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五四新文化運動影響的文學青年，幾乎都做過創作的夢：以手中的筆喚醒民眾。但從這里開始，他們卻戲劇性地走上別的路。據秋斯回憶，他也有這種經歷。
20世紀30年代，左翼文學在上海文化界興起。當時文化界流行一種見解：應該用文藝的形式表現社會運動；要實現這個主張，非有像魯迅這樣傑出的人才不可。因此馮雪峰便動員一群血氣方剛的年輕人，時常去魯迅先生處「嘮叨」，希望魯迅寫反映革命斗爭的作品。當時秋斯也是他們中的一員，遂被動員去對先生說：「只要先生肯寫，我們有一般朋友，可以替先生搜集材料。」魯迅的回答大意是，寫文藝作品不同寫論文，專靠別人供給的材料是不行的。關於勞動階級的生活，他只知道幾十年前紹興鄉間的農民。離開故鄉以后，一向在教育界做事，所接觸的限於學校里的同事和學生。別的方面知道得很少，不知道所以不能寫。魯迅對創作嚴肅認真的態度，給秋斯留下深刻印象。秋斯曾借用陶淵明的詩句形容自已當時的個人生活：
「本既不豐，又憂病繼之」，對許多事不了解，就「自己取消了創作的資格」，轉向翻譯。當他看到有些人對生活一知半解，卻在胡編亂造的時候，覺得自己未必連這樣的作品也寫不了，但在「內心交戰的時候，使想起魯迅先生『不知道所以不能寫』的話，也想到先生怎樣重視翻譯，於是就埋頭來弄翻譯了」。他決心「不管別人怎樣看不起翻譯和弄翻譯的人，我還是要翻譯，而且一直翻譯到拿不動筆的時候。魯迅先生最后一件未了的工作，是《死魂靈》的翻譯，可以說，他是用翻譯工作來結束了他的寫作生涯。這件事雖然是偶然的，卻增加了我不少的勇氣和信心」（《魯迅先生對我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