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凡小人物：反對、造反及爵士樂（上下）

　　◎開創史學研究新領域、國際知名史學大師──霍布斯邦，以小人物的故事演義左派歷史的非凡著作

　　◎畢生關注工人、農民階級以及社會抗爭的史學大師霍布斯邦，以充滿熱情又收服人心的智識經歷告訴我們，真正的左派歷史正是這些平凡人所創造出來的。

　　「這本書所談論的幾乎都是那些沒沒無聞的人物，除了他們的家人和街坊鄰居以外，他們的名字不被人知曉，即使是在現代國家，那些登記出生、結婚、死亡的政府機關也沒有他們的資料……這些人佔了人類的絕大多數，歷史學家之間的爭辯不會論及這群人……我這一本書的要點在於，應該將這類人物從被遺忘的狀態中拯救出來，讓他們免於遭受「後代子孫不屑一顧」的命運。……

　　「我的重點是，假若不是做為個人，而是從集體的層面來看，這些男男女女正是主要的歷史行動者。他們的一言一行並非無足輕重。他們能夠、而且已經改變了文化和歷史的樣貌，關於這一點，二十世紀比歷史上的任何時期更形顯著。這就是我為何把一本關於普通人的著作，即傳統上被認為「尋常人物」（common people）的一群人，稱作「非凡小人物」（Uncommon People）的原因。」

－艾瑞克．霍布斯邦

　　勞工、農民、雜貨商、公車收票員、調酒師、盜匪、黑手黨……，享譽國際的史學大師這回關心的是一些社會上沒沒無名的小人物，他探討鞋匠在歐洲政治中的角色、他思索反對採用新機器的工人對勞工運動的影響、他談論被視為勞工語言的爵士樂的興衰更迭……。

　　霍布斯邦以精湛的說故事魅力和無人匹敵的洞察力，呈現出這群「名字通常只會流傳在家人和鄰居之間的小人物」，在他們所屬的時代中所投入的不平凡貢獻。

　　全書有三個部分處理特定的社會群體和環境：

　　第一部分：激進的傳統：探討工人階級以及與工人運動有關的意識形態。
　　第二部分：鄉村人物：觸及傳統農民。
　　第四部份：爵士樂：討論完全根植於窮人的重要藝術之一。
　　第三部分：當代歷史：這和作者的研究主題有所關連，因為它主要探討的情境與有意識的人類意圖和決策幾乎毫不相關，雖然習慣上以這種術語來加以討論。

作者簡介

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 1917-2012）

　　享譽國際，備受推崇的近代史大師。一九一七年出生於埃及亞歷山大城的猶太中產家庭。父親是移居英國的俄國猶太後裔，母親則來自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中歐。一九一九年舉家遷往維也納，一九三一年徙居柏林。在一次戰後受創至深的德奧兩國度過童年。一九三三年因希特勒掌權而轉赴英國，完成中學教育，並進入劍橋大學學歷史。一九四七年成為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講師，一九五九年升任高級講師，一九七八年取得該校經濟及社會史教授頭銜，一九八二年退休。之後大部分時間任教於紐約社會研究新學院，是該校政治及社會史榮譽教授。

　　霍氏是英國著名的左派史家，自十四歲於柏林加入共產黨後，迄今未曾脫離。就讀劍橋大學期間，霍氏是共產黨內的活躍分子，與威廉士、湯普森等馬派學生交往甚密；在一九五二年麥卡錫白色恐怖氣焰正盛之時，更與希爾等人創辦著名的新左史學期刊《過去與現在》。馬克思主義者的政治背景雖令霍氏的教職生涯進展艱辛，但卻使他與國際社會間有著更廣泛的接觸經驗及更多的研究機會，從而建立了他在國際上的崇高聲譽。

　　霍氏的研究時期以十九世紀為主，並延伸及十七、十八和二十世紀；研究的地區則從英國、歐洲，廣至拉丁美洲。除專業領域外，霍氏也經常撰寫當代政治、社會評論，歷史學、社會學理論，以及藝術、文化批評等。他在勞工運動、農民叛變和世界史範疇中的研究成果，堪居當代史家的頂尖之流，影響學界甚巨；而其宏觀通暢的寫作風格，更將敘述史學的魅力擴及一般閱聽大眾。

　　如《新左評論》名編輯安德生所言：霍氏不可多得的兼具了知性的現實感和感性的同情心。一方面是個腳踏實地的唯物主義者，提倡實力政治；另一方面又能將波希米亞、土匪強盜和無政府主義者生活寫成優美哀怨的動人故事。

　　霍氏著作甚豐，先後計有十四部以上專書問世，包括：《革命的年代》、《資本的年代》、《帝國的年代》、《極端的年代》、《民族與民族主義》、《原始的叛亂》、《非凡小人物：反對．造反及爵士樂》、《論歷史》、等書。

　　相關著作
　　《非凡小人物：反對、造反及爵士樂（上）》
　　《非凡小人物：反對、造反及爵士樂（下）》

譯者簡介

蔡宜剛

　　一九六七年生於台北。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畢業。譯有《行動者的歸來》（與舒詩偉、許甘霖合譯，麥田）、《非凡小人物上、下》（麥田），與《死亡與國王的侍從》（大塊文化）。

第三章

政治鞋匠

「他比他任何一個朋友更加沉迷於阿米紐教義和政治之中。他的兄弟會定期送來《循道宗雜誌》和《每週快訊》。他總是有許多做鞋的活兒，不論是和農人或勞工相比，他都來得更加獨立。他向來以不客氣的言詞對地主與上議院、下議院、新濟貧法、主教、牧師、穀物法、教會與階級立法提出評論。」

「非常詭異的事情是，每一個行業都會讓它的從業者逐漸養成一種獨有的性格、一種特殊的氣質。一般來說，屠夫看起來嚴肅而且表現得趾高氣昂，粉刷工人則是粗心草率而且過著浪蕩的生活，裁縫沉迷於酒色，食品雜貨商顯得愚蠢，門房好打聽、喜歡找人閒聊，最後，還有一副快活模樣的製鞋匠和補鞋匠，他們嘴邊老是哼著歌曲，有時候甚至顯得精力充沛……雖然他們的品味樸實，這些製作修補新舊鞋靴的人總是神采奕奕，間或帶有挑釁的意味，而且老是對事物喋喋不休地發表看法，這些都是他們的特點。是否出現了一場騷亂？是不是從群眾中竄起了一位演說家？毋庸置疑，那是一位鞋匠在向人民發表演說。」

Ⅰ

鞋匠在十九世紀的政治激進活動是眾所周知的現象。一些持有不同想法的社會歷史學家都曾經對此現象加以描述，而且想當然地認為它不需要解釋。例如，一位研究一八四八年德國革命的歷史學家就下結論道，鞋匠「在人民的行動中扮演了主導的角色」，認為這「並非偶然」。研究英格蘭「史溫」（Swing）暴動的歷史學家提到了鞋匠「遠近皆曉的激進活動」，而雅克‧魯熱里則以鞋匠「在傳統上好鬥成性」來解釋他們在巴黎公社中引人注目的表現。即使是席爾多‧柴爾丁這位抱持如此異端觀點的作者，他對這一個問題也接受了一般的看法。這篇文章試圖來解釋鞋匠做為政治激進分子的非凡聲望。

當然，要說鞋匠或是其他行業擁有一種激進活動的名聲，這可能至少是指以下三種情形的其中之一：首先是他們在社會抗議運動中好戰行動的名聲，不論是否局限在討論中的行業；其次，一種同情政治左翼運動的名聲，或是與其有所關連，或者是涉入其中；最後，一種或許可稱之為市井小民的意識形態理論家的名聲。這些情況雖然很可能有所關連，不過它們並不相同。在傳統的手工藝行業中，學徒與未婚的職工可能很容易被動員起來，而和當時的政治激進活動沒有任何必然的關係。法國的大學在過去就以支持左翼學生的立場而聞名，至少自德雷佛時期以來的情形是如此。不過，這並不必然意指??雖然這也不排除??集體的好戰行動。澳大利亞的剪羊毛工雖然往往是激進分子同時和左翼有所聯繫，但是通常來說，人們不會認為他們對意識形態有強烈的興趣，反倒是鄉村教師往往被認為對意識形態有濃厚的興趣。

在十九世紀，鞋匠做為一種擁有激進活動名聲的職業，同時囊括了上述三種意義。他們在行會事務以及在涵蓋範圍較廣大的社會抗議運動中都表現出激進的傾向。雖然鞋匠的工會局限在某些部門和某些地方，而且只有在某些時候才會發揮作用，然而，在法國和瑞典，鞋匠很早就以全國的規模組織起來，更何況是在英國。倫敦的鞋匠工會創立於一七九二年，據說在一八○四年擴展至全國各地。鞋匠與木匠是阿根廷地區工人聯盟（一八九○年成立）的首批成員，該聯盟是阿根廷第一個試圖建立的全國工會組織。在法國的七月王朝時期，鞋匠偶爾會發起大規模的罷工，同時也是最容易發起罷工的幾個行業之一。他們在革命的群眾之中同樣相當引人注目。有許多證據來證明鞋匠扮演了政治行動分子的角色。就我們所知，在英國的人民憲章運動中，從活躍的參與者之職業分佈來看，鞋匠在織工和不加區分的「勞工」之後構成最大的單一團體：比建築工人的兩倍還多，同時超過了所有按職業分類描述的激進分子的十分之一。在攻佔巴士底監獄的行動中，或者至少在那些因為這起行動而遭到逮捕的人之中，有二十八名鞋匠，這個數目僅少於家具製造工、細木工還有鎖匠。而在戰神廣場以及一七九二年八月的暴動中，沒有任何一個行業的參與人數可堪與鞋匠比擬。在所有因為反對一八五一年政變而在巴黎被逮捕的那些人當中，鞋匠的人數居於首位。依照雅克‧魯熱里的觀察，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失敗之後，涉入其中而遭到放逐的工人當中，比例最高的職業，「當然，一如以往，是鞋匠」。一八四八年四月，當德國的康斯坦茲市爆發一波造反行動時，鞋匠顯然是暴動者中最大的單一團體，幾乎等於緊接其後的兩個行業（細木工和裁縫）的總和。在世界的彼端，巴西南大河州的一個鄉鎮，第一位有紀錄可考的無政府主義者是一個義大利的鞋匠，時間是一八九七年。而根據報導，參加首屆（由無政府主義者從中策劃）庫里提巴工人代表大會（巴西）的唯一同業工會是鞋匠聯合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