歌表現方面的「純粹」，大約也是指它的否定性或「反藝術」、「反詩」的傾向性突出，不像其他先鋒派那樣，其作品的基本效果，甚至具體手法，與達達的相差無幾，但作者們的主觀意圖卻常常被描述為對詩和藝術的「創新」或「發明」的嘗試。

簡而言之，我們欣賞本書作者將「藝術革命」與「藝術建設」區分開來，並且只將達達的歷史作用定位於前者的做法。由於這一「革命」在西方影響所及已走向世界，甚至還處於「進行時」，所以全面估量它的文化價值和歷史意義為時尚早。不過，這里認真地探討達達的淵源、流向和演化，可能是一個良好的開始。

本書的兩位作者在法國曾經合編過《超現實主義》（1984）這一袖珍本的讀物，且分別編著過不少理論書刊和詩歌全集。本書譯者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從事過比較文學研究，譯過《生命與記憶：伯格森書信選》（經濟日報出版社，2001），個人論著有《現代詩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等。本書校者郭宏安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外國文學理論與法國文學的資深研究者，著譯甚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