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的題目源自一個在清廷記載里常常出現的習語。「懷柔遠人」既是一種描述又是一種誡令。作為宇宙與塵世之間的樞紐，皇帝從道義上被賦予統治世界的責任。明智的君主應該對那些處在中心統治區以外的人們顯示憐憫與仁慈，應該軫念那些長途跋涉來到他的宮廷的人們。這些觀念是禮儀的核心，而清廷正是借禮儀來建立與其他強勢統治者的關系。本書要研究的正是賓禮與帝國覲見，我所討論的禮儀是清廷用以指導對外關系的習語。我關注的焦點是喬治·馬嘎爾尼勛爵(George
Lord Macart-ney)率領的大英帝國使團，它於1793年到達乾隆皇帝的宮廷。
關於馬嘎爾尼使團所受之接待，從前的學術界持有三種看法，本書正是對這些看法的回應。第一種是結構—功能學派的看法，這一學派源於20世紀70年代的人類學。它的批判性的分析促進了對古典模式如「中國的世界秩序觀」和「朝貢體系」的再思考。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如果摒棄「朝貢體系」，那麼，18世紀晚期以來的中西關系又會是怎樣的呢?
第二個問題部分也是由人類學的分析所激發，而與社會學的禮儀觀有關。我確信，正是歐美世俗(非宗教的)學者對禮儀的特別的看法，才使中西沖突被構建為一種文化誤解。我考慮的問題包括兩部分：①形成這種闡釋的文化觀是什麼?②倘若拋開文化因素，沖突會是什麼樣的?
第三個爭議與我自己的態度有關。我不贊成中國中心主義和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這樣的觀念，尤其考慮到清朝的建立者是滿人而非漢人。由此引向第三個問題：如果歐洲與亞洲的接觸，不是被看做生機勃勃的擴張性的西方對停滯的閉關自守的東方，而是被視為兩個擴張性的帝國——滿族多民族帝國和大英多民族帝國的相遇，那麼，自馬嘎爾尼使團之后的清英互動又該是什麼樣呢?這本書和我正在寫的第二本書試圖闡釋這些問題。
本次研究中，我分別考察清與英對遣使事件的敘述，以便強調雙方不同的實際操作模式與觀念框架。在批判性地評介了其他有關清代外交關系的觀點之后，第二章將提供一個對清帝國及其統治狀況的全景式的考察，第五章還要談到這個問題，並特別關注賓禮。第三章討論18世紀大英帝國國內文化背景，展示在知識貴族中普遍流行的「外交、貿易及對中國的了解」。第四章重新檢討馬嘎爾尼勛爵對覲見過程前前后后的敘述。第六章和第七章透過清的禮儀和統治權觀念來審視清有關這次覲見的記載。第八章把雙方的敘述列在一起，合而觀之。第九章，在對這次清英相遇做出一些總結之后，回顧中西關系史中對使團的研討。
這本書亦是由1986年在芝加哥大學完成的一篇論文擴展而來。在撰寫論文的日子里，我得到了諸多學術上的支持。在芝加哥大學的不同尋常的求學經歷中，這些支持對我而言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從1980年到1985年，說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生們互為人師，這是一種近似玩笑和略帶誇張的說法。在校園的咖啡館里，每天都有非正式的討論會，我總是定期參加。在參加者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羅傑·布拉德肖(Roger
Bradshaw)，傑夫·馬爾蒂(Jeff Marti)，拉斐爾·桑切斯(Rafael Sanchez)，弗雷德·邱(Fred Chiu)和瑙基·薩凱[羅按，這是日本人，待核](Naoki Sakai)，約翰·卡拉吉歐(John Calagione)，丹·紐金特(Dan Nugent)和安娜·阿隆索(Ana
Alonso)。他們有時參加討淪會有時又去搞實地調查，但他們在場時，總是使我受益匪淺，那時就像現在一樣，還有不少人只是偶爾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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