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印尼華人的認同:文化、政略與媒體

當代印尼華人的認同:文化、政略與媒體
定價:360
NT $ 284 ~ 405
 

內容簡介

揭開遭噤聲的族群歷史,通往被隱沒的創傷記憶

  荷蘭殖民者的種族隔離政策,埋下了印尼社會族群隔閡的歷史種子。華人在反殖民運動中的「缺席」,則成了日後族群對立的潛在因素。1998年印尼陷入亞洲金融風暴,蘇哈托政權將華人當成經濟危機的代罪羔羊,造成了大規模的排華暴動,至此族群衝突達到高峰。隨著蘇哈托下台,開啟了華人認同政治的新頁。本書的具體貢獻即是為當代印尼華人的認同提供有價值的解謎。

  本書作者交互運用參與觀察、田野訪談、文本分析、口述歷史等研究方法,解析華語教育、華人組織及華文媒體在當代印尼的多元呈現。並突顯華人與原住民之間「想像的界線」,以及二者對彼此的刻板印象與歧視偏見。透過抽絲剝繭般的探索與分析,作者指出認同是持續不斷的形成過程而非實存的狀態,以此拆解各種關於「華人性」的本質化論述與同質性建構。而作者寄寓書中的深刻洞見——沒有真正的優勢族群存在——將是台灣社會最重要的省思。

本書特色

  當前台灣社會有42萬名外籍移工,其中印尼籍移工佔有四成,另約有2萬7千名印尼籍配偶在台。然而,台灣人對於印尼這個鄰近國家(有300多個民族、700多種語言,2億4千萬人口分居在6000多個島嶼),其實十分陌生,大多僅限於峇里島的觀光客凝視。

  本書承繼當代大師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與人類學巨擘紀爾茲(Clifford Geertz)的「印尼研究」,提供了另一種深刻的全新視角,引領讀者進入這個歷經殖民統治、獨立運動、政治紛擾、族群衝突的國度。

  以此關照,台灣族群關係的歷史糾結尚未釐清,新的移民社會已然成形。在政客的隱性操弄及顯性動員,以及媒體的應聲附和與特定支持下,舊的刻板印象未除,新的族群偏見不斷增生。本書的歷史考察與社會分析,將是一面重要的明鏡,映照出台灣認同的結與解。

作者簡介

雲昌耀(Chang-Yau Hoon)

  1980年出生於馬來西亞,在汶萊長大,1997年赴澳大利亞西部讀書。2003年在西澳大學(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取得商學與文學雙學士學位(並獲得文學士的第一等榮譽學位);2007年於該校取得博士學位,並獲得傑出博士論文評價。2008年起在新加坡管理大學(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任教。2008年於英國出版專書Chinese Identity in Post-Suharto: Culture, Politics and Media,本書印尼文版將於2012年出版。此外,於國際期刊發表多篇論文,並與人共同編著印尼華人研究的論文集(Chinese Indonesians Reassesed: History, Religion and Belonging, Routledge, 2012)。目前正在進行印尼華人基督教會以及印尼不同宗教之間互動的研究。

譯者簡介

邱炫元

  荷蘭烏特勒支(Utrecht)大學社會學博士,專攻東南亞穆斯林社會與印尼華人研究。

何景榮

  出生於印尼,成長並求學於台灣。畢業於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目前為美國夏威夷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候選人。研究興趣為經濟社會學、政治經濟學,研究範圍以東南亞各國(特別是印尼與馬來西亞)為主。

陳琮淵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候選人,研究興趣為企業史、經濟社會學、華人資本主義、東南亞區域發展。著有《文學、歷史與經濟:砂拉越華族社會發展探思》等書,論著散見於Development and Change、《台灣社會學刊》。

林育建

  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博士生,曾任中研院亞太區域專題研究中心博士培育生。研究興趣為客家文化商品化現象、文化創意產業、設計與消費研究、族群經濟。

 

目錄

中文版序:印尼華人認同的結與解∕蕭新煌
譯者序:承先啟後的印尼華人研究∕邱炫元
導讀:在印尼,誰是「優勢族群」?∕李美賢
序言
導論:一種不確定的認同

第一篇 測繪「華人問題」
第1章 調解華人性的方法
第2章 華人認同的歷史建構

第二篇 改變文化要素
第3章 華人「文化」與自我認同
第4章 華人政治的異質性與內部動態
第5章 華人報刊的重新出現

第三篇 維繫族群界線
第6章 「種族」、階級與刻板印象:原住民對「華人性」的認知
第7章 保存族群性:協商界線的維繫與跨越

結論:重新概念化華人性
附錄一:Evi Mariani對身為印尼華裔的個人反思
附錄二:〈事實上到底是你們或我們已經受夠了?〉
注釋
參考文獻
索引

 

導讀

在印尼,誰是「優勢族群」?

  當得知台灣要出版雲昌耀博士的Chinese Identity in Post-Suharto Indonesia: Culture, Politics and Media的中譯本(《當代印尼華人的認同》)時,內心即充滿期待;先前閱讀過原著,對我而言,那是一段感性與知性交織的閱讀之旅。該作除了有深度的理論對話、清楚的分析架構之外,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始終是那些紮根於田野的豐富又深具情感的經驗性資料。今天有幸為中譯版推介,得以早一步拜讀,閱讀此譯作的感受,與閱讀原著的經驗類似,不同之處在於,感性的那個部分益發深刻,相信這正是語言親近性產生的作用力。

  《當代印尼華人的認同》的研究問題架構在印尼「後威權」的時空脈絡,不僅是對後蘇哈托時期印尼華人的認同提出洞見,同時對未來研究拋出值得深究的研究方向。一般而言,「後威權」時期的印尼社會充滿了「革新」的氛圍以及對「自由∕進步」的期待;本書觀察的「時間」與「地域」脈絡,與近年來相關領域代表性學者(例如王賡武教授及廖建裕教授)的提示——「全球化」及「中國興起」等因素對海外華人認同的影響——有積極的回應性與對話性。

  此外,作者一開始即試圖就相關學術社群纏鬥已久的「華人性」(Chineseness)進行再概念化;藉助「離散」與「雜糅」等高抽象的理論性概念,結合豐富而具體的經驗資料進行動態分析,不僅在「印尼華人認同」問題提出觀點,同時也給予長期信仰或陷溺於「多元文化主義」的迷思的相關學術社群,在「解決」印尼國族整合問題上,提示了新的可能。

  厚重的田野資料,是《當代印尼華人的認同》最珍貴的寶藏之一。閱讀本書當中作者引述的田野記錄,雖是些再日常不過的對話,卻總撩起我過去造訪印尼所留下的深刻記憶與感受。過去幾年,曾走過印尼一些有許多華人居住的城鎮,也造訪了一些華人蹤跡相對較少的地方。在那裡,接觸了許多華人∕社團∕組織∕媒體人,也訪問了一些華裔社群意見領袖以及許許多多尋常百姓;接觸的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空中飛人,也有一輩子未曾離開印尼土地的人。他們有許多共享的歷史記憶,也有著南轅北轍的生命經驗。為了面見報導人,有時透過自行安排的交通工具,在赤道上進行長遠跋涉,偶爾因為過度顛簸,還得藉助「刮痧」對抗中暑與暈吐。有時候是受訪者因為「安全考量」,「堅持」派司機開著炫亮的豪華大轎車來「迎接」,讓我在漫長的塞車之路上,還可以乾爽、舒服且「安心」地坐在pribumi司機右後方那個被禮儀權威定義為「大位」的位置上,安靜無聲地在車內觀察車窗外的世界—壅塞地幾乎動彈不得的交通亂象、大道小巷裡人民的日常生活百態。訪談,有時在露天的攤販上進行,對話之間啜飲著旅遊指南呼籲要避免的冷飲;有時在富麗堂皇的星級飯店或是充斥諸多幫傭的私人大豪宅裡與報導人對談,吹著沁涼無聲的冷氣,豪飲著主人一再強調的「絕對安全」的冰飲。這些親身經驗過的印尼∕華社的「內部」異質性,在《當代印尼華人的認同》書中,可以說是隨處可見,且歷歷在目;然而這些異質性,是過去相關著作很少呈現的印尼的社會現實。

  除了內部異質性,「刻板印象」與「歧視」向來是探究印尼華人認同的重要觀察點,《當代印尼華人的認同》對此亦進行了厚重深刻的討論。自己過去在印尼社會試圖「理解」「華人問題」的過程中,許多慷慨激昂的對話,至今仍言猶在耳:

  「他們〔指印尼當地土著〕是番仔……,我們〔指華人〕不跟他們一起上學。」
  「印尼華人不上公立學校,因為『印尼人沒有資格教華人』……。」
  「〔我們〕印尼華族,就是『看不起當地人』。」
  「『印尼人沒有家規』、印尼教育只有認字而已、不教道德規矩。」

  對讀過一些相關文獻的我而言,面對以上這些話語,一點也不感到驚異,然而,當類似的話語在《當代印尼華人的認同》探討「刻板印象」與「歧視」的地方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時,我彷若又撞見當年那道隱匿在「弱勢族群」(印尼華人)瞳孔內的「帝國」光芒;從任何角度觀之,如此露骨的「文化優越意識」都令人難以消受。然而,正如本書也一再呈現的,來自印尼官方對華人政策性的歧視與「排除」,讓世代印尼華人身心皆處於「客人」的處境,其創傷性同樣令人難以消受。我永遠無法忘懷,一位具有堅毅不拔性格、白手起家的華裔印尼商人於受訪時流露的悲傷和感嘆:

  「再移民? 移到哪?移到另一個『他鄉』?做什麼?『再學一次作客人』?學作客人,受苦啊!」

  把類似以上華人的「文化優越意識」與「被歧視」,透過紮實的田野經驗資料,誠懇地在辯證過程相互參照,這是《當代印尼華人的認同》的特點,也是過去研究少見的。過去的諸多相關研究,未能跳脫「(華人)受害意識」的知識傳統,研究發問總是起始於「華人受害於『主流優勢族群的宰制』」—這樣的意識,不僅可能扭曲了某部分的社會現實,在說服力上也無可避免地受到局限。另方面,本書也批判了過去文獻近乎浮濫地召喚「多元文化主義」,以其作為尋求族群和解的出路。然而一如「受害意識」的視域傳統,「多元文化主義」觀點背後,亦視印尼社會存在一個具絕對「優勢」的主流文化壓迫著一個弱勢文化這樣的「事實」;然而,這個「事實∕前提」恐怕需要透過更細膩的觀察以及更複雜的思辨進行再檢視。

  其實,若細細品讀本書最後附上的兩篇文字簡單卻意味深長的附錄(「Evi Mariani對身為印尼華裔的個人反思」以及「事實上到底是你們或是我們已經受夠了?」),我們不難領悟,其實在印尼國族整合問題上,似乎「沒有真正的優勢族群存在」。對這一點,雲博士在本書中雖未明言,但參照其豐富的經驗資料來看,「沒有真正的優勢族群」實已內化在其書寫脈絡裡。也因此,《當代印尼華人的認同》在問題意識的開展上,已鮮明地轉移或告別了許多東南亞華人研究長期未受嚴謹批判的「受害意識」的思維慣習。

  在印尼華人研究領域上著作等身的廖建裕教授,曾於1998年在Straits Times針對後威權時代的「印尼華人問題」提出一個悲觀的觀點:

  印尼社會的排華暴動,其實是一種「長年存在」、「不會斷絕」的「所謂的華人問題」;「在大多數土著印尼人的眼裡,只要華裔一天沒有完全被土著社會吸納,所謂的『華人問題』將繼續存在。」(Straits Times 25 Feb 1998: 36)

  雖然本書的結論,並沒有一掃廖教授當年流露的悲觀,但是如果讀者能夠細究書內許多來自不同報導人提供的那些充滿「矛盾與掙扎」的感受、情緒、觀點與對話,也許,在未來問題意識的開展上,我們會更有意識地去審視自己的提問,釐清究竟自己關注的是「哪種印尼華人的華人問題」、「什麼時候的印尼華人問題」、「哪個世代的印尼華人問題」、「哪個地方的印尼華人問題」、「是男的還是女的印尼華人的問題」,甚至「『華人問題』在印尼究竟是不是一個『問題』」。

  《當代印尼華人的認同》能跳脫過去相關研究知識的框架、涵蓋更寬廣的面向、提供更紮實的經驗資料,某種程度或與雲博士的成長歷程有關。「華裔的身分、出生於馬來西亞、成長於汶萊、掌握多語的能力、在西澳完成高等教育與學術訓練」此一經驗與歷程,給予他研究「印尼華人問題」一個特殊有利的位置。就此書呈現的議題敏感性、多面向的研究關懷與成果,顯然地,雲博士絲毫沒有辜負他所擁有的優勢,成果甚至遠超越對其優勢的期待。

  整體而言,《當代印尼華人的認同》在觀察面向上所呈現的涵蓋力、在辯證理路上所呈現的邏輯性與對話性,以及從其豐富而細膩的經驗性資料所透露的對研究對象的深刻理解與研究者的反身性等等,共同客觀地具體化本書的學術重要性。此一著作之問世,不僅直接地嘉惠印尼華人的研究者,對海外華人研究、族群研究、印尼研究等學術社群而言,本書亦提供了刺激精彩的學術對話的素材。而台灣中文翻譯版的問世,對華文世界華人研究領域的入門者而言,更是一大福音;況且本書絕佳的翻譯品質,甚至會讓讀者感受到輕快閱讀帶來的幸福感。

李美賢 (國立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教授)

 

內容連載

第6章 「種族」、階級與刻板印象:原住民對「華人性」的認知


「種族」一詞,時常被人們依據所謂遺傳上的生物性特徵,用以替所有人口進行分類。「種族」通常指涉的是身體外貌上的清楚顯性特徵(Worchel 1999: 15)。在歷史上,這樣的分類時常被用來對不同「種族」群體的認知、行為與道德品質的差異性,進行偽科學式的認證(Luke and Carrington 2000: 5)。然而,近年來社會(與生物)科學家已經停止使用該詞彙作為各種人類群體的分類方法,因為這種方法缺乏科學的效力。儘管如此,「作為一種社會性的範疇,種族依舊展現出巨大的影響力」(Cornell and Hartmann 1998: 23)。在印尼,原住民和華人本身通常都會用相較於原住民的華人「顯著」生理特徵來界定華人,像是「較淡膚色、瞇瞇眼、直髮、高顴骨」(Gondomono 1996: 1)。這些身體特徵,通常構成了刻板印象的基礎。

路克(Luke)與加靈頓(Carrington)的文章〈種族至關重要〉(Race Matters),將「種族」界定為認同政治的符碼(signifier),「是驅使人們以特定方式行事的社會組織與認同形構的根本原則」(2000: 5)。種族標籤影響著人們對「種族化的他者」的認知、互動與建構。安息亞斯與尤瓦—戴維斯聲稱,「種族」可以是「一種用來建構分隔兩群人之界線的方法,這兩群人分別『能夠』與『不能』隸屬於一種對集合體或人口的特定建構」(Anthias and Yuval-Davis 1992: 2)。這條界線通常依據某種宣稱是無法改變的生物性或外表的差異來定義,藉此對人類群體進行社會性分類。人們通常會誇大同一類別內部的同質性,以及類別之間的差異性。這樣的誇大導致了對於各個群體的物化(Brubaker, Loveman and Stamatov 2004: 41)。

霍爾認為施加刻板印象是一種指涉的作為,對於「種族」差異的再現至關重要(Hall 1997: 257)。他提到:

刻板印象掌握某人少數幾個簡單、生動、難忘、好理解且廣受認可的特徵,將關於此人的一切化約成這些特徵,誇大並簡化它們,使它們固定,永遠都不會有改變或發展……〔簡言之〕,施加刻板印象是化約、本質化、自然化及固定各種差異。(同上,粗體為原文作者所加)

儘管如此,我們卻無法避免製造刻板印象,因為我們無法在沒有刻板印象的世界裡運作。刻板印象提供了維繫社會與象徵秩序的部分功能。刻板印象使得人們對於「自我」與「他者」之間差異的需求感受永久存在,並且在「正常」與「不正常」、「可接受」與「不可接受」,以及「我們」與「他們」之間,畫出一條想像的界線(Gilman 1985: 18; Hall 1997: 258)。吉爾曼主張這條「想像的界線」不是固定的,而是能夠動態地改變自身;同樣地,「自我」與「他者」之間的關係是易變的(Gilman 1985: 18)。藉由這樣運作,被視為「正常」的「我們」可人為地想像成一種統一的社群或集體,有著一致的聲音。另一方面,「他們」被化約為同質性的本質化「他者」,他們的差異性則由將「他們」與「我們」區分開來的刻板印象強力地維持著。將原住民「自我」化約為華人「他者」,鞏固了兩個「獨特」種族集合體之間的種族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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