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謠言 TAIPEI RUMOR 1975-1988

　　台北和所有現代化城市一樣，變化速度之快、幅度之大，往往令人來不及捕捉，拍下來的景觀過不了多久，就成了褪色的過往。──阮義忠

　　1975年至1988年是台灣社會力逐漸爆發的年代，當時經濟急遽發展、政治開始鬆綁，台北正是其中變化得最快、最徹底的城市。攝影家阮義忠在台北街頭捕捉各種景象，希望呈現當時台灣在瘋狂追求經濟成長時，病態的面向。

　　這個計畫原本稱之為「台北」，但後來阮義忠覺得自己的照片無法替台北勾勒出完整的輪廓，一直到他想到尤金．史密斯（W.Eugene Smith）曾說的話：「為一座城市造像是一件永無止盡的事，如果開始嚐試去做，本身即是犯了自視過高的毛病……但它只不過是城市的一則謠言罷了；沒有意義，也不會流傳下去。」因為這句話，他放棄「自視過高」的「完整」構想，重新利用「謠言」的隱喻，選出一系列呈現台北真與虛的照片。

　　二十多年後，在全中國發行量最大的報紙《南方都市報》（169萬份）的邀請下，阮義忠拿出這批照片，為每一篇照片寫出背後的故事。於是許多曾經存在、如今已消逝的台北面貌重新出現：高檔消費場所美麗華飯店、被視為前衛設計的IBM大廈、西區的金像獎戲院、歇業重整前的統領百貨，西門町裡的相機老師傅、上街頭抗爭的老農民......。

　　這些過去可能為了呈現「病態」的照片，三十年後時移事往，成為讀者感受城市變化、城市歷史的重要線索。而阮義忠本人，也因為這些年來的心境變化，也開始用不同的方式看待台北。於是，台北不再是謠言，它或許有病態的過往、錯誤的發展，但都是我們安身立命的所在。

作者簡介

阮義忠

　　1950年出生於台灣省宜蘭縣，23歲開始攝影，出版《人與土地》、《台北謠言》、《四季》及《告別二十世紀》等十本攝影集。論著《當代攝影大師》、《當代攝影新銳》被視為海峽兩岸的攝影教育啟蒙書，所創辦的《攝影家Photographers International》雜誌被譽為攝影史上最具人文精神的刊物之一。攝影作品被海內外重要機構展出及收藏，規模最大的是2009年廣東美術館為其舉辦的個展〈一個時代、一本雜誌、一個人── 阮義忠 ． 轉捩點〉。現為台北藝術大學美術系兼任教授及佛教慈濟基金會志工。

台北謠言 TAIPEI RUMOR 1975-1988

囚禁不住的夢
這是為一篇文章配圖的意外所得。任職於《家庭月刊》時，有位同仁作了篇關於公園老人樂隊的報導，我負責拍照。有趣的是，這些年紀都上八旬的鄉親，天天聚會的場所卻叫「青年公園」。年輕人只愛往時髦場所跑，為新生代設想的這片綠地，倒反而盡是蒼蒼白髮。依稀記得，拉二胡的那位長者造詣頗精，另外一位吹笛、品簫、奏把烏都能來兩下，彈中阮和琵琶的則是位老太太，其他人就記不得了。

老人樂隊的團員來自本島各鄉鎮，其中兩位還是原籍大陸的退伍老兵。寄居在水泥叢林中的他們雖都離開了家鄉，卻能藉著音樂相聚，合奏出一闋闋「思鄉曲」。

樂音暫歇，天才全白，大多數的市民還在夢鄉。不遠處的兒童遊樂場，一個腳趿拖鞋的中年人以四十五度角的姿勢斜躺在溜滑筒中，衣著並不邋遢，也許只是喝醉了不想回家。然而，沈睡場所的奇特，也使他看起來好似自我囚禁，毫無席地而眠、露天而宿的瀟灑自在。

人無論在何處，會被困住的只是身軀，夢是囚禁不住的。只不過，心門一關，天地無光，即使有家也無歸處。他的睡相令我格外珍惜前一刻所見。那些精神奕奕的樂團老人，雖然歷盡滄桑，卻個個依然有夢，在城市的任何角落都能找到心的歸宿。
▏青年公園，一九八二

八又二分之一和一又二分之一
費里尼的電影《八又二分之一》像部天書，看不懂的人也不敢批評，大家都被大導演天馬行空的敘述給迷惑了。主角不折不扣是費里尼本人的投影，希望在現實人生和夢境世界的混沌交界找到出路。看這部片子時我剛讀高一，羅東鎮上的小戲院聲光效果不好，看得我一頭霧水，只覺得過去、現在、未來全給攪混了。

儘管如此，很多畫面依舊深印在腦海裡，彷彿是往事的一部分。我在二十歲前寫過五篇短篇小說，處女作取名〈一又二分之一〉正是借自費大師。主角A君和B君先後出現在看似獨立、實則串連的兩個故事當中。A君在每天必走的路上發現了一些祕密：路的長度、紅綠燈的轉換、步伐的跨距、擦身而過的路人、店舖所放的音樂⋯⋯都似乎與自己有某種關聯。總之，一個無名小卒漸漸認為自己是個負有特殊使命的非凡人物，只是沒人明白而已。

剛到台北上班時，除了《幼獅文藝》的辦公室之外，我最常待的地方就是西寧南路一條巷子裡的「天琴廳」。只要一杯茶資就可占用一組舒適的沙發與茶几，從開門混到打烊，在人進人出、聲音吵雜的環境裡享受自己才懂的寂靜，畫了無數插圖，也完成了那篇處女作。

接觸攝影之後，我不再畫畫和寫小說，「天琴廳」也被行醫的屋主收回當診所。我在原址外頭所拍的這幕人流景象，就像是〈一又二分之一〉的插圖，雖然另外那位主角B君的遭遇，我怎麼想也想不起來了。
▏西寧南路，一九八四

在城市尋找安身之地
公車是我十九歲初來台北，直至三十一歲當了父親之前的主要通勤工具。在那個年頭，排隊等車是要有極大耐性的，上車後更是需要好脾氣、好修養，才能渡過人擠人的窘況。當然，再好的性子也經不起天天折騰，候車站裡看不到歡顏是很正常的。

那天我幸運的撈到窗邊座位，往外一望，站牌前的人堆裡都是無奈、焦躁、鬱悶的臉孔。在他們中間，有很多應該是從外縣市來謀生的吧？我想到了當年的自己。

剛到台北落腳時，可真是夠苦了！我和家鄉的一位朋友擠在他親戚家多出來的一套洗手間裡，馬桶拆了，洗臉台還留著，原來放浴缸的位置被改成只有一塊榻榻米大小的床舖。兩個人只能側躺，就那麼緊捱著睡。才習慣一覺睡到天亮，卻遇上朋友接到緊急徵召令，匆匆當兵去了。

他的那位親戚立刻下逐客令，且只給我幾天時間在人生地不熟的城市裡另覓安身之地，我只有抄下路旁電線桿上「雅房出租」的招貼，按地址一一上門探詢。第二個落腳處是房東將曬衣陽台改成的單身房，水龍頭依然突兀地留著。難看歸難看，卻給了我另一些方便。

剛開始工作的我毫無能力預付租屋的三個月押金，還得連夜趕回老家向父親求助，再搭早班火車回來上班。搬家時僱不起貨車，又沒親戚朋友幫忙，只好一個人扛著書架，在市中心的大馬路上由南到北橫行。書則是打成一綑綑，用拖把棍挑了好多擔，每走過一個路口就放下來喘幾口大氣，再挑起來走。

相信每位到大城市闖蕩的鄉下人都有著不同的辛酸經歷，但願鏡頭裡的每張愁容苦相，如今都已苦盡甘來，展露歡顏。
▏火車站前，一九七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