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口述歷史(隨書附贈CD)

張學良口述歷史(隨書附贈CD)
定價:420
NT $ 130 ~ 378
  • 作者:張學良口述∕唐德剛/著
  • 出版社:遠流
  • 出版日期:2009-02-27
  • 語言:繁體中文
  • ISBN10:9573264315
  • ISBN13:9789573264316
  • 裝訂:平裝 / 496頁 / 16k菊 / 14.8 x 21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內容簡介

  ●隨書附贈珍貴「張學良原音訪談」光碟一張

  回首百年中國,張學良是現代史上一個少有的是非人物。本性最適合做一個聲色犬馬的公子哥兒,可現實偏要壓他一肩的戎馬戰事和國恨家仇。在他名下鬧出的「瀋陽事變」和「西安事變」,改寫了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而他身為這兩件大事的主角,生前若未能留下「第一手」的交代,殊屬可惜。

  本書以張學良一九九○年自述為主體,以史學名家唐德剛論張學良的數萬文字為輔。張氏的口述,隨興而談,隨意而至,流於細碎,卻趣味盎然,更往往於不經意間,透露出遍尋史書也不能得的真實;更兼唐氏的論說精闢而有洞明世事人情的味道。一邊是研究人物的「自白」,一邊是研究者的「審視」,兩相對映,使歷史變得更為真切而生動。

作者簡介

張學良口述
唐德剛撰寫

  唐德剛,一九二○年生,安徽省合肥縣人。國立中央大學(重慶)歷史系學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紐約)碩士、博士。曾先後任職於安徽省立安徽學院、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市立大學,長期從事歷史研究與教學工作,並對口述歷史的發展貢獻良多。著有《李宗仁回憶錄》(中英文版)《顧維鈞回憶錄》(英文原著,紐約時報系發行,大陸有中譯本)、《胡適口述自傳》(中英文版)、《胡適雜憶》(中文版,英文版現正整理中)、《中美外交史1844-60》(英文版,華盛頓大學出版)、《中美外交百年史1784-1911》(中英文版)、《晚清七十年》和《袁氏當國》(遠流)等書,另以中英文分別出版包括歷史、政論、文藝小說多種及詩歌、雜文數百篇。

 

目錄

□張學良自述的是是非非(代序)   唐德剛
□笑語燈前老少儒──追著張學良的歷史奧運(他序) 郭冠英

第一章 身世:大帥起自草莽∕○六五

  張家發跡前∕大帥本是草莽英雄∕攪會傳奇∕父親有雄才

第二章 年少時:將門父子情∕○九五

  少年聰慧∕本想學救人,卻變成殺人∕初露頭角

第三章 女人們:平生無缺憾,唯一好女人∕一○九

  賢妻良母于鳳至∕我和趙四∕風流而不下流∕非常喜歡梁九小姐∕很多女朋友∕情色男女∕葉公超、顧維鈞逸事∕這位先生,你怎麼放縱她到這樣子?∕馬君武誣我

第四章 內戰和將領們∕一三九

  我的帶兵之道∕淘氣少帥∕用人與待人∕豈能隨便給你國家的玩意兒∕吳佩孚:西蜀無大將,廖化為先鋒∕意外大捷∕郭松齡:寧折不彎∕楊宇霆是死在郭松齡的手裡頭∕馮玉祥、徐永昌、傅作義、張發奎∕南口軍紀案∕張宗昌之死∕厭倦了內戰∕我就想自個兒逃了∕回不了頭的人生路

第五章 不做東北皇帝∕二○三

  美麗的東北∕東三省易幟∕誰也休想操縱我∕孫傳芳逃之夭夭∕閻錫山幹不過我∕市長風波∕和汪精衛的交往∕杜月笙二三事∕熱河失守:東北軍是我的包袱∕墨索里尼小姐∕胡漢民:誠實非上策∕四維學會

第六章 「九一八」與西安事變∕二六七

  三個聲明∕家產可拋,國土必討∕我的事情就是到三十六歲∕我要教訓教訓你這個老頭子∕放或不放,一念之差∕跟周恩來談合作∕閻錫山沒入夥∕中央被矇了

第七章 餘生:英雄坐老∕三○五

  困頓貴州,落腳台灣∕我與蔣家父子仨∕﹁懺悔錄﹂風波∕故舊雜憶∕社交記趣∕我的孩子們∕喜京戲好字畫∕我活這麼久,是上帝的恩典!∕老來就要張狂∕說罵由你,將來發表

外編:唐德剛論張學良、西安事變
從北京政變到皇姑屯期間的奉張父子∕三五一
──為「紀念『九一八』六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而作
論三位一體的張學良將軍∕三九一
──序傅虹霖女士著《張學良的政治生涯》
張學良將軍的赤子之心∕四○三
敬悼張學良將軍「舊」詩二十首(有序)∕四○九
「西安事變」「六一事變」五十周年∕四一九
──兼談劉廷芳「說服蔣介石先生的一段內幕」
西安事變改寫了世界歷史 兼論今後百年的華語族群∕四三五
──西安事變六十周年國際研討會論文節要

□附錄:先大元帥的早年生活和事功 張學良口述錄音 唐德剛整理初稿
□側記:松花江上 郭采君
□本書所述大事年表

 

張學良自述的是是非非(代序)唐德剛

  張學良將軍是現代中國史(甚至是現代世界史)上,一個少有的是非人物。他的是非的焦點,便是他一手主導的「西安事變」。沒個西安事變,當今中國,甚至整個今日世界的局勢,可能就不是現在這個樣子了。正因?這一局面的出現,他這個世界近代史上少有的是非人物,歷史家就很難下其定論了。是之者會說他是反侵略的抗日英雄,千古功臣。非之者又會說他是不知敵我情勢,搞政變誤國的亂臣賊子。至於半是半非,乃至三七開,二八開……,今後千年的歷史家,顯然對他也不會有個一致的定論。

  最可笑的還是張將軍自己。他對他自己所發動的「西安事變」的是是非非的自我批評,也是是非不定的,雖然他在口頭上還是一硬到底,說什麼歷史如走回頭路的話,「西安事變」他還是要發動的。這是他親口向我說的,但是他也認真地說,他如是蔣,他會把他自己槍斃的。他自己的部下,如果幹出這樁犯上作亂的事件,他自己早就把他們槍斃了。因此他被蔣關了半個世紀,不但無怨無尤,蔣在他心目中,始終還是個「親如骨肉」的、抗日救國的統帥,他心目中大大的民族英雄。

是非永無定論

  像張少帥這樣羅曼蒂克的歷史人物,尤其是當他還在關押期間,不能自由行動之時,像在下這樣的知識分子,從來也沒有夢想過和他去拉上關係,或是來替他寫本傳記。就連訪問他一下,筆者也從未作此夢想。可是天下事,有時就出乎意外。也算是機緣巧合吧,少帥在其垂暮之年--已經九十,我也已七十高齡--他竟然躬自下訪,和不才大?盤桓了一陣子。不但我被邀請作其座上客,正式約我?他寫傳,他也曾到新澤西州,下訪寒舍,做我的貴賓……。那也是我遷居到敝廬現址之後,最享名世界的賓客了。

  張公何以和我有此一段緣分呢?外界誤傳甚多,雖不值一駁,但是此事經過的本身,倒不妨略敘一下,也算是史學界的一宗真實的小掌故吧。請先從「瀋陽事變」說起:

  在上一世紀,三○年代之初,當他對日本侵略我東北,以其「不抵抗主義」來應付「九一八」事變(一九三一)的高潮期,我正是一個才略懂國事的小學生。我記得那時我們到街上遊行,大呼其「打倒張學良,打倒趙四小姐」的口號,每至熱淚橫流。那也是我生平參加學生愛國運動的破題兒第一遭。真把張學良這個「軍閥」,恨得牙癢癢的。其後「西安事變」爆發(一九三六),我已是一個頗懂時事的中學生。這時我對張學良倒反而有些同情與崇拜之心。其後年紀漸長,尤其是在美國大學,對中西各族學生,教了三十多年的中國近代史,「張學良」這個歷史名詞,在我的課堂裡,時正時反,或正或反的,也翻了好幾次身,而說不出個定論來……。最初我只怪我自己,思想搞不通,下不了結論。經過數十年的反覆思考與觀察,我對這段中國近代史,才恍然有悟--這不是一兩個歷史家的問題,這是歷史學上一個永遠解決不了的是非問題。這個是非問題,恐怕在今後一千年的中國史學界,也會爭辯不清的。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它勢將成?世界歷史上一個永無定論的問題。

張公有意下訪

  在我個人來說,做個歷史的執筆人,在經過三四十年,對此一問題的教與學,我自覺對張少帥的故事,已有個粗淺的認識。在退休之後,正有心預備對這段中國歷史,考慮如何下筆之時,真是無巧不成書,少帥這時也正在託人找我。首先他委託他的晚輩和助手王一方君來找我。一方不認識我,但是一方有個同學好友郭冠英,則是我在紐約認識的小老弟。一方乃改託郭君,到紐約來找我。這是一九八九年秋冬之交的事。這居然又是一個巧合,因?此時我正在台北的國立政治大學,參加個學術會議,會後高雄佛光山長老星雲大師,也正約我和劉紹唐先生一同去訪問佛光山,並作點學術報告,有關在公元五世紀末期,一個中國和尚慧深,可能來過美洲傳道的小考證。

  這時郭君已探得我在高雄,乃掛電話到佛光山,把張公翌晨的邀請,轉報於我。我本想請他換個日期,但是郭君和劉紹唐,都勸我不要改動,因?張少帥此時還沒有完全恢復自由,請一次客至?不易。我受邀請還要高度保密才好。但是我又怎樣向星雲和尚交代呢?紹唐說此事由他來解決。他乃向星雲說,我有急事非立刻飛回台北不可。

  星雲是個最通情達理的大和尚,他不問情由,便招呼廟中的知客,明晨一定要送我二人飛回台北不可。此時飛機已客滿,但是佛光山招待所還是把我二人擠出兩張票來。紹唐和我乃於一九九○年一月三日星期三清晨,匆忙地飛回台北。

初晤九十歲的少帥

  緊急飛回台北之後,紹唐把我送到「來來飯店」便逕自回去了。劉去未幾,郭冠英也匆忙地趕來。我們乃按指定時間,乘電梯上到指定的層次。當我們步出電梯時,便有一位身穿便衣,卻又不像是飯店雇員的中年人阻止了我,說:「本樓今天不開放。」我看一看手中的紙條,說:我是應約而來的嘛。

「誰約你的?」他問。
「一位張先生。」
「您貴姓?」他又問。
「姓唐。」我說。
「您是唐德剛教授?」
「是的。」我再回答。

  這人忽然露出和善的笑容,並說:「張先生正在等您呢。」說著,他便領我二人到一單間的餐室,室外還另有兩位便衣人員在走動。他們彼此微笑一下,這人便打開餐室的門,申報說:「唐教授來了。」順手關了門,他便在餐室的門外了。

  我舉目一看,這餐室相當大。餐桌之外還有沙發和其他設備,足夠十來個人用餐。沙發上正坐著一老一少在談話,那年長的戴著黑眼鏡,和毛線小帽。那顯然就是張將軍。他站起來,脫下毛線帽,和我親切地握手,連說:「歡迎,歡迎。」站在他身邊的那青年,生得十分清秀,他自報說:「我是王一方。」郭君和他們原是熟人,就不用介紹了。

張學良要做李宗仁

  初次見到張氏這樣的歷史人物,我倒有點矜持呢。誰知張公對我則像個數十年的老友,久別重逢一樣,不拘形跡地高談闊論起來。使我也?之全部放鬆,跟他有說有笑。

  我們談了些題外之言後,張公便言歸正傳地告訴我說,他之所以特地約我來相會,是他曾看過我的兩部書,十分欣賞。一部是《李宗仁回憶錄》,他說那部書寫得好,好在何處呢?他說他未見過李宗仁,但是他和「蔣」太熟了。你筆下所寫,李宗仁所說的「蔣」,就是百分之百的「蔣」,因?「蔣」正是這樣的人。張公連連誇獎我,「寫得好,寫得好」,並翹起他的大拇指。我向他解釋說,其實李傳只是個未完成的草稿,由於傳主的突然回國,就無法潤色了。這部回憶錄的複雜故事,和執筆者的辛酸,原是說不完的,我也未便向他細說了。

  另一部書呢?──原來那只是一篇短文討論他自己的,叫做什麼〈三位一體的張學良將軍〉。他說寫他的文章,他看得多了。「是你寫得好。」好在何處呢?張公說,別人所寫他和「老帥」(張作霖)的關係,只是父子而已,你說我們父子倆不只是父子而已,我們父子是不同的兩代人──父親是綠林出身的舊軍閥;而我則是新式軍校出身的青年將領……我們雖是骨肉父子,而作風和心理,都有極大的區別。「這一點,你講得好,也講對了。」他又翹起大拇指來,連聲稱讚。

  他說得我大?驚奇,我什麼時候寫過這篇文章呢?經他解釋,我才想起,那是我替一位學生傅女士的博士論文的漢譯本所寫的序言。這漢譯本原計劃在大陸出版。因?那時兩岸的新聞界,尚不太溝通,我這篇序文,乃被台灣報紙,斬頭去足,並另取個文題,成?一篇討論張學良的獨立的文章,在台灣發表的。我自己還不知此文的存在,卻被張公看到了。

  言歸正傳,張公說,他也想寫一部像「中英兩文」的《李宗仁回憶錄》那樣的書,並希望我能考慮執筆,云云。

「主觀意志」Vs.「客觀規律」

  他這番話說得我大?驚奇和感動。因?這正是我採用我自己的歷史哲學所寫的書。我認?一部中國現代史,便是一部中國現代化的「轉型史」--那也就是,從千年不變的「傳統中國」,在鴉片戰後(一八四二)忽然開始「十年一變」,漸次變成個「現代中國」來。就說西南地區吧,從陸榮廷變到李宗仁。前者便是個舊式的軍閥,後者則是個有現代思想和現代訓練的革命軍人。所以前者便被後者取代了。

  東北情形,亦復如此。上一代的舊式軍閥,被下一代的革命軍人取代了。只是在西南,上一代被下一代用武力打倒了。在東北,則是上一代被下一代和平地接班了。方式不同,但是它們在現代中國的政治「轉型史」上,所發生的作用,則是大致相同的。這宗歷史自動「轉型」的現象--也可以說,是歷史人物的「主觀意志」,敵不過歷史發展本身的「客觀規律」吧。

  女大十八變,現代中國在鴉片戰後,大致已變了十五六次了。如無意外發生,中國再變三兩次,大致就可變出個「定型」來……通過目前這一驚濤駭浪的「歷史三峽」之後,再向前走,自然會風平浪靜!其後,「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整個中國現代史,就可以慢慢地流向另一個「歷史定型」的太平之洋了……。所以我個人對今後中國的歷史發展,是甚?樂觀的。

  上面這一段謬論,也可說是我個人治中國現代史,數十年觀察所累積的,私家的「歷史哲學」吧。平時不敢亂事宣揚,只在自己論史的著作裡(如拙著《晚清七十年》),和課堂裡偶爾提提罷了。史學界不同意的專家們(尤其是,身有國共兩黨黨籍的史學家),在讀後大搖其頭的,多著呢。想不到我這番謬論,竟被張少帥所看中,也算是個難得的知音吧。

拿筆桿和拿槍桿的區別

  他又強調,他目前也想寫一部中英兩文的《張學良回憶錄》。承他的高看,我就是他最理想的執筆人了。畫龍點睛,真使我受寵若驚。劉紹唐原先也就猜出張公找我的目的,並一再「預約」,由他的傳記文學出版社出版中文本。張公雖然說得很誠懇,也很輕鬆。但他這一要求,對我卻引起了極大的心理震撼。老實說,《李宗仁回憶錄》這部書,可把我整慘了。它幾乎把我整到棲身無所、啖飯無門的絕境,真不堪回首……我曾有專文紀錄我受難的經過(見中文版李傳諸近版序言)。俗語說:「一朝被蛇咬,終身怕草繩。」目前這條大「草繩」,真使我心驚膽怕。其牽涉之廣,問題之多,作者受苦之大,非身當其衝的過來人不知也。

  就以最簡單一項來說吧,這部中英兩文上百萬言的巨著,非執筆人下三五年苦功,不足以面世。再者,執筆人和傳主,是當今世界上絕對不同的兩種人。他二人背景、個性、訓練、任務和經驗,都絕對不同……。總之,他二人是兩種不同的動物。尤其是傳主,像李宗仁和張學良,他們都是拿指揮刀的人。把發號施令、絕對服從,視?當然的。可是一旦誤入學術界,他們就要反其道而行了。朋友,像李宗仁、張學良,這種做了一輩子總司令的人物,如今掉轉頭來,讓別人指揮他──尤其是讓一個無名小卒來指揮他──接受以「筆桿來指揮槍桿」這個現實,其受委屈之心,終日徬徨不服的慘狀,可想而知也。可是拿槍桿的人,如果未受過嚴格訓練,是要打敗仗的;拿筆桿子的人亦然也。他們如未經嚴格訓練,而亂拿筆桿,其結果也是要出天大笑話的。張少帥後來,終於以拿槍桿方式來拿筆桿,而出了天大笑話,也是必然的後果而已。言之可歎。

完善計劃.成功之母

  但是在張少帥見面的第一天,我不能說這些話。說出來他也不會相信的,我只反覆地解釋,工程如何之大,困難如何之多。我自己年紀也大了,負擔不了如此的重任。但是我旋即發現,此話也不能多說;說多了,可能引起他不必要的多心。因而我只側重在工作方面,這種大工程不只是兩個人的事,它需要在中國或美國尋覓一個第一流大學作贊助機關;另外還要向第一流的基金會,申請至少十萬美元以上的研究費,組織一個完善的研究計劃(ResearchProject),聘請合適的、精通中英雙語的歷史研究員,並組織個內行專家的贊助機構,來加以贊助和監督,而限期完成之。

  但是這項研究工作,談何容易?哥倫比亞大學是這一行道的老祖宗,譽滿全球,而謗亦隨之。其「中國口述歷史學部」,搞了十多年,只有一部中英雙語的《李宗仁回憶錄》,算是全部完成的一項著作;另一部只有英語,沒有漢語的《顧維鈞回憶錄》,算是半完成的著作。其他如陳立夫、孔祥熙、張發奎、胡適、吳國楨等人,就被冷落了。他們在中國史上的功過是非,姑且不談,但是他們都是製造歷史的要人。沒有他們真實的傳記史料,一部民國史是寫不下去的。哥倫比亞大學也曾?此敦請過他們,不幸他們工作經年,最後都是半途而廢了。至於困難何在呢?那就是說來話長,且舉三個小例子,以見其餘。

陳立夫、孔祥熙、張發奎

  其中尤其是有「蔣家天下陳家黨」之稱的陳立夫先生,他在五○年代,被台灣當權派放逐到美洲來,開雞場做難民。心懷不平。他要把他盛時的功業,和敗後的辛酸史,全部吐露出來,不吐不快。陳氏因而應約在哥大口述歷史學部,盤桓了好幾年,說盡了他的一黨一派之言,真是十分精采,但是最後還是一張白紙。

  陳曾到哥大親自來吵鬧一番,也是枉然。不得已,最後他才另起爐灶,自己執筆,從頭來過。這部後來在台北完成的書,就是另一部書了。他曾把這一手稿交與我,要我審評並譯成英文。我知難婉拒,並介紹好友董鼎山教授代勞。這便是後來在史丹福大學出版的《陳立夫回憶錄》了。但這部在台灣撰寫的回憶錄,與他早期的著作,就是不同的兩部書了!

  當年經哥大邀請的國民黨時代軍政要人,還有孔祥熙、張發奎等人。孔是近代中國的摩根、財神菩薩,更是孫中山和蔣介石的連襟,因此他們在岳家相聚時,孫中山、蔣介石,都叫他「大哥」。他在民國史上,不論是好是壞的重要性,就不用談了。

  張發奎在北伐期中,曾是賀龍、葉挺、朱德、林彪的上級指揮官。歷史家如要搜搜足以震動世界的「人民解放軍」的來龍去脈,還要從張發奎說起呢。張也?此頗?自豪而健談。不幸孔、張二人的回憶錄,也都因問題累累,而在哥大束之高閣。

口述歷史與著述歷史之異同

  筆者不憚煩而寫出這段小掌故,主旨只是在解釋搞口述歷史的困難。它不是像張學良這樣的歷史人物所想像的,「我講你寫」就成了。其實它的實際工作,比起一般歷史的寫作,更?艱苦。何也?因?一般史書的寫作,只是根據各種史料,按圖索驥,寫其「書」而已矣。搞口述歷史就要多一層工作了──它在一般史學的著述程序之外,還要加上當事人有關鍵性的「口述」,而這種口述,往往是畫龍點睛,與表面上的故事,甚至完全相反。

  且舉一個陳立夫「口述」的小故事?例:

  在抗戰開始前,陳奉蔣密令,以國民黨組織部長身分,遠赴西歐,候命繞道去莫斯科,爭取俄援。他密赴西歐,一住經月,俄未去成,忽又奉召返國,回國後,竟「因功」升任「國府委員」。

  「陳伯,」我說,「那是當時中國最高的官位了!」

  立夫先生笑笑說,「我因功升入養老院。」

  原來這是當年國民黨中,「政學系」官僚所導演,離間他們蔣、陳關係的一幕最精采的演出。「蔣家天下陳家黨」,可能也是他們叫出來的,事緣在某次國民黨中央的選舉上,陳立夫得票居然比蔣還多出幾票,雖然蔣中正的「正」字也被監票人,當成五票數了進去。蔣一見此選舉結果,頓時大怒,竟舉起台上的木椅,向陳立夫砸了過去。其實,這只是政學系一樁高明的陰謀,來離間他們蔣、陳的關係而已,當我把這一真實而有趣的小故事提出,向陳公請益時,陳還含笑地說,這不是陰謀,是他當時的確比蔣公在黨內更得人心!

  無論怎樣,陳從歐洲回來,國民黨就面目全非了。不用說他自己被調離組織部,「升官」成國府委員,他手下的得力幹部,也大半調差了。只有朱家驊被升成部長。朱原是陳立夫的副手,現在就變成他的政敵了。抗戰期間,陳被調任教育部長,CC系在黨內的力量就一分?二,而一蹶不振了。

  所以「口述歷史」的重要性,往往?「著述歷史」所不能及。司馬遷的《史記》中很多精采的章節,都是根據口述歷史寫成的──這本是我國史學上的老傳統,並不是現代洋人發明的。只是搞口述歷史要特別小心罷了。你如碰到政學系裡高明的政客,你可得防他一手,不要偏聽偏信,像蔣介石和陳立夫那樣,把政治現象無保留地信以?真,拿椅子砸人!

一輩子沒個上司

  當我把這些小故事向張少帥,以談笑方式簡略地說給他聽之後,我發現他半信半疑地當成「耳邊風」,他還是滔滔不絕地說他那一套。我對他這司令官的態度不以?異。因?我有?李宗仁工作的經驗,把個一級上將,訓練成博士班研究生,你得有超人的耐性。我和李宗仁將軍工作,是有充分的經驗的,只是我第一天就發現,張學良比李宗仁還要難纏得多。因?他自以?是的個性,比李宗仁還要堅強十倍呢。

  張學良先生告訴我說,他的弱點是他一輩子未曾有過「上司」。

  「老帥不是您的上司嗎?」我說。

  「他是我的父親,」他說,「父親究竟與上司不同。」

  「蔣不是您的上司嗎?」我又問。

  「所以他發我脾氣,我就把他抓起來呀!」他說著哈哈地大笑一陣。據張公透露,在「西安事變」爆發前數小時,他在西安召集了一個幹部會議,宣布這項驚人的陰謀,大多數人都默默無言,只有于學忠和另一位高幹發言。于說:「少帥,抓起來很容易,您考慮沒有,以後怎麼樣放他呢?」張將軍告訴我說:「我告訴于學忠,現在不能考慮到那許多,先把蔣抓起來再說!」

  在他口中,震驚天下的「西安事變」,就是這樣的「先抓起來再說」的「幹起來了」!

  我告訴張漢公,「西安事變」是改變世界歷史的大事呀!

  「就是這麼幹起來的。」他認真地說,「別人都在胡說。」說後他又哈哈大笑。

張傳不能輕易動筆

  在我和張公直接接觸之前,數十年來,我都認?能幹出「西安事變」這樣大陰謀的人,一定是工於心計,老謀深算;誰知他竟是這樣一個任性而衝動的人物。真是百聞不如一見!但是我對他在歷史上的評價,卻未因此而前後易轍──他在中國歷史上,將永遠是個是非不定的人物。

  隨後我們又言歸正傳,張公還是要我考慮,替他寫一部李宗仁式的回憶錄。我雖然內心也覺得值得一寫,但是我還是誠懇地告訴他有關工作量和年齡的問題,事實上當今能以中英雙語?他寫自傳的歷史學者太多了。只是他不在此行,不認識罷了。

  我並誠懇地問他:台灣是人才濟濟的地方,?什麼要捨近求遠?他只是搖搖頭,意思是,在台灣這個地方,替他寫傳記的人,不可能公正落筆,還是美國好。那我就向他建議,就仿照李宗仁的辦法,將來由哥倫比亞大學主持其事。

  因此我們又言歸正傳,我估計寫他那樣一本雙語傳記,至少要有三年以上的苦功。要有研究計劃、專任研究員和專任或兼職助理,有專用研究室,有足夠的參考圖書,最好還要有專家組織的顧問和襄贊委員會。動手之前,至少要有現成美金十萬、二十萬的基金,這都是一個一流大學的專門計劃;不是我這個七十老翁一個人可以幹得了的。

  我這一番話說得他似乎將信將疑,我可以體會出他內心一定在想,寫本小書有這麼困難嗎?他和其他外行人一樣,一定以?寫本「回憶錄」,正如他一再說的,「我講你寫」就成了。這是一般人的想法。困難是實際工作體驗出來的,未吃過苦頭的人,是永遠不會相信的。這就是所謂內行外行之別了。因此張公一再地說:「還是你就照李宗仁傳的辦法,寫寫看嘛!」我內心立刻的反應,便是絕對不能「寫寫看」!經驗告訴我,沒有哪個張三替李四寫傳,李四會感到滿意的,尤其是張三是內行,李四是外行,二者是極難一致的。

且舉個經驗上的小例子:

《李宗仁回憶錄》的教訓

  在我和李宗仁將軍工作之初,「李排長」曾向我大談其天下國家大事,是如何如何演變起來的。我就勸他多談談「炒排骨」(當排長)的經驗和故事,暫時少談當時的天下國家大事。因?一個李排長當時能知道多少軍國大事呢?這時李公心懷不服,我是可以察言觀色的。後來李排長做了上將司令長官了,他又同我大談其二戰期間,英美對大戰的政策是如何如何,因此我們對同盟國的政策,也應該如何如何以?因應,要我詳細地記下來,算是他對國際局勢的分析。我很客氣地問他說:「德公呀!您這些國際情報,是哪裡來的呢?」原來是在抗戰中期,他以五戰區司令長官身分,回重慶述職,參加中央紀念週,「聽孫科說的」。我又問李德公,「孫科的話就可以一言九鼎嗎?」他信心開始動搖了。

  「我怕全部記下來,在將來的國際版上,會引起笑話呢。」我又補充一句。

  李公若有所悟地告訴我,連說:「抽掉,抽掉!」

  我在中國抗戰時期,曾當過上尉;李公當時是「一級上將」。但是隔行如隔山,寫歷史,上將就只好聽上尉指揮了。

  在和張學良說話時,我就想到李宗仁,只是李比張謙虛多了。畢竟是炒排骨出身的嘛,哪像張少帥,一離開軍校就當上將官呢!說句行道話,李在撰寫自傳上,是個可塑之材。但是從第一天開始,要把張在學術上訓練成一個歷史學徒,我實在無此信心,也看不出遠景來。

你「又」錯了哎!

張將軍也告訴我一樁關於他信教的故事:

  被關久了,很自然地他就對宗教發生了興趣,他最早的興趣是佛教,並看了些佛經,自覺頗有心得。早年在台灣山區,某次蔣夫人來看他,發現他對佛教有了興趣,就說:「漢卿哪,你又錯了哎!」

  「?什麼我『又』錯了哎?」張公笑著說,「她的意思是說我,已經上過共產黨的當,這一次『又』要上佛教的當。」她說她要領導我走向真理,去相信基督教,她這項導引是做對了,首先是趙四小姐被感化成?虔誠的基督徒,漸漸地他自己也就相信了。

  信了基督教,他又更誠懇地說,他的整個生命也發生了變化。「首先基督教是不准有多妻制的,我得有個正常的家庭生活。我得同我太太離婚,再和『現在的太太』結婚。」

  他又說,他夫人現在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相信人世上任何事物,都是上帝安排好的,所以她極力反對寫什麼回憶錄,這樣那樣的。但是張某自己的看法倒稍有不同。寫回憶錄,不是?著搞什麼「辯冤白謗」;寫回憶錄只是替歷史留下一點真實的故事,免得人家胡說罷了。

  張少帥這一席話,說得倒是深得我心。但是我還是說,他的回憶錄是應該寫的,但是工程浩大,決不是我這個七十老翁可以幹得了的。

  「那你就開個頭嘛。」他說,「以後我們也可以跟李宗仁一樣,找哥倫比亞大學……」

  他說這話,我知道他是不會相信我的建議的,我也知道他心裡會在想,「寫一部回憶錄……『我講你寫』,有什麼天大的了不起呢?」他一再地說,他以後要請我到他家去,把這事好好談談。並堅持要我「開個頭」,以後再從長計議。

  張漢公和我一談就是三個小時,主要是我二人對談。王一方和郭冠英在一旁只是略微幫腔,並照了好多相。我覺得應該是他睡午覺的時候了,雖然他還有說不盡的故事,而毫無倦容。最後還是我堅持他應該回家休息,王一方也作了相同的建議。我要陪他一起下樓去。張公卻示意要我先走,因?「門外還有人」。

  這是張學良先生第一次和我見面。我個人在大學課堂裡,談了三四十年的張學良了,這次才見到一個與我理想中完全不同的真的「張學良」,雖然我對他在歷史上的結論,卻沒有多少改變。在張的授意下,王、郭兩君送我上電梯,我走後,他三人才出門。

不願傷害蔣夫人

  與張別後,劉紹唐又約我晚餐,?此事討論了很久。紹唐勸我寫下去。但是經驗和年齡都告訴我,我只能「開個頭」。其後我就去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把該館所藏有關張氏早年的書籍、檔案、新聞紀錄,和單篇文章,編了個參考書目,再根據其中要件仔細清查。這對一個七十歲的老童生,實在是個很大的包袱,所幸興致尚好,終於寫出以第一人稱的海城張氏的〈關內源流〉和〈關外定居〉的兩篇草稿。送請少帥增減和更正──這辦法是我當年和李宗仁工作,所慢慢發展出來的可行之道,我身邊還保留有這兩文的草稿。

  可是此時在台北,我還有許多其他的雜務要處理。因?遠居異國,國內有許多邀請,萬里飛行,參加不易,多半都回絕了。然既來了一次,順便在同一地區,多參加幾次學術會議,也是難得的機會嘛。此時在香港和大陸,我就接受了兩個學術邀請會,需要參加。再者,平時到各地旅行總是三五天的事。這次不巧,我是住在我岳丈家裡,剛碰上他老人家病重住院,不久(一九九○年一月三十日)他就以九一高齡去世了。他的子女原都住在國外,各有工作。求醫侍疾,來去匆匆。我助理後事也就責無旁貸了。所幸我於此年有一年休假期,甚至可以申請退休。再者,岳丈死後遺留有房子、汽車、司機和阿媽,訂有合約,一時也辭退不了。我被迫鵲巢鳩占,在台北就做起「汽車階級」來了。這時我也曾到張家請益,並把我的底稿送請他過目以便修正。當我車抵張府時,那個在張家門外巡邏的「便衣」,竟招手含笑鞠躬開門讓我進去。這大概因?我岳丈的汽車上,有一張「總統府通行證」的關係。這就使我想起,我的學生傅女士告我,她曾在張府門外被警衛驅逐的故事來。還是蘇秦說得好:人生富貴豈可忽略哉!無車無馬,怎能私闖公門。

  張公看了我的草稿之後,雖也不無贊詞,但是他說他希望我做第一人稱(firstpersonsingular),他自己只做提供口述史料的「第三者」。這一來,那便和《李宗仁回憶錄》大異其趣了。

  「?什麼呢?」我不免好奇地問他。他解釋說,他不願傷害蔣夫人,蔣夫人待他太好了,甚至救了他的命。因此有許多話,在蔣夫人還活著的時候,他不願「直說」,只希望我讓他以「第三者口氣」發言。

  其後張公又派他的小助手王一方和一方的好友郭冠英,來約我到他家和一方家談笑餐敘了好多次。這時通過一方母親的?述,張公和我才第一次知道,一方已過世的父親王新衡先生和先岳吳開先,生前原是好友,同屬於國民黨的CC系,真是西諺所說的「世界太小」。

哥大東亞所願?張傳擔綱

  我這「第三者口吻」改動的工程不小,身邊既無書記,也缺少足夠的時間,我就到香港和大陸開會去了。一去經旬,回台時已耳目一新了。這時張公已獲得了人身自由。當局?宣布此好消息,並要?他舉行個九旬大壽的慶祝會,需要九十位「發起人」。張公把我的名字也放進去了。當他把此一好消息告我時。我?之大驚,問他能否將我的名字刪掉?張公還驚問何也?我說少帥九十嵩?,在台灣縱列出個兩百位發起人,也輪不到我。今日列名其中,會惹起寶島政學兩界不必要的反應。張公還笑我多心,連說不必顧慮。

  果然就在此時,台灣報紙登出了我?張公作傳的驚人消息,北京的報紙也隨之披露。接著謠言傳出,國民黨祕書長宋楚瑜先生也在查訊此事(後來宋兄還特地向我說明,他未嘗過問,想必另有權威)。此消息一經傳出,張學良先生首先就慌了。他剛剛重獲自由,難道又要回去?張公乃找我特別商量,要我二人發個「聯合聲明」,否認此事。

  我告訴少帥,我斷無資格和他發什麼「聯合聲明」,先讓我單獨發個個人聲明,說我之認識張漢公,是我先岳和王新衡先生的友誼關係。但是我們也絕對沒有談過「西安事變」。發過這項聲明,我說我便立刻離開台灣,新聞記者一定會再訪問您,那您就嚴正聲明,絕無此事就好了。張公認?這倒不失?一個好主意,我們就這樣安排了。

  這時原在台灣生長的郭冠英也發慌了,他把我們錄的有限的錄音帶,匆忙地交給我一份帶往美國;另一份就等著「警總」來查封了。其實這都是做賊心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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