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過半世紀的管理路 從「工業組織與管理」的一門課說起
回首來時路，和管理結緣近半世紀了。
記得最早正式接觸管理這門學問，是在大四那一年選修了一門稱為「工業組織與管理」的課，這年是1955秋季，任課者為王撫洲教授。王老師只是經濟系所聘請的一位兼任教授，但是他早在1934年前後即寫了一本由當時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有關管理的專著，書名也就是《工業組織與管理》，因此這本書就順理成章被採用為我們所上那門課的主要教科書。
「管理」和「管理學」的誕生
整個80年代是「日本第一」（Japan, Number One，傅高義著）的時代。在國際市場上，日本產品──從家電、手錶、照相機、汽車到半導體──幾乎是風靡一時，舉世無敵。在這聲勢下，很自然地，世界各國──從美國到新加坡──都視日本式管理為學習的對象。在這潮流下，諸如日本的「終身僱用」（life-long employment）、「稟議決策」（ringi
decision-making）、年資基礎（seniority-based）人事制度等等，一時都被推崇為造成日本企業卓越績效的原因。但是，最為受人重視的，還是日本企業所獨具的「企業文化」（corporate culture），被認為代表上述制度之所以卓越的根本原因。一時之間，探討企業文化之專著風起雲湧，例如由派斯卡（Richard Pascale）與艾索斯（Anthony
Athos）合著的《日本企業管理的藝術》（The Art of Japanese Managemen, 1981）和同年出版由威廉大內（William Ouchi）所著的《Z理論》（Theory Z）都成為膾炙人口的管理暢銷書，而次年由畢德士與華特曼（Tom Peters & Robert Waterman）合著《追求卓越》（In Search of
Excellence）一書，更使這兩位作者成為享譽全球的管理大師。
80年代恰好也是我在新加坡國立大學（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NUS）任教期間，記得當時新國總理李光耀先生要求政府、企業和學校都要學習日式管理，引入日本企業管理制度，譬如由政府舉辦日本式管理研討會，延聘日本知名企業高階主管到新加坡現身說法，大學內管理教授們都要參加，寫作筆記，並做為教材之一部分，一時如火如荼。不過這一熱潮到80年代末期，隨著日本經濟景氣不再而大為消褪。
90年代的混沌時代
回想起來，當時這門課開在台大經濟系，而非商學系，也是頗為奇特的事，顯示在那時候什麼是管理，在定位上並不十分明確。其實這情形不僅在台灣如此，即使在美國也是如此。儘管早在百年前，諸如泰勒或費堯已經著書立說，並被視為管理大師，但是嚴格來說，他們所探討的管理，不是偏重於作業效率之提升，便只是提出某些抽象的管理原則，並不符合管理學在整體性、系統性和發展性的要求，一直要等到1954年──也就是我上管理課的前一年──杜拉克出版了他的一本被認為劃時代的鉅著：《管理的實踐》（The
Practice of Managemen），他在書中的自序這麼說：「本書……是第一部真正的『管理』著作」，因為這是第一次將管理視為一個「整體」：視管理為一個「掌管企業生產力的特殊功能」，也是「管理者的明確責任」。同時，也是第一本「兼顧管理現有企業和創新未來的企業」的著作。這說明了何以三十年後畢德士（Tom Peters）說，「在杜拉克之前，並無管理學的存在」的道理。
從某種觀點而言，美國大學內所授予之MBA學位之發展，即和上述有關管理學意義之改變有關。在1960年以前，美國大學內已開有商業或企管課程，但是其中所包括的課目顯得蕪雜，缺乏規劃；開什麼課，通常是取決於教師個人的興趣或專長，甚至校與校間也競相以誰開課數目較多來比較高下。
管理教育的成形
由於在上述管理教育下所培育的人才，引起企業界和教育界的不滿，因此才有1958年福特基金會和卡內基基金會各自發表了有關管理教育兩份報告，這兩份報告對於管理教育提出了深刻和周延的檢討與建議，建立了人們對於管理教育──或即稱之為MBA學程──共識，也奠定日後發展的基礎。其中最主要的一點，簡要言之，就是界定管理教育屬於一種以培育專業經理人（professional
manager）為宗旨的教育，因此有關課程也應當配合此一宗旨設計。
恰逢其時，我國的管理教育也就在1960年之際自美國引入──或可稱為「移植」──國內大學。根據當時由美國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派駐政治大學長達五年的顧問團規劃，除了設計嶄新課程以外，並選派多達十八位教師赴美進修（包括企業管理和公共行政兩領域各占一半）。非常幸運地，我即屬首批赴美進修三人中之一，由於其他兩位屬於公共行政領域，因此使得我成為首批攻讀MBA學位之第一人。
當時的MBA課程是十分結構化的，除了必須滿足六十個學分的規定外，所選課目也有一定的結構上的要求，主要即在符合整體性、通才型和專業化的精神。不過必須說明者，在此所謂「專業化」（professionalism），乃指課程應配合專業經理人之實務導向──而非指求他們在某種學科上之專精（specialization）──換言之，MBA教育並不期望培育某種學術研究人才。
為大型組織培育人才
在1960年代發軔的管理教育，基本上乃培育大型企業所需的管理人才為主要目的。譬如今日大家所熟知的「事業部化」（divisionalization）、「責任中心」（responsibility centers）和「目標管理」（management by
objectives）等在當時都是管理上的熱門問題。以密西根大學而言，由於在地理位置上鄰近汽車產業大城底特律的緣故，在討論上述問題時，經常即以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公司為範例──在當時也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一家公司。
70年代的策略觀
但是到了1970年代，也就是我再度到密西根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時期，在管理上所關心的問題發生重大改變。記得當時最受到歡迎的一本書為加州大學教授史亭納（George A. Steiner）所著的《高階管理規劃》（Top Management Planning, 1969），這本書所代表的意義主要有兩方面：首先，企業管理不應只重視個別功能性部門之作為，而應由高層（corporate
level）將它們予以整合；其次，60年代的越戰，以及隨之而來的美元貶值、?率浮動，能源危機這些外界環境之劇烈變動，使得企業不能像過去一味追求內部效率和穩定，而應重視如何採取整體策略以謀因應之道。這種改變，帶動了日後所謂「策略管理」的重要發展，也使「策略經營單位」（strategic business unit）從此成為企業內部組織之一重要策略性規劃單位。
80年代的「日本第一」
90年代初期，世界上眾多一流企業面臨嚴重挫敗，除了上述日本企業，如富士通、松下、日產和三菱等以外，美國的IBM、荷蘭的菲利浦、德國的馬賽地、英國的湯浦生（Thompson）和法國的布爾（Bull），都在業績上黯然失色。這些企業最先幾乎都採取所謂的「減肥」（downsizing）政策以為因應，但是真正問題並非在於用人浮濫，而在於外界環境變化程度之大與複雜遠超過前些任何時候。簡要言之，例如全球化與數位化之發展，不但改變了原有人們活動的時空條件，也改變了世界的經濟版圖與態勢，使得原有的產業和組織界限趨向模糊化或虛擬化。但最基本的一點改變是，知識取代傳統的生產要素成為唯一的價值創造要素，使得組織和管理變為以支持和配合知識工作者的需要為要功能，而創新與學習也成為組織內最重要的活動。
在上述情勢下，種種管理新觀念日新月異，層出不窮，例如企業再造、內部創業、虛擬組織、團隊、變形蟲組織、學習型組織、網絡組織等等，令人有眼花撩亂，應接不暇之感。事實上，這些發展所代表的，乃是所謂管理典範（management paradigm）的轉移；學者將其喻為有如物理學中自牛頓式之機械論轉變為現代之量子論。
「管理典範」轉移
進入21世紀，管理思想已與五十年前所奉行者不可同日而語。回想起來，主要有以下差別：
．往昔所追求之績效，主要為穩定與效率；而今後卻為創新與彈性。
．往昔以組織為主體，個人有如螺絲釘，必須配合組織所賦予之工作及既定的工作程序與方法；而今後個人卻是組織的主體，組織之存在及功效乃為了支持與關懷個人發揮其能力。
．往昔的組織在結構上十分複雜，但個人工作之設計卻力求其明確與單純；而今後卻反其道而行，個人的工作變為多功能與自主，但組織結構卻大為簡化。
．往昔的組織有其明確之疆界，且儘可能由組織內部擔負所有的業務或活動；而今後組織界限，透過諸如外包和聯盟之合作方式，變為十分模糊。
．往昔的管理乃建立在職權與地位上，透過指揮與監督以推動各種業務；而今後愈來愈依賴建立互信與合作以產生綜效。
．往昔作業者和知識工作者是分開的，由後者設計工作再由前者執行；而今後展現二者合一之趨勢，此即執行之同時也要應用知識。
．同樣地，在更高層次上，往昔所謂策略制定和策略執行也是分開的；然而今後策略和執行也有融合為一的趨勢，即使是個別團隊也負有策略性任務。
「管理新語」
所謂典範轉移，並非只是在原有基礎上做枝節性的增補和改進，而是代表整體前提和思維的變易。個人有幸，在過去這些年研習管理的路程中，對於這種變遷，開始並未有所覺察和意識，但是經年累月，從點滴的心得中逐漸體會到其中所蘊存的基本差異，以及這些差異在管理各層面和各種活動上的展現。在這過程中，每有所得，即寫下一篇短文，本來不過出於敝帚自珍的心理，但承蒙《經濟日報》獲知，慨允在「企管副刊」珍貴的篇幅中特闢一「管理新語」專欄予以陸續發表。兩年下來，已累積達到七十餘篇，再加上少數性質相近而在他處發表的文章，彙集為八個主題的一本書，並由天下文化出版。雖然這只是一本小書，但對於個人而言，一方面代表平日一得之愚的紀錄，另一方面亦可與同好者切磋分享。
感謝
本書之能問世，除要感謝《經濟日報》徐桂生主任和陳?明小姐的協助外，元智大學陳沛蓉和詹孟儒兩位助理不厭煩地替我整理文稿，減輕我不少工作負擔，也在此表示感謝。而在這整個過程中，天下文化劉家瑜小姐自始至終關懷本書進度並負責最後編輯工作，更是本書得以問世的最重要推手。
最後，讓我感到十分榮幸的是，這本書竟能獲得在企業界和學術界最受崇敬的兩位好友青睞，願意為這本微不足道的小書賜序。也許由於施振榮董事長和司徒達賢教授在他們的序文所表達的真知灼見，才是造成這本書彌足珍貴的重要原因。
(本序文作者，許士軍現任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理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