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口供主義‧罪疑唯重
柏楊──台北少數崇拜口供主義的司法官員，正在企圖用別人的血，灌溉「罪疑唯重」的野蠻文化。
我們家鄉有一句諺語說：「屈死不告狀！」簡單的一句話，道盡了中國人宿命的悲哀，一旦興起訴訟，猶如肥羊投入餓虎之口，禍福難料。民事案件往往家產蕩盡，刑事案件除了家產蕩盡之外，更加上伏屍刑場。法院是一個保障大人物利益的地方，哀哀小民是注定被草菅的對象。五千年來的訟獄，建立在口供主義之上，因為聖明的帝王，懷著大慈大悲的心腸，小民如果自己不承認犯罪，絕不處罰。所以，怎麼要小民自己承認犯罪，也就是怎麼樣能使小民「坦承不諱」或「自動招認」，遂成為執法官員最大的考驗，迫使他們不得不苦刑拷打──「苦刑拷打」是我們小民的語言，暴官酷吏的語言稱之為「幫助你喚回記憶」。白色恐怖時代，我被捕的第一天，曾問調查人員：「我犯了什麼罪？」他說：「台北街頭那麼多人，為什麼我們不逮捕別人，而逮捕你？你應該知道原因。」我說：「我不知道。」他微笑著說：「沒有關係，我會幫助你知道。」在他的幫助下，我果然知道了。於是，他寫下筆錄，我寫下自白書。筆錄與自白書，是口供主義的兩大支柱。一直到二十世紀，可憐的中國人，仍陷在口供主義的黑洞之中。一個冤枉的人被逮捕，只要暴官酷吏傳出訊息說：「他承認了！」大家的懷疑就會戛然停止。因為，一個人如果沒有犯罪，他既不瘋，也不呆，怎麼會承認可能置他於死的罪狀？直到我入獄之後，才知道你如果承認暴官酷吏所預設的罪狀，你就是一個合作的囚犯，你的伙食中，每天可能吃到一碗牛肉麵，然後雙方都皆大歡喜的把你送進監獄，或送到刑場；如果你不合作，他們只好幫助你和他們合作，政治犯固然如此，刑事犯尤其如此，沒有人能逃出災難。二十世紀來臨後，法律精神和立法條文，同時屏棄口供主義，改採證據主義。但是，醬缸文化威不可測，證據主義遂被醬成了美麗的條文，專作對外宣傳之用：「我們是科學辦案，證據第一！」但是腦子裡發酵的，仍是口供。為了天衣無縫，我自己的自白書，就被迫寫了七次；口供筆錄，調查員至少也自動寫了四次。直寫到吻合他們虛擬的實境為止。寫了這麼多，不是為我自己控訴，我已接受國家元首的公開道歉，和法院判決的冤獄賠償，而是要為台灣三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蘇建和、莊林勳、劉秉郎控訴！現在，他們在口供主義下，命在旦夕。一九九一年三月，台灣省台北縣汐止鎮，吳氏夫婦被砍殺身亡，警察不久就逮捕到真兇王文孝。王文孝在警察多方「幫助」下，承認他還有一個同謀，那就是他的弟弟王文忠。之後，王文忠在「幫助」下，供出了連王文孝都不認識的上述的蘇、莊、劉三個孩子。這三個孩子又在同樣「幫助」下（用打火機燒下巴；倒吊灌尿水、辣椒水；以鐵鎚隔著電話簿捶打胸部；以電擊棒電擊下體，燒焦之後再為其擦上綠油精；脫光衣服坐在冰塊上，再用大型電風扇吹他；脫光衣服綁在椅子上，然後在水濕的地板上以電擊棒導電，讓被告背著椅子在地上跳等等），他們全部「自動自發」的寫下了自白書和完成了筆錄。他們從來沒有和王文孝對過質，王文孝也從不認識他們。一九九二年一月，王文孝被槍決，臨死前，他為這三個他從未謀面的孩子呼冤。他連自己的親弟弟都供出來，何況這三個從未謀面的年輕人？但是，大獄已成。一九九五年二月，最高法院對這三個孩子，各判兩個死刑。同月，檢查總長提出第一次非常上訴。三月，最高法院第一次駁回非常上訴。同月，檢查總長提出第二次非常上訴。四月，最高法院第二次駁回非常上訴。七月，檢查總長提出第三次非常上訴。八月，最高法院第三次駁回非常上訴。直到一九九九年九月，經歷再審申請遭駁回、辯護律師抗告數回合後，最高法院撤銷原裁定發回高等法院。今年（二○○○），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年，五月，最高法院突然一反過去的立場，裁定通過再審聲請。同月，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也突然一反過去的立場，對再審提出抗告，再審希望破滅。問題就在這裡，最高法院判決的合法性，不但遭到檢查總長的再三質疑，三度提出非常上訴，十年來，歷屆的法務部長馬英九、廖正豪、城仲模、葉金鳳，全都感到判決有瑕疵，而拒絕批准死刑的執行。而監察委員張德銘，也在調查報告中，指出最高法院判決的不當。現在，最高法院總算批准了再審的聲請，可是曾經提出三次非常上訴的檢察體系的檢察官，反而反對再審，提出抗告。匆匆幾個月過去了，抗告既沒有駁回，再審的裁定也沒有終止，這不但是一種諷刺、一種荒謬，而且還有一種陰氣森森的詭異。「寧可錯殺一百，不可錯放一人」的土石巨流，正在咆哮翻滾。使我們感覺到，這三個孩子命如游絲，勢將死在這種巨流之下。我認為，如果我們小民們傾盡了全力，還不能挽回一個明顯的疑獄，那就讓三個孩子死吧！因為他們是卑微的小人物。口供主義的幽靈，一直抓住國人的頭腦不放，我保證：將來同樣的悲劇，會不斷發生，發生在你我孩子們的身上，因為，我們也是卑微的小人物。這三個孩子，或許是真兇，或許不是真兇，我不敢確定，那是專家的事。但有一點卻是敢確定的：專家們的看法並不一致，甚至相反，而民間的輿論，大多數同情三個孩子，說明這是一個有爭議性的刑事案件，我們的老祖先，遠在二千年以前，就為這類事件，提出公平的裁決，尚書‧大禹謨：「罪疑唯輕」，對有爭議性的訴訟，應從輕處理。想不到二千年後的今天，就在台北，雖然疑點重重，卻仍然有人堅持非要索取那三個孩子的性命不可。我們傳統文化中，少有的優美部分，不但沒有發揚光大，反而日益墮落。幾年前，美國橄欖球明星辛普森殺妻案，被判無罪。有人向辯護律師提出質疑，律師說：「我從沒有說辛普森沒有犯罪，我只是說，我們沒有辛普森犯罪的證據。」我們同樣指出：「我們從沒有說這三個孩子沒有犯罪（僅受刑不能證明沒有犯罪），我們只是說，我們沒有這三個孩子犯罪的證據。」我們面對的是：台北少數崇拜口供主義的司法官員執法者，正在企圖用別人的血，灌溉「罪疑唯重」的野蠻文化，使它成為罪惡的磐石，使人忍不住酸鼻！二○○○、八、一八‧台北
序二：
期待改革司法 蘇建和
生在台灣，活在民主時代，憧憬人生至少也應在平凡樸實中度過吧！然而我卻是在失去自由、含冤莫白的人生中流逝青春，當司法踏著我清白的身體高喊它們是公正的，可曾真心想過因一時的草率，讓多少人受苦受累，其中的心碎是否多少能體會些。要改革司法從我這小小人物說出，可能很奇怪，但在我遭受司法的不公後，我更應說出改革司法是刻不容緩的事，真的不願再看到別人也受冤了，而走向黎明的朋友們也正為促進司法改革而努力著，我真的衷心感謝也好感動，社會各階層的正義人士們無畏風雨的為了心中的理念而辛勞著。或許有人並未能感受到這樣有什麼用，但我卻能清楚的感受到司法想進步，也正撼動著司法人的心，只要心不死，我深信公平正義的司法終將到來。屆滿九年的今天，自己冤屈雖還未能昭雪，但我還是會照顧好自己，堅持等待下去，想著家父與律師及大家的辛勞，願一切的辛苦與努力將能換得美好未來，再也見不到不公、不義之事，也願您們安康如意。
前言：
無辜的青年要回家 顧玉珍（台權會秘書長）
嗨，您好嗎？是的，這是寫給您的一封信。您就當它是意外飄落眼前的白色油桐花，刻意惹您駐足，留意音訊。時序進入西元二○○○年，相信您與我一樣，期待人類社會能向公義與幸福更邁進一些，然而，期許未來之餘，更希望終結一些過去發生、且仍在進行中的不幸與不公義。為此修書與您，邀您一起為三條遭逢死刑冤獄的年輕生命開拓一線生機，並為台灣終結一樁揚名國際的司法國恥。蘇建和、劉秉郎、莊林勳三死囚──這三名年輕人以及他們的冤案，至今依然刺痛我們的良心與記憶──正是台灣司法不公義的不幸見證者（一般稱為「蘇案」）。一九九一年，蘇建和等三名年方十八的少年，因被警方指控涉及「汐止雙屍命案」而被起訴，自此，他們經歷台灣惡質司法體系的戕害，人權飽受侵奪，包括非法羈押、非法搜索、刑求逼供，乃至最後在違反證據法則之下，被羅織莫須有的搶劫強暴罪名，判處死刑。沒有證據，竟率爾殺人。「蘇案」所遭遇的司法暴行引起國內外各界極大的震驚，並激發一連串大規模的救援行動，至今未衰。唯恐誤判的死刑一旦執行，再也無法挽救。一九九五年，人本教育基金會、台灣人權促進會、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等多個民間社團組成「死囚平反行動大隊」，尋求為此案平反的機會。那些激越誠摯的救援呼聲，您必然還記得一二：─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總部四度將此案列為緊急行動、在每年的全球年度報告中重申此案、一九九八年針對此案提出特別報告並發出全球呼籲、一九九九年總部主席Pierre
Same親筆「李登輝總統的公開信」，指出：「蘇案就是死刑可能造成不公義最好的例子。」─當時任職法務部長的馬英九明白表示不會簽下行刑命令，否則會「良心不安」。此後歷任法務部長（城仲模、廖正豪、葉金鳳）也都審慎地未簽決三人死刑。─檢察總長為此案提出三次非常上訴。─監察院提出調查報告，認定高院、地院、警局處理本案有二十四點違失。─國內法學教授們召開緊急記者會，以為聲援。──數千民眾在公園街頭繫滿黃絲帶，並以集會遊行、接力靜坐的方式聲援。──多名作家親自探監，並於報端撰文聲援。這些只是聲援行動的一小部分，期間更有許多素負清譽者為其奔走呼籲，包括中研院院長李遠哲、中研院院士李鎮源、天主教總主教狄剛、高俊明牧師、法律學者蔡墩銘、立委謝啟大、著名的公益人士孫越等人。當時李遠哲院長為平反運動做了清楚的說明：「聲援蘇建和案絕非寬容犯罪，而是保障無辜。」是社會各界的仗義熱血，讓他們暫免淪為槍下冤魂。然而，將近五年了，蘇建和、莊林勳、劉秉郎這三個少年雖倖存下來，卻日夜分秒遊走於死亡的邊緣，忍受死刑與冤不得申的煎熬。「死不認錯的政府既不敢殺人，也不甘心放人，是打算把他們關一輩子，等到社會遺忘他們的存在。」歷經多次抗爭後，悲觀的學者忍不住下這樣的結語。算起來，他們身繫黑牢快九年了，三條人命、三個家庭遲遲等不到正義，反而是他們的苦難逼使司法面對改革的壓力，例如「刑事訴訟法」有關保障人權條款之修法。如今少年已在恐懼中成長為青年，青春早被黑牢與死亡吞噬，如果我們再坐視不理，無異於不義司法的共犯者。因此，各民間團體決議再次營救他們。一旦三人冤屈獲得平反，不只解救三條人命，對內更可重振法治正義，對外則端正台灣的人權形象。尤其正當廢止死刑在國際間蔚為潮流之時，我們只是卑微地要求：讓無辜者免於冤死的恐懼。這是一場良心之戰。所有了解此案的人都無法不關心或不作為，面對死亡與生命尊嚴的角力，誰能不動容？因此，我們寫這封信給您，邀您一同將關心化為具體行動：要求總統特赦。「特赦」是挽救司法的誤判，因為體認到任何人為的法律制度都可能有缺失，而任何生命都不應淪為實驗的牲祭，因此特赦成為最後的救濟管道。他們三人若蒙特赦，也不過是遲來的正義──但終究是來了。讓舊時代的冤獄在新世代的期許中結束罷！生命不容誤判，不要再讓青年為不義的司法付出代價。更何況，如果定罪必須依據證據法則的話，那麼便不是他們犯了罪，而是司法對他們犯了罪。五年前，我們曾呼籲「讓孩子活著回家」，如今孩子已痛苦地長成青年，我們仍要高喊：「讓無辜的青年回家」。請將他們應有的生命及殘餘的青春還給他們，在油桐花開的季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