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才健
動念頭要寫這本傳記，及至兩年後真正開始動手寫這本傳記，至今已有八年多的時間。這期間，我曾經和許多人談起吳健雄，有些人說出對她的一些認識，大多數人對她僅有模糊的瞭解，有人問我為什麼要寫吳健雄？甚至有人問我誰是吳健雄？
誰是吳健雄？我們會不會問誰是居禮夫人呢？那麼有人也許要問，吳健雄可以和居禮夫人相提並論嗎？
其實有人也許知道，吳健雄很早便有「中國居禮夫人」的稱號。在我寫這本傳記的訪問中，有好些位大科學家，其中包括多位外籍的諾貝爾獎得主都說，吳健雄對人類物理科學的貢獻，甚至比居禮夫人還大。
當然，將兩個時間相差半世紀，人類科學知識和研究環境條件都大不相同的科學家，來相互比較，並不一定是全然恰當的。但是站在一個中國人的立場，寫一本有關吳健雄的傳記，忠實記錄這位在近代科學領域中，有著世界一流地位中國科學家的生平事蹟，顯然是值得一為之事。
吳健雄在1950年代初期，便已經在世界原子核物理上，因做出一流成績而聲名鵲起，那時的中國，還是戰亂頻仍、兵戎四起。
1956年，吳健雄率先以一個相當精確而困難的實驗，證實了楊振寧和李政道提出的理論假設，並且使楊、李成為頭兩個榮獲諾貝爾獎的中國人。吳健雄沒有共同獲獎，引起相當多人的意外和不平，但是她確已被公認為世界最傑出的實驗物理學家之一。
1962年吳健雄因她老師胡適的緣故，回台出席那年的中研院院士會議，也親眼目睹她最敬愛胡老師的匍倒猝逝。1965年，她再回台領「嘉新特殊貢獻獎」。這兩次回台，她都舉行公開講學，對台灣科學學術貢獻心力。
往後由於研究工作繁忙，加以兩岸政治對峙殃及學術，使她1973年去國三十七年的歸鄉省親，還是未能免於政治牽扯，招致批評。其實她回去面對父母皆逝，家人凋零，已是傷懷深重情何以堪了。
1983年，十八年沒有來台灣的吳健雄，應中研院之請到台灣訪問，我由於在《中國時報》做科學報導工作，得以認識吳健雄，也可以說開始了寫這本傳記的機緣。
吳健雄是1936年到美國的。她在1940年得到博士學位時，在科學研究工作上的見識和成就，已贏得她在柏克萊幾位老師，也是美國最負盛名大科學家歐本海默和勞倫斯等人的高度賞識，也因為如此，她居然以一個還未入籍的外國人身分，參加了美國最機密的造原子彈「曼哈頓計畫」，而且對計畫做出極關鍵的貢獻。
當然，參與國防研究祇是因緣際會。事實上，吳健雄一生一直是潛心於原子核物理的研究，在這一個領域中，一般公認她有三項影響深遠的重大成就，除了證明楊、李理論假設之外，其他兩項也都足以使她問鼎諾貝爾獎。吳健雄雖然在科學上有如此傑出的成就，但是也許祇因為沒有得諾貝爾獎，社會一般對她並沒有相稱的認識。
吳健雄沒有得諾貝爾獎，卻得到其他許多的殊榮，這些由世界一流學術組織和大學頒給的獎章和榮譽學位，可以寫成長長的一份紀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由以色列一位工業家捐款設立的「沃夫獎」。「沃夫獎」給獎的一個準則，是挑選那些應該得諾貝爾獎而沒有得獎的遺珠，因此也有著以色列諾貝爾獎的稱號，吳健雄正是1978年「沃夫獎」頭一年的物理得主。
此外，她還得到美國國家科學院五年一次的「康士多獎」，白宮的國家科學獎章，另外還她打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百年傳統，在1958年成為頭一個獲頒該校榮譽博士學位的女性，1975年她再打破一向由白種人男性擔任的傳統，成為美國物理學會頭一位女性會長。
由於在物理科學上的傑出貢獻，加上對美國物理學界的深遠影響，吳健雄除了「中國居禮夫人」之外，在美國還享有「物理研究的第一女士」、「核子研究的女王」以及「世界最傑出女性實驗物理學家」的稱譽。
1980年吳健雄由執教三十六年的哥倫比亞大學退休之後，雖然她還是該校的名譽教授，但是重要的研究已大體停頓，加以也近望七之年，是可以開始回顧的時候了，這便是我寫這本傳記的動念伊始。
在開始想寫這本傳記的醞釀思索期間，曾得到許多鼓勵，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對吳健雄在科學上成就有特別深刻認識，和她也有過一次密切科學合作經驗的楊振寧先生。
楊振寧在美國研究教書多年，素以樂於提攜和照顧後進學生著稱，特別是對中國學生，照拂得更是不遺餘力。1985年我在紐約初識楊先生之後，便得到這個印象。1987年我在紐約見到楊振寧先生，便向他提起想寫這本傳記的計畫，情懷熱烈誠摯的楊振寧，立即表現了極大的興趣。
楊先生當時說起，認為像吳健雄這樣傑出的科學家，是很應該有一本傳記的。他說，這件事如果中國人不做，外國人也一定會做，不過中國人來做當然更好一些。他除了給我許多意見，也特別提到近年在美國寫科學家傳記的一個熱烈景況。
印象中最深刻的，是他說起這些新出版傳記的客觀寫法，也談到中國過去許多傳記，非褒即貶或小說文體的主觀式寫法。楊先生還推薦並陪我去買了一本當時剛剛出版，談論 20 世紀晚近物理科學進展中科學家與事蹟的書。
我記得那個下午的陽光十分燦爛，也清楚記得楊先生陪我站在那時還沒有月台的長島石溪火車站外的陽光中等車，一面思索一面提出意見的神態。後來我上了回紐約市的火車，在車上看起那本新書中談論丁肇中找到J粒子那段歷程的寫法，一個多小時的車程，心中一直湧動著難以形容的激動。
後來大約兩年時間，我開始和吳健雄討論這個想法。吳健雄一向是實幹做事，不好虛名的，她本分的謙虛，一再推辭我的提議。後來經過多次書信和談話，加上袁家騮先生也勸她，說寫這樣一本書，並不祇為表揚她，也可以對中國青年人有些幫助，她才不再反對。
由於得到楊振寧先生的啟發，我認識到用一種盡可能客觀方式來為這本書的重要。因此這就不能祇聽吳健雄一個人的說法，還得去訪問她的同事、學生、好友、家人親戚甚至競爭對手，並參考文獻紀錄，而這顯然就是一個耗時的浩大工作。
1989年9月正式在紐約市開始和吳健雄本人的訪問談話，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不順利。原本預想中，我以為會和吳健雄坐在斗室中，聽著她娓娓訴說平生往事，隨著錄音機轉動和手中筆記，不覺窗外已暮色四合。但是這種有點浪漫的情景，在一年多數十次的訪談中，差不多可以說是從沒有出現過。
吳健雄本人並不記日記，過去幾十年的生活，大多也祇是全心投入科學實驗工作，從沒有考慮有一天會要把這些過程記下來寫書公諸於世，因此對許多事並沒有留心去記，加上她個性平實，一向不喜多言，而且前幾年服用降血壓的藥，也影響了她的部分記憶，因此雖然和她有幾十小時的談話回憶，卻不足以構成她過往生活的全體結構。
因此，除了訪談之外，還參考了十多本相關的書籍，哥倫比亞大學檔案室吳健雄個人資料，美國物理協會的歷史卷宗，報紙、雜誌、物理期刊中的幾千頁資料，此外就是吳健雄親戚家人、好友、同事、學生和科學上合作及競爭者的訪談。為了拜訪這些散居世界各地的人士，曾經飛行超過三萬英里，在大陸、香港、歐洲、美國、加拿大訪問五十位以上相關人士，談話錄音數十小時，還以後續電話查證一些細節。
當然，一本書的好壞，並不祇決定於這些數量可以衡量的因素，還決定於許多不能用數量決定的因素。交代這些寫書的過程，祇是為了要說明這本書是以什麼樣一種方式去進展的。
為了使這本書的資料有較客觀的可信度，特別關鍵的資料、意見評斷和談話，都以附註說明出處，撰文方式也盡可能以客觀的敘事方式，避免主觀意見或小說情節式的描述。基本上，這本書是跟隨目前世界上撰寫人物傳記的一個趨勢，以一種接近新聞報導文體的方式撰寫。
這本書的撰寫，或可以視為嘗試印證「新聞是歷史註腳」說法的一次努力，由於作者能力有限，必然有許多疏陋謬誤之處，尚祈各界先進的指正。
這個工作的完成，是因為得到許多人無私的奉獻和幫助，這包括了我的親友同事，以及和寫這本傳記有關的許多不同國家的人士和機構學校。為了害怕記憶不全造成的疏漏，就省去一一列名致謝的篇幅，謹在此致上最誠摯的感謝。
在這當中，給我最大支持和協助的，除了最早鼓勵我進行這個工作，並在寫作期間給予許多指導和協助的楊振寧先生之外，就是我服務的《中國時報》董事長余紀忠先生。我記得1989年春天得到吳健雄的當面首肯，願意進行她的傳記撰寫之後，便去拜望了余先生，當面向他提出我的計畫。余先生仔細思索了一下，也即時提出了一些問題，他馬上看出這個工作的特質和意義，並很快同意給我打破常規的支持，使我能脫離報社每日緊湊的新聞工作，以一年時間，在無後顧之憂的環境中，到吳健雄居住的紐約市，去進行這本傳記中的長時間訪談和資料蒐集，在其間並幾次到美國各地，訪問散居的相關人士。
爾後的幾年，由於回到報社，捲入許多採訪和規劃的工作，使寫傳的工作進展得時斷時續，拖延相當時日，在這中間，偶有與余先生談起，他也總說不要催趕，品質最為要緊。
回顧寫吳健雄傳的經驗，很有點類似我長久從事的新聞工作，每每在面對著截稿時間壓力，不得不落筆成篇時，總覺得還有許多資訊未盡周全，許多文字關照不足。同樣的，這本傳記一路寫來，及至到了終篇，也是相同感覺，但也祇能由著那許多生命歷程的紀錄，隨著潦草的字跡，塵封在一本本的筆記裡了。
不過，時限和求全的衝突和抉擇，也正是促使這本傳記完成的一個契機。祇希望完成的工作，會是對這件事關注和給予過協助的人，心中期待的樣子。
1996年5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