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西安事變已經過去了七十六年，這段歷史雖已過去，但塵埃並未落定。
一篇歷史感言引發兩岸較力
從西安事變後到一九五五年的十八年間，除蔣介石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發表了一篇《西安半月記》作為國民黨方面的官方基調來反映這個事件外，不論是國民黨、共產黨還是社會輿論對這個歷史事件雖不時有所提及。但是誰都沒有再就這個事件做出詳實的敘述。其原因從國民黨蔣介石方面是害怕世人了解事變的原委、過程、真相；共產黨方面忙著打天下、建國安邦；輿論界並不掌握事件的史實。
一九五五年，在西安事變中曾親身參與營救蔣介石的郭增愷，出於對老友楊虎城的情感和對歷史的責任。以少有的知情者身分寫下了標題為《一個沒有交代清楚的問題》——〈西安事變〉十八周年感言，這篇長達十萬字的文章。在香港《熱風》雜誌上連載發表。使西安事變的真相從一個新的角度第一次系統公佈於世。
郭增愷的文章一出，戳穿了蔣介石長期隱瞞事變真相，編造和歪曲歷史事實的許多謊言。在海內外引起強烈的反響與震動。
看到這篇文章，蔣介石急了，為了繼續維持自己的臉面和謊言，他一面派特務給郭增愷寄去裝有子彈的恐嚇信，同時啟用被他已軟禁了二十年的張學良。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蔣介石單獨召見負責管理張學良的保密局少將劉乙光，詢問張學良的讀書、身體及年齡，命劉向張宣佈蔣的兩項禁令：不准收聽中共廣播；不准同警衛人員接近。張聞聽之後，頗有震雷貫耳之感，「反覆思維，深自反省」。緊接著又下達了讓張學良寫出西安事變回憶的指令。張學良在日記中這樣記述：「老劉前日連夜去台北。今日返，午飯後來余屋，告知我，彼係被總統召見，告他令我寫一篇西安事變同共產黨勾結經過的事實，再三囑咐要真實寫來，並說此為歷史上一重大事件。言後又再告劉囑余要安靜。」（注：老劉即劉乙光）於是，張學良按照蔣介石的吩咐，開始撰寫西安事變回憶，一個月後完成了初稿。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劉乙光到達台北，將張學良的回憶長函面交蔣介石。同月二十日，蔣即傳喚劉乙光，聲稱「（張學良）對共產黨（的認識）已有進步，我甚安慰。他將來對革命還可以有貢獻。」同時命劉將郭增愷的文章轉交張學良，要張在回憶錄中加以駁斥：「這篇東西（指郭文）對我們倆都有關係，必須有以辟明以示後人。」言談之間，給劉的感覺是，蔣「需要甚急」。
郭增愷因不是張學良的部下，事過多年，張對郭已不記清了。但為了完成蔣交代的任務，張學良苦思凝想後將「回憶」修改了兩小段，另寫了《慨中國文人之無行》一文來交差。張在該文中說：「有郭增愷其人者，當年在西北公路局任職，為楊虎城之嬖佞。……此人真不知羞恥者。」
「我等當年讀過蔣總統日記之後，自認抗日之事已有著落，追悔孟浪，不明領袖謀國苦衷，恭送總統回京，自動隨從請罪，說不到什麼條件成交，更談不到見證，就是有見證的話，恐亦輪不到該郭增愷名下。」
同時，張學良並於十二月廿一日致蔣一函，聲稱讀郭文之後「可氣亦殊可笑」。函云：「此人為誰，良誠已忘卻，假如良所知的那人是對，彼乃一小丑角色。他不是共黨，他是屬於共黨尾巴的第三黨，在第三黨中也不是什麼重要者。當年曾為楊虎城嬖幸官僚政客之流亞也。在回憶文中難將其人攙入，茲僅就其故說之處，針對如上，以證其無的之言，另寫一紙以駁之，未審可用否？」
蔣介石拿到了這篇討郭的檄文，忐忑不安的心總算平靜了一些。當下，他沒有再逼張學良寫其他材料，因為他已經取得了張學良為他在歷史所上的政治保險單——《回憶西安事變》。
根據他對張的了解與把握，只要張自己寫下來了，致死不會再翻案了。他想，當年參與談判的楊虎城已被他殺了，張學良已成這樣，郭增愷有張學良去駁斥已十分有力了，今後西安事變的歷史就可由他任意書寫了。但他怎麼也沒想到，宋子文在事變後用英文寫下了親歷西安事變的經過，四十年後在美國史丹佛大學向世界公佈。這份歷史資料，從一個特殊的角度戳穿了他煞費苦心編撰的《對張、楊訓詞》、《西安半月記》等謊言。
自一九五七年年初起，張學良又遵蔣介石之命，開始撰寫範圍更廣的回憶。四月廿二日完成，命名為《雜憶隨感漫錄》。該稿一部分回憶張作霖，題為《我的父親和我的家世》；另一部分回憶自己，題為《我的生活》。其中涉及西安事變的有《我之與國民黨》和《出洋歸國與管束》兩節。張在該稿中指責中共「包藏禍心，別有所圖」，讚揚蔣在西安事變中「剛正嚴厲」，自貶行動魯莽，思想幼稚，可恥而又可笑，等等。
一九五八年，蔣介石將張學良所寫的西安事變回憶在台灣高級幹部中公開。這些內容很快就傳到了大陸，在相關人士中引起震動。許多人出於對張學良的熱愛與盲目崇拜，當時否認這份回憶錄的真實性，稱之是台灣方面完全偽造的。而周恩來卻是心知肚明的，他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紀念西安事變廿五周年招待會上，欣然接受楊虎城之子楊拯民的建議，在大陸成立一個高規格的西安事變資料徵集組織，開始了對這個歷史事件的研究，西安事變的史料遂從那時開始逐步走向公開。
針對張學良在台灣的處境與狀況。一九六二年，周恩來經過一番考慮後，寫了一封只有十六字，沒有具名的短信，向這位老朋友表達了政治上的關懷。這十六個字是：「為國珍重，善自養心；前途有望，後會可期。」
周恩來的密信，是由當時的中共中央調查部精心安排，通過與張學良家有親戚關係的朱湄筠女士，經香港送到台灣，並巧妙地送到了張學良的手裡。張學良自看到周恩來的信後，便沒有再寫政治性的文章了。
應該肯定，是郭增愷的《一個沒有交代清楚的問題》，引發了台灣海峽兩邊，國共雙方對西安事變的再度關注。
還原歷史的艱辛
根據周恩來的指定，由中共中央統戰部負責西安事變資料的收集工作。之後成立了由劉鼎、南漢宸、高崇民、趙壽山、楊明軒、閻寶航、劉瀾波、王炳南、呂正操、申伯純等組成的西安事變史領導小組。隨之，全國政協著手向曾經參與事變的各方當事人，知情人徵集材料，請其寫回憶文章，進行史料的徵集編寫。
正當徵集工作進行時，「文化大革命」驟然而起，此工作被迫停止。「文革」中，為保存這批已徵集到的資料，許多人不畏艱險，想方設法總算保存下了一批珍貴的史料。其中反映楊虎城歷史的珍貴史料，在「文革」前，多由曾擔任過楊虎城秘書主任的王菊人先生負責整理保管。「文革」中為怕遭毀壞、遺失，王先生和陝西省民盟的一些同志冒著風險，將這些珍貴的資料砌在了一堵牆中，遂使這批資料保存至今。但也有一些珍貴的歷史資料在「文革」中流失了，其中就有楊虎城在西安事變後赴美國、歐洲考察期間的日記。這本日記，原本是楊虎城的家屬捐獻給國家的，在「文革」中被人以「借閱」的名義從全國政協的庫房中拿走，變為了其個人的收藏物。
一九七九年，隨著全國政協工作的恢復，西安事變史領導小組的工作也得到了恢復。但是，當年的許多成員卻在文革期間先後作古。為了這項具有歷史意義的工作，中央決定再行充實小組成員。由劉鼎、劉瀾波、呂正操、王炳南、粟又文、謝方、平傑三、童小鵬、宋黎、萬毅、楊拯民、汪鋒、閻揆要、孔從洲、高揚、史永等組成了新的西安事變史領導小組。領導小組工作恢復後，首先把原先徵集的材料依照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原則，進行了篩選研究；並查閱了中央已經公開的有關檔案；訪問了還在世的當事人；參考了海外學者關於西安事變的論述；還參閱了台灣方面公開的相關材料，著手編寫出版了「西安事變簡史」。
這個簡史在一九八六年西安事變五十周年時發表。同時一些當年參加「事變」的人士也紛紛撰寫回憶文章，使中國近代史上最富有驚險色彩的這段歷史，逐漸見諸世人。使人們對這段歷史的發展有了更多的了解。但是，當時由於諸多的限制與顧慮，許多歷史資料與歷史真相還不能公佈。
當時大陸方面主要所顧及的：先是張學良在台灣還沒有獲得自由，怕危及他的生命安全；後是希望張學良獲得自由後，能夠回到大陸來。而台灣方面則一直要維護蔣介石的「領袖權威」。這樣便使得人們對事變的了解不能全面，對楊虎城對事變的作用了解更不能深入。
特別是在海外，當蔣介石在一九四九年殺害了楊虎城，為了掩蓋自己違反政治倫理，滅絕人性的暴行，對外嚴密封鎖了消息。在台灣，很長一段時期在書籍和文章中提及西安事變時，都儘量不出現楊虎城的名字。企圖讓這位曾任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二級上將的楊虎城從歷史中消失。後來隨著蔣家父子兩代統治的結束，楊虎城才逐漸在台灣為人所知。而作為這一暴行的責任者中國國民黨，卻始終沒有對非法囚禁、殺害楊虎城及家人、部屬的行為做出任何的說明。
今天，隨著人類的不斷進步，歷史的不斷發展。西安事變的真相隨著歷史資料的逐漸公開，也越來越為人知曉。隨之，楊虎城對國家、民族的貢獻也就凸顯了出來。
以史為鑒，振興民族
多年來，海峽兩岸人士對西安事變的研究角度，大都集中在共產黨和國民黨的興衰、利益方面。事變雖然是在國共鬥爭的大背景下發生的，但事變的醞釀、策劃，共產黨完全不知情。促成事變爆發的根本因素，是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和中華民族不願屈從外人統治、奴役的民族主義；同時也是自一九一一年來，中國人追求民主，反對封建專制政治的民主精神的一次大爆發。只有從這兩個角度去認識、研究西安事變，方能理出錯綜複雜的歷史頭緒，解讀出當事人種種奇異的表現。
我撰寫這部《西安事變．八年抗戰與楊虎城》，是希望從一個角度還原歷史，讓後人知道，楊虎城這位中國的民族、民主主義者，為了國家的存亡、民族的振興，是如何拋頭顱灑熱血的。他的一生體現了：人民為大，民族為上。
導讀
西安事變－－祖父人生中最輝煌的一頁
我的童年是在張蕙蘭祖母的身邊度過的。一九五四年，當時我的父母都在條件十分艱苦的甘肅玉門石油管理局工作。我出生後不久，就被送到西安，由蕙蘭祖母撫養。我對祖父楊虎城的最初認識，是在祖母家開始的。
還記得在我記事後不久，初冬時分的一天，家裡大客廳裡正前方擺起一個身穿西裝戴眼鏡男人的大幅照片。在他的面前擺起了香案，燃著一些蠟燭和貢香；還有一個供桌，桌上擺著一些點心和水果。最特別的是在諸多食品中有一碗由蕙蘭祖母親自用菠菜製作的「麵」。從下午開始，許多大人陸續聚集到家裡。傍晚時，人們肅立在大客廳裡向這個大相片講話，我也被叫到人前，站在最前面和大人們一起向照片行三鞠躬禮。以後每年這個時節，都有這個活動。我長大點後從家人口中得知，照片中的人是我祖父，叫楊虎城，是個將軍；來家的近百人都是他的部下。
再後來，一個親戚給我念了一本描寫重慶「白公館」、「渣滓洞」大屠殺的小冊子，我才知道祖父楊虎城是因為要求抗日被蔣介石派特務用匕首殺害的，是烈士。
我懂事後，祖母平日裡也講一些祖父的生活與性格特點，但從沒詳細說過楊家的身世，我想是她不願勾起心中的痛苦吧。
到上小學時，我才回到父母身邊生活。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十二歲的我，在學校也想參加「紅衛兵」，可當時入「紅衛兵」要查三代，而我對家世並不知道。回家問了母親，才知我的曾祖父是個木匠。
一九六九年春節，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仍然如火如荼。我們家已兩年沒有團聚在一起過春節了。可喜的是，父親在被關了一年的「牛棚」後，回到家中，我們全家共同過了一個團圓節。
過節期間的一天晚上，父親召集全家說：「我現在覺得有必要將咱們家的歷史告訴你們知道。」父親從祖父家遭橫禍，百里扶梓講起，從西安事變一直講到祖父遇害；又講了他自己進延安參加革命的經過，回憶了毛澤東在延安接見他，詢問祖父情況的過程。這晚，在近三個小時裡，他講了許多，十分激動。我們五個子女被他深深感染，被那些聞所未聞的歷史所震驚，所感動。那一年我剛十四歲，第一次比較系統接觸到楊虎城與西安事變。
一九九六年我移居加拿大後，接觸到許多台灣的朋友。在與他們的交談往來中了解到，西安事變和楊虎城在台灣大多數人都不清楚。知道的也僅知道是張學良作亂犯上抓了蔣介石，根本不了解前因後果。
祖父對張學良將軍的真誠，在我父親楊拯民身上得到了充分繼承。他與張將軍的四弟張學思在抗日戰爭期間，曾同在延安「馬列學院」學習，他們成了好朋友。解放後，來往不斷。文革前，張學思在天津搞「四清」，經常來我家與父親暢談。張將軍的胞弟張學銘也是父親的好朋友。特別在「文革」之後，他有大事願找父親商議。我結婚時，他還送了禮物。張將軍的五弟張學森，也是父親的好朋友。幾年前，張學森在北京突然去世。為了辦理好喪事，父親不顧自己的身體健康與年事，一天曾數次去見其家屬，忙前忙後。對其女兒張閭衡更是關懷備至，從政治、生意到生活上都給予了力所能及的幫助與關懷。父親對張家的事，始終當成自家的事，有時甚至超過自家的事來辦。
一九九一年，張學良將軍在遭受長達五十多年的幽禁後，獲得赴美探親的自由。消息傳來，大家都很高興。鄧小平發出：「你們要關心這個人。」的指示。隨即，開始了組團赴美看張的準備。當時，中央有一種意見是讓父親去。首先因為他的身分，並且他與張有過直接接觸（這樣的人當時已很少了），更重要的是他長期從事統戰工作，有著豐富的鬥爭經驗與政策底蘊。能夠做張的工作。為完成此行，父親做了充分的準備。但遺憾的是，中央派了他人赴美，錯過了一次促張回國的時機。從此，父親就留下了一個心願：有生之年見張一面。
在以後的數年中，父親時時關注著張的一切，經常托人帶去問候與思念。一九九六年春，全國政協領導批准了父親赴美探張的要求。他非常高興，要我與他同行。就在我們完成了各項準備（辦好了簽證），打算訂機票時，北京醫院檢查出父親患了癌症。醫院提出要馬上手術。父親問，手術後一個月內能否恢復？如能，他就做手術，因為他要去見張。醫生當時告訴他可以恢復，父親當即表示儘快手術。
就在要去見張的信念促使下，父親在七十六歲高齡做了這次大手術，承受了極大的痛苦。不料，手術後身體恢復極差，探張之旅只得擱下。病榻中他對我講：你先出國，等我好一些了咱們再去美國看張。到了一九九八年，他的身體稍有恢復，探張的念頭又起。這年九月，我與他通長途電話時，我們討論了新的赴美探張計畫。誰料想，一個月後，就在他參加政協常務會議其間，悄然辭世而去。而未能見到張學良將軍，就成了他最後未了的心願。
三年後的一九九九年六月，我抱著了卻父親遺願（希望能見張學良一面），和對這位曾與祖父一起同過生死，敢「把天戳個窟窿」英雄的崇敬，偕女兒好好踏上去夏威夷的旅途。六月六日在閭衡、閭芝兩位大姐熱情的安排下，我和女兒見到了世紀老人張學良。第二年我再次赴夏威夷參加了他的百歲壽誕慶祝活動。活動中，我還與台灣來的郝柏村將軍進行了友好交談。兩次夏威夷之行，了卻了父親代表楊虎城後代看望前輩的心願，但卻無法完成父親促其榮歸故土的想法。在與張的接觸中，感到他不願再提西安事變和楊虎城。倒使我萌生了探索其中隱情的想法。
多年來在中國大陸，人們給予祖父楊虎城很高的評價，但遺憾的是，缺少對他的深入研究（包括我本人）。此前，幾十年間僅出版了米暫沉先生撰寫的《楊虎城將軍》、吳長翼先生撰寫的《千古功臣楊虎城》等少數描寫楊虎城生平和思想的傳記著作。
近兩年，在整理父親的遺稿《往事》時，為核對史實，查閱了大量有關楊虎城與西安事變的資料。在查閱這些資料中，我對楊虎城有了前所未有的新認識。產生了撰寫一本能夠儘量反映祖父楊虎城壯烈一生書籍的強烈衝動。
二○○六年八月，我在加拿大寫完了祖父的一生，原本以為可以為先輩劃上句號，但我的心情依舊沉重。
西安事變應該說是祖父最輝煌的一頁，也徹底改變了他的一生，祖父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但祖父追求真理、熱愛國家民族的精神永存於我的心中。
謹以此書獻給祖父在天之靈。
楊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