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緣起
中國的「改革開放」在三十年前開始後不久，香港便有某知名的美國「海歸」經濟學家，不時在本地的中文報紙上批判大陸的經濟政策與經濟制度。除針對鄧小平外，當然更免不了兼及毛澤東時代；說「共產主義是全世界人類有史以來最壞的制度」，並一早開始便大力鼓吹北京應即時將國有財產全面私有化，並「一夜之間」全面放開官定價格、廢除外匯管制、讓匯率完全自由化，等等，不一而足。這種見解或可聊以稱之為「革命經濟學」，但絕非近二十幾年來西方經濟學界頗為注重的、高度專業性的「轉型經濟學」研究。
某人的論調，除在香港這個被海耶克(Friederich von Hayek)和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自由主義大師譽為「自由放任」經濟的典型之外，在大陸也一時風行。一則因為某人系出名門，屬朗奴高斯(Ronald
Coase)的產權學派，也與美國芝加哥大學其他諸位自由主義大師過從甚密；又多次自稱就將登堂入室，拜見諾貝爾，云爾。二則因為改革開放伊始，「撥亂反正」雷厲風行，大陸許多學人也忙不及迭將毛澤東視為對立面、為新政策詳加註解；因此樂於借助「西風」，幫助政府的改革政策，製造輿論氣氛。三則是對有實踐經驗的官員或決策當局而言，任何類型的工業放權改革，就如同上世紀六十年代東歐各國的遭遇所啟示，其終極阻力都在於中央計劃體制及其形影相隨的產權國有制度；最直截了當的改革辦法，莫過於摧枯拉朽，一了百了，即刻廢除集權式的物資配給制和官僚監控機器，以及個別企業的強制性指標；讓自由市場統管一切。因此，境外傳來的全面自由化和市場化說法仿若天際之音，備受歡迎。(可別忘了，當年還未見蘇聯葉利欽的「休克療法」[shock
therapy] 或「大崩戰略」[big-bang strategy]，所造成的悲慘結局，無殷鑒可循)。最後第四個原因是，其時也，西方的經濟學也開始引入大陸，對許多大學生而言，西方自由主義或新自由主義所賴以植根的新古典主義以還的微觀經濟學，確實是美不勝收，講消費主權，供需自主，自由競爭，產權私有，自我致富，等等；直可媲美河圖洛書。
作者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前後凡二十五年，早年看到某人在香港報章連篇累牘談中國的經濟問題時，已經深不以為然，也頗感愕然。一早已經想動筆在報紙上湊湊熱鬧。但香港中大，如同香港大學，對教員的評審規則，一概不認可在報章上發表的拉扯類文章，就連中港台各地稍具份量的中文學術期刊的論文，也不給以考慮；結果只能盡量爭取論文和專著讓歐美各國具有「崇高國際聲譽」的期刊和出版社發表，可悲，孰不可悲。
然而，這多少年來，如何看待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和毛澤東的歷史功過卻一直是作者所探討的一個主題。2008年將過去發表的十幾篇有關的期刊論文和專書的篇章結集成書，在英美兩國同時出版。標題為「中國的新工業化戰略」，副標題為「毛主席真的是多餘的嗎？」（Y.Y.Kueh, China's New Industrialization Strategy: Was Chairman Mao
Really Necessary? (本書中此下皆簡稱為《毛主席真的是多餘的嗎？》)(Cheltenham, U.K. and Northampton, Ma. USA: Edward Elgar, 2008, pp.x, 283.中國大陸對英文“Strategy”
一字通常翻譯為「戰略」，香港則譯為「策略」。本書兼用這兩種譯法，請讀者留意。），其意顯然，「挑釁性」亦強，期以拋磚引玉，促發國際學者共同討論此一重要的、對整個世界也是寓意深遠的當代中國經濟歷史問題。出版商也有此意，所以未見書稿，已經同意出版。實際上殺青之前，作者也已開始著手摘其要者，連同自己其他新舊著作中的部分罕見資料，重組成不同的中文篇章，因成此書也；也算了卻了當年「湊湊熱鬧」的宿願。
本書所觸及的都是1949年建國以來經濟建設方面的大是大非的問題，各構成獨立篇章，夾敘夾議，作專題的討論。大體上全書的前半部探討幾個歷史性的、或曰縱貫性的問題，如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天安門風暴，以及由毛時代過渡到鄧時代中國經濟政策和制度轉型中的階段性特徵。後半部則闡析幾個政策性和功能性的所謂橫切面問題，諸如工業與農業部門的產權結構、農村的資本積累方式、工農業的互動關係，以及對外經濟貿易政策如何影響經濟效率和長期經濟發展等專題。
介乎前後兩半部之間是「承先啟後」的第八章。這一方面從國際和歷史的視野，對比中國和前蘇聯以及其他東歐國家，回顧和檢討其改革歷程中所遭遇到的經濟理論和實踐問題的異同；並特別聚焦於重大的國內和對外的政治轉折對經濟改革所造成的歷史性衝擊。另一方面則為接著的篇章所要討論的諸多頗富爭議性的橫切面議題，提供必要的分析性理念與框架，比如國有產權制度的性質與功能、農業集體的歷史作用與貢獻、官定價格(含官定利率和匯率)的經濟理性與缺陷，以及工農業產品之間的的「剪刀差」價格等等問題。因為中國的經濟問題必然牽連到國內國外、歷史政治等各方面的問題，所以讀者實際上也可先從第八章讀起，以取得一個較為全面的視野。
因為著重於專題式的論證，全書不構成鋪平直述、教科書式的，或曰學究式的系統化演繹。也因為各為獨立篇章，在說明有關的議題時必須或多或少地切入一定的背景資料；所以各章之間也難免有所重複。但在結集成書時，已經盡量加以調整、避免累贅。書的內容主要取材於作者發表於英美德意荷澳各國的論文和專書；有關論點的數據與資料，其原註解浩繁，盡量從略。全書的表述方式，也力求深入淺出，讓沒有修讀過大學一年級經濟學的讀者，只要具有一定的知識水準，稍具心思，便可以暢然瀏覽無礙。
書後附錄三篇文章。第一篇是舊作，分析東歐各國早期工業經濟改革過程中所遭遇到的「放權或收權」的兩難局面，尤其是「市場導向」改革的「臨界」或「拐點」難題。作為一個採用蘇式經濟體制的國家，鄧時代的改革也免不了遭遇到類似的「拐點」難題。1988年由鄧所親自啟動的價格自由化導致了物價暴漲以及「天安門風暴」便是很好的例子。因此，附錄第一篇以顯示東歐改革經驗的「前車之鑒」，可使作者在討論鄧時代的改革措施時，得以「避重就輕」。第二篇是為紀念早年也曾經留學德國的先師張丕介教授而寫的，也可藉以「管窺」德國當年工業化的經濟戰略對當代中國的可能涵義；也可讓有興趣的讀者對作者的治學背景和思維方式「有跡」可循。但收錄該篇文章，主要還是想藉以緬懷恩師。第三篇「齊魯大地換新顏──山東之行感懷」，如附錄第二篇，都是寫於2008年清明之際。「山東之行」旨在造訪臨清市館陶縣，上香拜祭丕介師；但在先師墳頭山上，也看到中國新農村的景象。千里麥田，幾乎不見阡陌，這與丕介師留學德國佛萊堡大學時所寫的博士論文中所分析的傳統中國的「農田碎分」現象，判若兩個世界。山東之行也涵蓋春秋戰國的齊魯古都，令人反思祖國文化源遠流長，浩如煙海；在討論今日的大是大非問題時，也知在歷史長河中何以定位的問題，幸甚。
作者要特別感謝這幾十年來朝夕與共，尤其是香港中文大學的許多同學們。作者的許多靈感、想法、看法、判斷和結論，都是與他們在課堂上「砂盤推演」出來的。也特別感謝倫敦的《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因為作為其評審編委(1988–2009)之一，一直有幸閱讀許多有關中國經濟問題分析的最新文稿。也感謝母校，香港中大成員的新亞書院，讓本書的幾篇文章在其校內月刊《新亞生活》先行發表，使作者能就近請教於中文大學校內的朋友們。多年來未曾以中文寫作，只希望自己的水準不愧對以中國文史哲著稱的母校。
郭益耀，2010年清明節於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