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全球經濟正以前所未見的速度改變中，讓全球經濟更加整合的技術、尤其是改善資訊傳遞與交換的技術日新月益，使得世界各地的人們得以彼此互動，而且這種互動程度已出現驚人的成長。這些改變對我們的生活造成深遠的影響；在過去二十年內，我們看到幾億人脫離貧窮，卻也看到自然環境嚴重惡化，全球經濟慘遭金融風暴重創。
儘管各國政府修正經濟政策因應景氣循環，但是物價波動、貿易流量、政府預算和許多影響全球經濟的其他重要指標卻居高不下。結果，我們很容易被分分秒秒產生的大量數字困住，反而失去對長期發展的遠見。這就是我們在邁向未來之際遇到的一大問題。個人財富有可能在瞬間取得與消失；但是，國家卻因為需要幾年時間形成和改變的極重要因素，影響本身財富的取得與損失。特殊事件當然可能讓國家的長期經濟發展方向有所改變；不過，經過幾十年的發展，那些方向通常是由根深柢固的重要經濟因素所決定。
這些根深柢固的重要經濟因素未必說明在這段時間內，股市在某一天、某一小時或某一分鐘內的漲跌，但卻能為經濟本身所能達成的物質生活標準設限。如果我們把追求經濟成長當成一場比賽，那麼這些因素就會決定終點的位置。由於終點似乎遙不可及，所以專家學者和政治人士的日常聲明中根本不會注意這些，至於對經濟學沒什麼瞭解的平民百姓更不會留意此事。
這本書的宗旨就是要改變這種短視近利、缺乏遠見的情況。這本書開宗明義地解釋，受到類似經濟因素影響的國家在長時間後，常會在成長和繁榮上遭遇類似的限制。或許不久後，那些限制將讓目前身為全球經濟寵兒的中國，開始受到重重約束。中國的迅速成長，加上大家認為這種成長會再持續數十年之久，因而吸引全球資金湧入中國。不過，中國的長遠發展並不像投資者期待的那樣樂觀。歐盟（European
Union）由於本身政局穩定、有龐大的內需市場、加上東歐成員國的發展潛力，因此一直是投資人青睞的標的。歐盟發行的歐元，讓各國中央銀行、主權基金（sovereign wealth fund）和其他重要投資人引領期盼，終於等到替代美元的其他貨幣。但是，歐盟實際發展不如預期，歐元的情況也一樣，由於歐盟成員國正面臨不同的成長限制，因此歐盟和歐元有開始瓦解之虞。
當國家努力發揮潛能，提供人民最好的生活水準，就會遭遇一連串的阻礙。國家要發展經濟就需要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也需要某種程度的穩定。在未來數十年內，許多國家將面臨這三大要件都不足的情況，這些短缺將減緩經濟發展的速度，讓他們在這場經濟成長比賽中更慢抵達終點。有些國家到別的國家開拓殖民地，試圖掌握本身經濟成長所需的自然資源，比方說：製造業的原物料、餵飽工人的農作物、燃料和水。這次，殖民征服者將透過金錢、而非透過軍事手段來達成目的；但是這樣做卻可能會讓殖民者和被殖民者都自食苦果。富裕國家在本身人口老化和低生育率的情況下，將改變移民政策，從世界各地吸引更多工作者移民該國。即使在貧窮國家開始發展之際，由於富裕國家移民政策誘人，讓貧窮國家無法留住本身最具生產力的人民。在此同時，近幾年講究個人自由的左派政府將率先投效講究經濟自由的右派，然後就像政治鐘擺一樣繼續搖擺不定。在這種情況下，政權的改變就會讓本身的經濟成長速度變慢，這項結果令人遺憾，畢竟成長或許是讓政治鐘擺停下來的唯一做法。
在這些限制與阻礙中，我們還是可以看到一些新機會。當一九九○年代和二○○○年代的科技泡沫和信貸危機逐漸成為歷史，美國人開始尋找新的工作機會和所得來源。他們會在一些出乎意料之處找到新商機，也會開始重視美國經濟成功的重要支柱──「銷售力」。全球經濟結構重整，變得更密切相關也更數位化，同時也讓工作者可以一次觀察二或三個市場，扮演獲利守門員而掌握新機會。人們工作方式的改變，同樣會讓工作地點產生改變；日後，行動專業人士這個族群將日漸崛起，並在以生活型態選擇、而非以企業要務為主的新型態經濟中心穿梭。而且，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的緩慢瓦解，反而讓各國得以追求更自由的貿易，從對外貿易中找出新的財源。
儘管有這些新商機，但是成長之路未必平順。即使國家能巧妙避開本身經濟發展沿路上的重重阻礙，卻仍會面臨這場比賽中人人都將遭遇的種種風險。剛發生不久的全球金融風暴清楚地告訴我們，某些金融中心的疏失、瀆職和從眾行為就能讓全球成長受阻，讓某些國家在追求更高生活水準的步調上往後延宕幾年。為了因應金融世界而制定的新法規結構，反而讓規模龐大的黑市應運而生，為全球經濟帶來新的風險。同時，常被富國和窮國視為新產業機會的氣候變遷，其實反而拉大富國與窮國之間的差距，製造出一種動盪不安的威脅，讓富國與窮國的經濟都受到阻礙。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各國必須攜手合作；不過，目前各國政治制度卻無法提供適當架構來解決全球問題。
這本書也沒有把每項緊急的經濟議題都納入探討。相信在這方面，其他作者更擅長預測哪種燃料是未來的主要運輸動力（事實上有些作者已經這樣做了）、哪種超導體和半導體將傳送全球經濟數據。即使不涉及許多不同方向，預測工作就已經夠困難了。
事實上，經濟學家直到最近才真正開始瞭解個人預測和整體經濟預測有多麼困難。在一九六○年代期間，經濟學開始邁向成熟之際，許多經濟學家的預測都是以這項概念為前提：人們會再三犯下同樣的錯誤。舉例來說，如果消費者認為自己薪水調漲許多，他們會認為自己的購買力大增，但是他們始終沒發現自己想買的東西也漲價不少。一九七○年代時，新的經濟學派開始成為主流，這個學派持相反意見，認為人們太過理性，不會重蹈覆轍；消費者一開始或許會被加薪給愚弄了，等到再次加薪時就會留意通貨膨脹是否把加薪幅度抵銷掉。這個新學派主導經濟數十年之久，後來在二十世紀末期經濟思潮又出現另一波改革：行為經濟學（behavioral
economics）崛起。行為經濟學家運用經濟學和心理學，他們認為人們在某個時刻看似理性，長遠來看卻未必能保持理性。行為經濟學家進行各種實驗，詢問人們為何故意做出事後懊悔的事、為何無法承諾自己日後勢必會怎麼做。就算相當瞭解通貨膨脹的人把自己加薪的錢花光了，行為學家也不會感到訝異。不過，跟一九六○年代的經濟學家不同，行為學家不認為這些人被自己的加薪給愚弄了。他們反而認為這些人無法抗拒消費的誘惑，他們或許認為這些人覺得以後省一點來彌補目前的花費，但是人們是否真這樣做就有待商榷。
幾十年來，經濟學家領悟到，光是利用已知的事實來推測趨勢，並不是預測未來的最佳方式（但是這項領悟並未阻止許多經濟學家繼續這樣做）。行為經濟學的崛起讓我們明白某些經濟趨勢為什麼會出現，尤其是那些群眾心理或歇斯底里引發的瞬間改變。儘管如此，經濟學仍舊不太擅長預測那些突然出現的改變，不管是預測方向或預測時機都一樣。
一則是經濟學家還不完全明白人類心智的運作，一則是經濟學家通常把焦點擺錯地方。全球經濟人才大多聚焦於金融市場，通常他們只在意幾分鐘到幾個月的變化；不管是抵銷衍生性金融商品市場風險的倉促交易或是對企業當季盈餘的預測，都不太在意長期的發展。即使是在世界銀行（World Bank）和經濟合作開發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工作、比較偏重學理的經濟學家，通常也把四到五年的發展當成長期發展。因此，他們經常忽視真正影響全球經濟數十年發展的極重要因素。
但是，這些因素再重要不過，它們將決定整個世代（幾億人）是否能比祖先們過得更好。這些極重要因素源自於在地理、氣候、文化、政治和歷史等方面發生的事件。它們影響力之大，足以匯集幾千個相當重要的不同事件之影響，例如：通用汽車公司（General Motors）破產案或雨果．查維茲（Hugo Chavez）連任委內瑞拉總統。
有些經濟學家（本書後續會提及）已經開始研究這些極為重要的因素，比方說：追蹤殖民勢力在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制定的政府體系如何影響二十一世紀的金融市場。但是大致說來，這些重要勢力仍然受到忽視，也沒有被充分瞭解。
這本書的首要任務是把這種情況矯正過來，讓經濟預測重新聚焦在長期發展，而且是數十年的發展、不是幾年的發展罷了；並且專注於影響全球經濟前景的重要因素。換句話說，我可不是經濟占星家，經濟學不是精密科學，由於經濟學家至多只對周遭世界有不精準的瞭解，我們根本不可能期望他們對未來做出精準的預測。況且，你愈仔細觀察未來，就愈難預測未來；因為預測時間愈長，不確定性愈高，有更多事件和行動可能互相影響而改變結果。舉例來說，政府預算的預測圖表通常呈現大開口的鋸齒狀，而不是單一線形，因為實際預算可能落在兩個鋸齒之間。預測年限每增加一年，不確定性就隨之增加。
此外，還有一個更複雜的問題是：有關未來的預測可能被公開，一旦這種情況發生時，預測本身就會影響未來。因此，經濟學家面臨的不確定性就跟物理學家魏納．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提出的測不準原理類似。海森堡假定，你愈精準評量粒子的位置，就愈難判斷粒子接下來的位置在哪裡，反之亦然。同樣地，你愈精準預測全球經濟的未來，事實發展就更不可能符合你的預測。
然而，我們不必因為這項原理感到沮喪，因為它沒有讓這本書的前提失效。
事實上，進行預測的主要意圖通常是要改變未來，提醒我們注意迫在眉睫的危險，讓我們能避開危險。如果你在鄉間小路上開車，同車者告訴你：「小心那頭牛！」你大概會趕緊把車轉向，而不是把車子直接開去撞牛吧？
如果這本書確實改變未來，不只讓讀者避開危險並掌握機會，也鼓勵讀者克服危險並增加機會，那可就功德圓滿。我希望讀者開始思考形塑全球經濟的重要因素，不僅讓自己的眼界大開，也讓自己更深謀遠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