獄中家書：陀思妥耶夫斯基散文集

費奧多爾·米哈伊洛維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被稱作「殘酷的天才」，高爾基認為他的創作體現了「關於人的一切痛苦的記憶」，就其才華和藝術表現力來說，堪與莎士比亞等藝術大師相媲美。

這位俄國作家生在莫斯科一個醫生家庭，1838年入彼得堡工程學校，1846年發表長篇小說《窮人》，成為「自然派」的骨干。1849年4月，因參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而被沙俄當局逮捕，同年12月22日被判處死刑，臨刑時改判為4年苦役，然后充軍。他在獄中和兵營里度過10年的艱難歲月，1859年12月返回彼得堡，相繼發表《死屋手記》（1860-。1861）、《被侮辱和被損害的》（1861）等作品。60年代中期，他開始步入世界長篇小說大家的行列，先后寫成5部長篇小說：《罪與罰》（1866）、《白痴》（1868）、《群鬼》（1871—1872）、《少年》（1875）和《卡拉瑪卓夫兄弟》（1879-一1880）。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作為小說家而載入世界文史冊的，同時也是一位傑出的散文大師。他的長篇報告文學《死屋手記》（1860—1861）和旅行記《冬天記的夏天印象》（1863）早已譯成中文，為我國讀者所熟知。陀思妥耶夫斯基還寫了大量篇幅較短的散文作品，內容豐富，體裁多樣，這也是他的文學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直接反映了作家本人的人生道路和思想發展變化的軌跡，而且具有更加廣泛的思想藝術價值。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命運坎坷，前后期的思想發生很大變化，充滿尖銳的矛盾，但始終貫穿着強烈的人道主義精神，對人類美好前途的熱烈追求。本書所選的各篇，不管涉及什麼具體事件，不管表達什麼樣的具體見解，全都滲透着作者對當時丑惡現實的痛心疾首和對祖國、對人民以及全人類未來命運的不安，證明了高爾基所闡明的陀氏著作體現了「關於人的一切痛苦的記憶」這一特點。

《彼得堡紀事》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早期作品，最早於1847年4月27日、5月11日、6月1日和15日在《聖彼得堡新聞》上連載。這是一組小品文，但融合了當年「自然派」常用的「風貌特寫」和政論文的體裁特點，以幽默詼諧的筆法，描寫了當時彼得堡五光十色的生活場景，諷刺了諸多的社會丑態，同時也批判了一系列有害的思想傾向。其中第四篇所描繪的「幻想家」形象成了作者同一時期所寫的《二重人格》（1846）、《女房東》（1847）、《白夜》（1848）等小說的中心人物。

陀思妥耶夫斯基青年時期信仰空想社會主義，並參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的活動。1849年4月23日凌晨被沙俄當局逮捕，在彼得堡的彼得保羅要塞中關押到年底，12月22日被判處死刑，並被押赴謝苗諾夫校場處決，但臨刑時突然改判為服苦役4年，然后充軍。他在獄中寫給哥哥和弟弟的信保存下來5封。這些家書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獄中生活，特別是最后一封，寫於1849年12月22日從刑場押回監獄之后，反映了他處在死亡邊緣時的心理狀態，與他后來在長篇小說《白痴》（1868）中對死囚臨刑時恐怖心態的描寫同樣震撼人心。1850年1月23日至1854年1月23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鄂姆斯克苦役監獄度過整整4年的艱難歲月，他出獄后立即給哥哥寫了一封長信，記述了獄中駭人聽聞的生活狀況。這封信成了他的《死屋手記》的思想基礎。我們選譯上述6封信，因其內容一致而加上一個統一的標題：《獄中家書》。

19世紀60年代前半期，俄國社會思想異常活躍，各派政治力量圍繞着俄國未來發展道路問題展開激烈論戰。陀思妥耶夫斯基與他哥哥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先后創辦《當代》（1861—1863）和《時代》（1864-一1865）兩種雜志，直接參加這場論戰，發表許多政論和文學評論文章。他既反對貴族自由派，也不贊成革命民主派，而采取非常獨特的立場。他這時放棄了青年時代信奉的空想社會主義，提出所謂「土壤」論，認為俄國知識界脫離了人民的「基礎」，為了填平與人民之間的鴻溝，必須把立足點移到人民的「土壤」上來，亦即接受人民的宗教信仰和忍耐馴服精神，主張與現實和解。《《當代》雜志征求1861年度訂戶啟事》實際上是這個雜志的綱領，簡明扼要地體現了作者所宣傳的「土壤」論思想。

1873年至1874年初，陀思妥耶夫斯基主編《公民》雜志，為自己開辟一個名為《作家日記》的專欄。后來，《作家日記》成為一份獨立的雜志，1876和1877年由作者本人按月單獨出版，1880和1881年又各出版一期。《作家日記》作為一份雜志，由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編自寫，在他的創作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不僅發表中短篇小說，而且刊載政論、文論、特寫和回憶錄等，對當時社會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思想動向、文學問題等都及時地做出反響，直接表述自己的觀點見解。我們從1876年的《作家日記》中選譯了10篇。

《農夫瑪列伊》是一篇回憶錄，分為兩個層次，實際上是回憶中的回憶：作者回憶當年在鄂姆斯克監獄中的生活，而在這回憶中又加進當時對自己童年時期一件小事的回憶，在鮮明的對比中表現了作者對人民群眾新的認識。

《百歲、老婦》是一篇特寫，僅僅通過兩個生活場景便勾畫出當年大城市底層群眾的日常生活及其精神世界，與作者小說中常見的「小人物」題材相呼應。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政論文一般短小精悍，題材多樣，往往從一件小事入手，借題發揮，開掘出有關國家民族發展和人類歷史命運等重大問題。關於喬治·桑的兩篇短文借悼念這位法國女作家逝世之機，分析了空想社會主義思想產生的社會歷史條件及其在俄國的影響。

《在礦泉區什麼東西最有用：礦泉水還是風度?》、《一個受到當代婦女青睞的人物》、《生孩子的秘密》和《土地與孩子》等4篇在寫法上有一個共同點，都采用「對話」體，貫穿一個「奇談怪論者」的形象；他的種種「奇談怪論」有時以誇張怪誕的形式道出了許多生活現象的本質，這個形象有時又是作者的「代言人」，揭露了歐洲資產階級的腐化墮落，同時也暴露了俄國民粹派的空想。

1880年6月6日，莫斯科舉行普希金紀念碑落成典禮，相繼又舉行了其他一些紀念詩人的活動。當天晚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文學晚會上朗讀了普希金的歷史悲劇《鮑里斯·戈都諾夫》的片斷。6月8日，他在俄國文學愛好者協會的集會上做了題為《普希金（概論）》的講演，講演稿於6月13日在《莫斯科新聞》上首次發表，同年又在《作家日記》8月號上刊載。這篇講演並不完全是文學論文，而提出了俄國社會發展的許多重大問題，被看成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遺囑。作者分析普希金的創作意義時，把奧涅金的形象與俄國貴族知識界的狀況和歷史命運聯系在一起，認為其悲劇之根源即在於脫離人民。他在論述塔姬雅娜的形象時，則宣傳了他個人關於「忍耐順從」的思想。

本書各篇皆按寫作時間順序編排，正文中的注釋除特殊注明外，皆為譯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