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的統治︰開放社會的意識形態與未來

科學的統治︰開放社會的意識形態與未來
定價:120
NT $ 104
 

內容簡介

社會學與政治學的理論是如何看待科學在社會中的作用的?科學家及其他的專業研究者具有無限制的“犯錯權”嗎?資本主義和多元文化主義在未來的大學中意味著什麼?

本書從社會學和政治學的角度,對科學在當代社會中日益強大的治理作用這一主題作了全新的考察。科學通常被視作唯一一種可以表達“開放社會”這一晦澀民主理念的制度,然而,現代科學在如下維持基本活力的要素方面與這一理念並不協調︰它要求公眾的信任遠過于公眾對其的理解,甚至科學自身也日益深刻地同宏大的政治與經濟問題糾纏在一起。在本書中,作者在處理這一主題時,既沒有采取自由主義的立場,也不同情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而傾心于一種他稱之為“共和主義”的研究進路,將論題集中在“犯錯權”上來展開其理論構架。為此他顯示了科學活動的新近擴張是如何削弱了共和思想的。本書的另一個核心內容是導致大學成為“科學共和國”的斗爭的社會史,作者將論述的焦點置于來自多元文化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雙重潛在挑戰之上。最後,面臨美國科學政策的重新調整,作者提出需以一種新的社會契約將科學“還俗”的建議。
 

目錄

中文版序言
導言
第一部分 科學探究的政治條件與物質條件
1 科學作為開放社會及其意識形態之變形
1.1 簡介︰開放社會的科學︰策略
1.2 作為一種開放社會政治哲學的共和主義
1.3 共和主義難以捉摸的實毒基礎
1.4 從共和主義到自由主義的光滑斜面
1.5 作為科學治理之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科研倫理
1.6 共和主義的關健戰略︰征收社會遺產稅以支持平民
2 等級在科學治理範圍內的作用
2.1 實驗社會的思想
2.2 黑格爾對這一思想的報復
2.3 科學超出其知識目標的發展意味著什麼
2.4 大民主和大科學的不可駕馭︰盧梭與費耶阿本德的觀點
2.5 對大科學問題的不充分哲學解
2.6 一個不充分的教育解︰科學素養
第二部分 作為科學治理場所的大學
3 歷史上大學與知識生產的互相依存
3.1 晦澀的大學社會價值︰靠它不能生存,沒有它也無法生存
3.2 在什麼意義上大學對知識生產的控制可能被削弱
3.3 不同時代的學術環境︰從修道院哲學家到被圍困的管理者
3.4 作為反大學運動雛形的改革與啟蒙
4 多元文化主義對學術完整性的挑戰,或兩個教派的故事
4.1 大學的當代救贖︰多元文化主前史
4.2 多元文化主義對大學啟蒙傳統的顛覆
4.3 女性認知方式對婦女有什麼用——以及多元文化主義者面臨的其他一些尷尬問題
5 作為資本主義最後疆界的大學,或在一個復雜的世界進行啟蒙的黯淡希望
5.1 大學尋求對共和主義的認同︰啟蒙的失落
5.2 作為後啟蒙時代學術意識形態的復雜性
5.3 “知識社會”中缺乏天職感的科學
5.4 “我被引用,所以我是”︰當代學術圈的承認政治學
5.5 作為自我犧牲意識形態的科學的“計量經濟”
5.6 在一個復雜世界中掩飾衰敗的進化論
第三部分 科學的世俗化與科學政策的新政
6 作為科學之淨化者與勸俗者的社會學
6.1 科學︰從世俗化的主體到客體
6.2 當代美國對科學神聖空間的重新劃分
6.3 科學史合法功能的還俗
6.4 作為大學政策的世俗化︰走向一種新的禁欲主義?
7 未行之路︰再訪原始的新政
7.1 新政科學政策的興衰
7.2 更新新政的時代?學術勞動的去技能與臨時雇用制
7.3 冷戰科學政策其他途徑的繼續︰經濟競爭
8 一個新科學憲章的要素
8.1 簡介︰兩種立憲模式
8.2 表現科學︰從“利益滲漏”效應到工作場政綱
8.3 三種促使科學民主化的策略
8.4 一個通過立法使科學成為民主政體的建議樣板
8.5 結論︰是否存在無限制的“犯錯權”
參考文獻
漢英名詞對照表
譯後記
 

本書不同于在美國和歐洲出版的關于科學政策的大多數其他著作,在那里,“科學的治理”作為一種歷史的和文化的特別恩想,實合理性將永遠不會得到認可。直到18世紀末,工業革命使得歐洲及其美洲殖民地能夠挑戰中國的世界經濟強權之前,科學發現和技術創新的關系還是相當模糊的。確實,在歐洲日益增長的對科學知識的自由追求,導致人們在世界觀上出現了激動人心的變化,這些變化通常伴隨著政治上革命性的後果。然而在很大程度上,科學顯著改善普通人民生活的能力還末能得以彰顯。的確,需要再經過一個多世紀的時間,由科學所激發的教育和公共衛生領域的迸步,才使得歐美人昂的壽命得以延長,生活品質得到提高。

盡管如此,自主的科學探究(autonomous scien-tific inquiry)——由真理的求索者們以人性的名義而不計眼前利益的那種追求,一直就是西方思想史中一個標志性的議題。它啪最終根源存在于一神論的信仰之中一下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所有這些宗教都假定,人類被創造出來理解甚至完成上帝的宇宙設計。這樣,西方思想中就具有一種很強的傾向,認為所有的知識最終統一子一系列合理的原社理。這種思想的世俗化隱身于17世紀科學革命的背後,由牛頓(Isaac Newton)加以概括並對今田不同級別交互影響的科學授供了範例。但是科學革命還需要一種預設的發展:12世紀對羅馬法的下項革新,使得一種獨立的、財跛自給的、基于知識的機構得以建立,那就是大學;在幾個世紀里,大學是科學探究自主追求的天然場所。當然,許多重要的智力突破並不是在犬學里實現的,特別是在自然科學領域,大學時常敵視創新。盡管如此,如果沒有大學那種對知識的傳播與發展所捷供的可靠基礎,就不會有任何形式的知識存留至今,無論這種知識在理論上如何深奧或者實用價值有多高。

這樣,本書將“科學治理”的主要場所聚焦在大學上就不足為奇了。與以往相比,犬學的獨特作用在今日更需要強調,因為“知識管理”(這是我2002年出版的另一本書的主題)中的普遍傾向是,對大學的教學和研究功能進行了太明顯的劃分,富有典型意義的,是為了將二者更有效地推銷給目標“消費群”,也就是學生們的未來雇主和科研項目的委托人。如果這樣的趨勢不受到挑戰,它們最終就將毀滅具有公共利益的大學的組織核心及其知識地位。另一條理解本書論點的途徑是,隨著科學家們將他們的活動調適得日益遠離大學,“科學共和國”[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在柏林創建第一所現代大學時將它稱為Gelehrtenrepublik的思想就將失去光澤,而科學本身也就不再是我們文化中一個可以界定的特征了。

中國的經濟在過去20年間獲得了長足的迸步。與此相伴隨,“科學”和“教育”正成為中國社會生活中被頻繁討論的議題。我很高興本書能夠被介紹到這樣一個捫有廣犬讀者的國家中來,對此我對譯者劉鈍教授的善意和他所付出的辛勞表示感激。

史蒂夫‧富勒
于英國考文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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