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自序
追尋新台灣精神
台大心理系教授 黃光國
我也是「政治受難人」的後代。
家父的「政治受難」經驗，跟「二二八事件」或「白色恐怖」的受難者極為不同，我個人特殊的成長背景，也使我對兩岸關係的不確定懷有強烈的焦慮感。我是第七代的福佬人，祖先在清朝乾隆年間渡海來台，世居於台北市迪化街。我的祖父是日據時代的公醫，父親黃子正是「台北醫學專門學校」（即「台大醫學院」的前身）的畢業生。一九三二年，末代皇帝溥儀在日本關東軍的扶植下，在東北建立滿洲國。溥儀本人體弱多病，需要一位西醫照顧他的健康，當時日本人不准他聘用中國醫生，他自己又擔心日本人害他，因此經由新竹籍外交大臣謝介石的引薦，聘請了一位台灣籍的西醫黃子正。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關東軍騙溥儀說：天皇要送他到東京去接受保護。溥儀和弟弟溥傑挑了兩位妹夫、兩位姪子、一位隨侍，以及他最信任的西醫黃子正，登上日本人為他們準備的小飛機。
不料關東軍卻把他們交給了蘇聯軍。蘇軍把溥儀一行人送往西伯利亞伯力城的集中營，關了五年後；移交給中共，在撫順戰犯管理所關了七年。家父既不是軍人，又不是政府官員，因此一九五七年經中共最高檢察院裁定免起訴處分，並安置在遼寧鐵嶺勞改醫院，擔任醫師。兩年後逝世。
亞細亞孤兒的認同危機
我父親在大陸工作十四年，在集中營裡也被關十四年。就這一點來說，我也可以算是「政治受難人」的後代。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我出生於吉林省長春市，是遺腹子，從未和父親見過面。出生後不久，國共雙方開始在長春市展開拉鋸戰，我的母親眼見情勢不對，帶著襁褓中的我和兩位姊姊，跟隨台灣同鄉會，逃難回台灣。我們從東北逃到天津，再到上海等船，總共花了半年時間，回到台灣時，幾乎是傾家蕩產、一無所有。
在我成長的記憶裡，在國民黨「一黨獨大」的時代，一提到「滿洲國」，便要在前面加個「偽」字，為滿洲國政府做過事的人，也一律被打成「漢奸」。為了免除不必要的困擾，我們總是盡量避免提起家父曾經擔任「末代皇帝御醫」的這段往事。
然而，我成長的這段經歷，使我一生都在不斷思索生命存在的意義。在我看來，近百年來的中國歷史就是在尋找現代化的道路，而現階段台灣人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復興中華文化，宏揚台灣精神」。這個說法看來十分「八股」，可是，倘若我們回顧台灣光復後的歷史，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當中共在大陸搞文化大革命的時代，台灣卯盡全力從事經濟建設，為日後的「東亞經濟奇蹟」奠下了基礎，也讓鄧小平下定決心要走改革開放的道路。蔣經國晚年開放大陸探親，大批台商蜂湧到大陸投商設廠，將「愛拚才會贏」的台灣精神發揮得淋漓盡致。在國民黨一黨專政時代，我和許多台灣人民一樣，對兩黨式的民主政治有過很高的期待。陳水扁執政時代，兩岸關係緊張萬分，台灣社會內部動盪不安，更使我內心產生強烈的反感：目前有上百萬的台商在大陸工作，他們的生活處境和我父親年輕時代十分相似。萬一兩岸發生軍事衝突，他們便可能遭遇像我家當年一樣的命運。這真是於心何忍！
台灣的戰略性武器：中華民國憲法
根據本書的分析，兩岸政治現狀的最佳描述方式是「一中兩憲」，破解兩岸僵局的上上之策則是「一中三憲」。然而，台灣社會中的許多政治人物卻看不清這樣的現實，當然也想不出解決問題的方法。二○一○年元月六日，武漢中南財經法政大學教授喬新生以〈海峽兩岸最大公約數〉為題，在《聯合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文中很正確地指出：
『對台灣的執政者來說，解決台灣島內問題，有一個無堅不摧的戰略性武器：「中華民國憲法」。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真正具有現代意義的憲法，中華民國憲法起到了尋求共識、凝聚共識的作用。』
『誕生於大陸的中華民國憲法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其版圖值得現在所有中國人羡慕。如能重新喚醒中華民國憲法，不但可蕩滌台灣島內的一切汙泥濁水，徹底擺脫兩岸交往的政治困擾；而且可為兩岸政治談判確定基調，讓兩岸決策者意識到，為了中華民族的大業，必須捐棄前嫌，承認歷史，繼往開來。』
以「一中兩憲」為體、「一中三憲」為用的「兩岸統合」理論便是建立在堅持「中華民國憲法」的精神之上。在二○一○年元月下旬所舉行的一次研討會上，暨南大學的翁松燃教授發表了一篇論文，題為〈未來兩岸政治定位之可行方案〉，文中提出了台灣的十一種定位模式：
一、獨立（包括國協安排）
1.台灣共和國（新加坡模式）
2.台灣 （中華民國）（陳水扁式一中一台）
二、半獨立 （未來台灣的可能方向）
3.台灣 （聯軍佔領地）（台灣地位未定論）
4.台灣 （中國保護國）（芬蘭模式）
三、一中原則
5.「台北中國」（沈君山「一屋兩室」；張亞中「一中三憲」；德、韓模式；李登輝後期）
6.中華民國（台灣）（李登輝早期及國統綱領；分裂中國，一國兩區）
7.中華聯邦中的台灣自治邦
8.「中華台北」（奧運模式、ＷＴＯ、ＷＨＡ）
9.「中國台北」（亞銀模式、「一國兩制」）
10.台灣大行政區（李家泉「一國兩制台灣模式」）
11.台灣特別行政區（「一國兩制」港、澳模式）
由於「兩岸統合論」的基本精神是「合中有分，分中求合」，能夠滿足大多數台灣人民的要求，所以翁教授認為：「若說定位是為了決定國家最終命運，則獨派大都只會選擇前四種之一，理性又溫和的綠色人物或會勉強考慮第五種。統派應會在後七種之中衡量情況定奪。」
可是，「台獨理論大師」林濁水卻認為：作者跟張亞中教授所提出的主張「邏輯性很強，可行性很低」。所謂「邏輯性很強」是指我們的理論「無懈可擊」；「可行性很低」是他認為「中共不會接受」。翁教授在他的大作中也指出：「北京當局至今不容對等的政府關係，讓北京中國與台北中國共存，崛起的中國無此雅量。」
可是，我卻認為：只要我們的主張在「理」上站得住腳，在邏輯上「無懈可擊」，我們便應當抱著「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大無畏精神，凝聚台灣內部的共識，跟大陸進行談判，全力促其實現。從本書第九章我們跟中共涉台學者的初步接觸來看，中共確實很可能堅持不接受本書的主張，表現出「歷史偏執狂」的症狀，可是我們更同意喬新生教授的觀點：「對於大陸的執政者來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大陸是不容改變的事實，但是大陸的執政者從沒放棄台灣。既然兩岸都承認中華民國的版圖，那麼兩岸的政治談判就是一個『政權』談判。政權之間的談判，無非是分享權力的問題。除非回到蠻荒時代，你死我活，否則兩岸的執政者總能找到分享政權的總體方案。」
從翁教授的評估中，可以看出：兩岸分享政權的最佳「總體方案」，就是堅持「一中兩憲」的立場，並以「一中三憲」進行「兩岸統合」。令人遺憾的是：根據我在本書中的分析和診斷，現在不僅獨派的李登輝患有「斯德哥爾摩症候群」，陳水扁患有「戀屍癖」，連執政的國民黨也罹患了「賣台恐懼症」，正如喬新生教授所批評的：他們「忽視了憲法的存在，不敢以憲法對付民主進步黨，也不敢以憲法為依據，對外公開宣稱自己的正統地位。」「面對民進黨來勢洶洶的台獨活動，執政者居然進退失據。連台灣島內都無法治理，怎能期望他今後在大陸有所作為？」
《吳子兵法》說：「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後造大事」。「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陣；不和於陣，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當對岸聲聲催促要跟我們進行和平談判的時候，我們不僅不知道自己有哪些強項，甚至連自己的國家定位都還爭議不休、缺乏共識；這種分崩離析、自亂陣腳的局面，如何跟對岸進行「兵矢相接、針鋒相對」的談判？
歷史的中國，未來的中國
我一生的學術研究，其實都是在對自己幼年時期的心理創傷進行自我療癒。這本書則是在對兩岸政治人物進行「意義治療」。我十分明白，今天我們要以「一中兩憲」描述兩岸現狀，進而以「一中三憲」建構兩岸長期穩定的和平關係，最大的障礙來自深綠人士「逢中必反」的「自閉」性格。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來看，這種「自閉」傾向祇會使台灣脫離現實，而深陷在「鎖國」的困境裡。要走出這個困境，台灣人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當前的「中國」是處在「兩岸分治」的狀態。本書所說的「一中」，則是錢其琛「一中新三段論」中所指的「中國」，是「亞細亞孤兒世代」所認同「歷史的中國」；也是我們的未來世代可以坦然認同的「未來的中國」。這個「中國」可以用我的名字來加以詮釋：
我是光復那一年出生的，當時我的長輩直覺地以為世界大戰結束，日本人戰敗，從此國家恢復太平了，所以為我取名「光國」。這個名字銘記著當時東北台灣人的認同。這個「國」不是「滿洲國」，因為滿洲國已經被消滅掉了。也不是國民政府的「中華民國」，因為中華民國是消滅滿洲國的敵方；更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本還不存在。這個「國」是「中國」，是先於滿洲國、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存在的「中國」；也是認清近百年中國歷史走向之後，可以讓我們「復興中華文化，宏揚台灣精神」的「中國」。認同這個「中國」有什麼不對呢？
十幾年來，藍、綠惡鬥使台灣一直深陷在「內耗」的泥淖之中。對岸在「摸著石頭過河」之後，已經悄然上陸，正在啣枚疾走。時不我與，台灣人民如果不儘快從政治人物佈下的迷魂陣中醒悟過來，發奮圖強，重振「台灣精神」，將來想要急起直追，恐怕再也沒機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