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體之重:論性別的話語界限

身體之重:論性別的話語界限
定價:228
NT $ 198
 

內容簡介

★最具突破性的酷兒理論作品 人文學科領域極其重要的基礎讀本

朱迪斯·巴特勒所著的《身體之重:論「性別」的話語界限》聚焦於身體和性別的物質性和述行性。巴特勒在《身體之重:論「性別」的話語界限》中引入「征引」、「復現」等重要概念,厘清了她首次在《性別麻煩》中提出並引起廣泛爭議的「性別述行」理論。通過解讀柏拉圖、伊瑞葛來、拉康、弗洛伊德、德里達等人的相關論述,以及威拉·凱瑟和詹妮。利文斯頓等人的文學文本和電影作品,本書詳細考察了霸權話語如何形構了身體、性別和性屬,揭示了在此過程中必然產生的排除、錯綜復雜的身份認同及其不確定性。巴特勒還在書中提出了諸多尚未解決的議題,這意味著身體政治將進入一個更具開放性的話語空間。

巴特勒認為性別的規制力是一種生產力,它具有生產它所控制的身體的力量。性別是被強行物質化了的理想建構——它不是身體的簡單事實或靜態狀況,而是一個過程,通過對律法的反復征引和復現,管制規范強行對身體和性別加以物質化。而這種物質化從來不曾真正完成,事實上,規制性律法的權力可以被反戈一擊,生成質疑這種霸權的再表述。


朱迪斯·巴特勒,1956年出生於美國,耶魯大學哲學博士.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修辭與比較文學系教授。巴特勒是當代最著名的後現代主義思想家之一,在女性主義批評、性別研究、當代政治哲學和倫理學等學術領域成就卓著,主要著作有《性別麻煩》、《身體之重》、《消解性別》、《欲望的主體》等。

李鈞鵬,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哲學)碩士、博士候選人、Paul F.Lazarsfeld Fellow。曾任英文學術期刊《社會力》(social Forces)副主編。獲得過董輔經濟科學獎、(美國)社會問題研究學會社會沖突分會年度最佳研究生論文獎等榮譽。現從事知識分子和抗爭政治研究。
 

目錄


導言
第一部分
第一章 身體之重
第二章 女同性戀菲勒斯與形態想象
第三章 幻識性認同與性別領受
第四章 性屬在燃燒:僭用與顛覆諸問題
第二部分
第五章 「前方危險,不可越界」:威拉·凱瑟的男性化姓名
第六章 冒充與酷兒化:內勒·拉森的精神分析學挑戰
第七章 論辯實在域
第八章 酷兒批判
譯後記
 

本書的寫作始於對身體之物質性(materiality)的思考,但我發覺自己往庄最終偏離到其他領域。我試圖要求自己回到這一主題,卻意識到自己無法將身體固化為簡單的思考對象。身體不僅經常標示一個超越了其本身的世界,而且,這種超越身體邊界的運動,這一關於邊界本身的運動,似乎正是身體「是」什麽的核心問題。我總是迷失在這一主題中。這說明我生來就不安分。我不可避免地想,或許這種對主題的固化的抵觸正是問題所在。

但仍然是滿腹疑慮的我於是開始反思,這種搖擺也許是接受過哲學訓練的人的職業病:他們總是與有形之物保持一定的距離,並試圖以一種非具身的(disembodied)方式來勾勒身體;他們總將身體疏漏,或者更糟,否定身體。有時候,他們會忘記「此」(the)身體是有性別(本書的一個理論基石是對sex/sexuality與gender的區分。本書一般將前者譯為「性測/性象」,後者譯為「性屬」,但有時也依具體情況泛譯為「性別」——譯注)的。然而,考慮到新一波的女性主義(鑒於「女性主義」比「女權主義」含義更寬泛且更貼近英文原文,本書統一將feminism譯為「女性主義」——譯注)作品成就不一地引入了女性身體,對女性進行了間接或直接的探討,有時甚至不用介詞或表示主動(the writing)與被動(the written)間語言學距離的標記,或許,另一個難題又浮出水面。也許問題只是如何對混亂的翻譯進行解讀,但有些人還是倒退回對邏各斯(Logos)(Logos,希臘語,在哲學中表示自然或理性的原理,或話語所傳達的終極真理。這一概念首先由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提出——譯注)的爭搶(pillage),試圖得到其有用的剩余。

從邏各斯的殘存構築理論產生了一個問題:「身體的物質性怎麽辦?」實際上,最近經常有人問我:「那身體的物質性怎麽辦,朱迪(Judy)?」我將最後的「朱迪」看成是試圖讓我拋開更為正式的「朱迪斯」(Judith),並提醒我一個無法在理淪上被化約的肉體生命(bodily life)的存在。這個小詞(diminutive)傳遞了某種氣惱,以一種高人一等的姿態將我(重新)構築為一個缺少調教的頑童,需要回歸於被看作最真實、最關鍵、最無可辯駁的肉體存在(bodily being)。也許這是在提醒我退潮了的女性主義,這場運動在50年代中期成型,其時朱迪·加蘭(Judy Garland)在無意中寫下了一行「朱迪」,並引發了她從未料到的僭用和出軌(derailment)。或者,從沒有人教過我「生活的事實」(the facts of Iife)?在這場關鍵的對話發生時,我是不是迷失在自我冥想中?假如我堅持認為身體在某種意義上是被建構(constructed)的,難道我真的以為話語能夠從其語言學本體(linguistic substance)中構築身體?

我真是這麽執迷不悔嗎?

《性別麻煩》中提出的性屬述行(gender performativity,作為本書的兩個核心概念,performance表示性屬與身份認同的社會性和建構性,performativity則強調他人的看法或「述行」[類似主婚人在婚禮上宣告:「現在你們是夫妻了。」從這一刻起「夫妻」就成為既定事實]在塑造個人性屬中的關鍵地位。本書一般將前者譯為「表演」,後者譯為「述行」或「述行性」——譯注)概念引發了諸多疑問,這使問題變得更糟糕,如果不是更遙遠的話。假如我說性屬具有表演性(performative,Performative)作名詞時意為「述行」——譯注),它的含義就是,一個人早晨醒來,仔細翻找衣櫃或某個更敞開的空間,選擇一個性屬,穿上這個性屬,並在晚上將這件外衣放回原處。這種個人決定其性屬的任意性(willful)和工具性(instrumental)的主體顯然背離了性屬的初始含義,而且未能認識到主體的存在已經由性屬所決定。當然,這種理論將一個能動主體的具象(figure)——人本主義者(humanist)——重置於一個強調建構(construction)的方案的核心,盡管對建構的強調與這種觀點似乎完全相抵觸。

但是,如果沒有主體能夠決定其自身的性屬,並且正好相反,性屬是決定主體的諸要素之一,那麽,如何將性屬行為構建為批判性主體施為(agency,表示與外部結構[structure]相對立,並獨立於其決定性限制的行動傾向、行為的目的性或行動者,本書有時也譯為「能動者」——譯注)的場域?如果性屬由權力關系所建構,或具體地說,由產生並規制各種肉體存在的規范性(normative)限制(constraint)所構建,那麽,從作為生產性(productive)限制的產物的性屬概念中是如何推導出主體施為的?如果性屬不能召之即來、揮之則去,從而不是選擇的結果,那麽我們該如何在避免陷入文化決定論(cultural determinism)陷阱的同時,理解性屬規范(norm)的構築性(constitutive)與強制性(compelling)?我們該如何理解這種被規范用來制造並穩定化性屬以及性別的物質性的儀式化重復(repetition)?此外,這種重復與再表述(rearticulation,Articulation在本書中寓意雙關,既表示將分散的東西連接為一個整體,又有清晰表述之意——譯注)能否成為對具有構成性的屬性規范的批判性重構?

性別的物質性由規范的儀式化重復而建構這一點並非不言自明。事實上,我們通常所說的「建構」概念似乎阻礙了對這種觀點的理解。身體當然有生有死,要吃要睡,有痛有樂,經受疾病與暴力;並且,有人可能會抱著懷疑的態度說,這些「事實」不能只被看作建構。這些基本的、無可辯駁的體驗當然有其必然性。事實也確實如此。但無可辯駁性絕不等同於對它們的肯定,也不等同於特定的話語手段。不僅如此,為什麽要將被建構之物看作人為的、可有可無的?該如何理解對我們的思考、生活與理解不可或缺的建構?身體的某些建構是否表示我們離不開這些建構,否則將不會有「我』(I)和「我們」(we)?將身體視為建構要求對建構本身的含義進行反思。而如果某種建構具有構成性,也就是說,「少之」我們將無從思考,這說明身體只出現、持續、生存在性屬受到某種高度規制的體系的生產性限制中。

如果將建構理解為構成性限制,是否仍有可能提出下面這個批判性問題:這種限制如何同時制造出可理知的(intelligible)身體界域(domain)與不可思議的(unthinkable)、被嫌惡的(abject)、無法存活的(unlivable)身體界域?二者並不對立,因為對立仍屬於可理知性;後者是被排除的、不可理知的界域,它作為其自身不可行性(impossibility)的幻象、可理知性的界限與構成性外在(constitutive outside)纏擾著前者。那麽,如何通過使不那麽重要的身體變得不可思議、不可存活,來改變身體「必要」界域的構成呢?

流行於女性主義理論的「建構」話語(discourse)或許並不足以滿足我們的任務。否認性屬的文化建構所基於的,作為穩定參照物的先於話語的(prediscursive)「性別」的存在是小夠的。指出性別已經被性屬化(gendered),已經被建構,這並不足以解釋性別的「物質性」的強制產生。將身體物質化(materialize)為「性別化」(sexed)身體的限制是什麽?我們又該如何將性別與更廣泛意義上的身體「問題」(matter)理解為文化可理知性的反復的、暴力性的界限?哪種身體更為重要——原因何在?

從而,在某種意義上,本書是對引發了爭論的《性別麻煩》的某些觀點的反思,但也是對異性戀霸權(hegemony)如何塑造性別與政治問題的進一步探討。本書是對女性主義和酷兒(Queer原義為怪涎的、標新立異的,但其含義在20世紀發生了多次變化。在本書中,「酷兒」泛指有異於傳統異性戀的性傾向或性屬認同與行為 譯注)研究在內的各種理論的批判性再表述,而並不打算成為一個綱領性(programmatic)文本。然而,本書試圖澄清我的「意向」(intention),這似乎又注定引起新的誤解。我希望這些誤解至少是富有成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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