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運動中思想：《打造二Ｏ一三年體制》讀後
陳光興
一
迥異於白樂晴先生一貫長篇大論的著作，《打造二Ｏ一三年體制》是南韓重要思想者白樂晴介入現實的暢銷小書。構思與寫作完成於二Ｏ一一年之際，這本小書的出版可以說是一個推動政治變革的思想運動者在現實動態過程中思考的實錄。契機出現於二Ｏ一二年南韓的國會選舉與之後的總統大選，他呼籲各個（進步）政治勢力集結在一起，把選舉轉化成與民眾一同思索韓半島下一步可以怎麼走的平台，凝聚共識才能預先規畫二Ｏ一三年即將出現的新政治體制，並克服當前所面臨的結構性僵局。因此，讀者會發現書中與韓國現實有很強的對話性，作者是在演講討論中不斷修正、推進他的思路。
白先生思想的基本動力，在於他長期關切超克韓半島分斷體制的問題，但是他的思維方式具有更為寬廣的整體性、延展性，因為分斷是一個牽一髮動全身的環節，絕對不能孤立起來看。
「打造二Ｏ一三年體制」這個具有啟發性的分析架構──（一九四五戰後→一九五三體制→一九六一體制→一九八七體制→二Ｏ一三體制的想像）──可以收縮到以下的敘述中來理解：二次戰後，韓半島在脫離殖民地命運重新恢復獨立時，是處於體質脆弱的託管狀態，國際勢力之間的競爭與國內政治力量的結盟，讓南北在一九四八年成立意識形態對立的政權，導致一九五Ｏ年韓戰爆發，直到停火協定樹立起了一九五三體制，其實質內涵除了確立兩種不同的政治制度與社會型態，也同時逐步形成延續至今的「分斷體制」，成為全球冷戰體系在東亞區域的核心構造。而南北的分裂與對峙更進一步造就了北邊金日成四十多年的一人極權領導，與南邊一九六一年起的朴正熙所代表的軍事獨裁體制。經過二十餘年各種反對能量的積累，一九八七年的六月民主運動打破了獨裁體制與軍人政權的格局，新的政治體制雖然取得文人政權得以形成的方向，乃至於二ＯＯＯ年的兩金南北高峰會議等，
但是並沒有營造完整的經濟與社會民主的條件，也仍然沒能衝破一九五三年以來的分斷體制。換言之，所謂「打造二Ｏ一三年體制」，就是要創造新的結構性條件，深化與民眾息息相關的經濟、社會民主機制，同時能超越一九八七體制的限制，特別是其中所延續的一九五三體制，在南北問題上進一步以「和平體制」取代「停戰體制」，才能有效推進並解決韓半島的分斷問題，也才能在沒有後顧之憂的前提下推進韓半島民主的繼續發展。所以白先生的「打造二Ｏ一三年體制」是對韓國當下提出分析性的架構，在指出目前的狀況處於一九八七年體制的後期，當初雖然打破一九六一體制的格局，為可能的變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但也設下了爾後發展的限制，希冀創造新的局勢來翻越障礙。
二
南北韓問題是歷史的產物，與亞洲的其他第三世界地區分享著相通的命運。第三世界的反殖民運動大都以民族解放為動力，最終以「民族國家」的打造為現代化工程的核心目標，然而過程中幾乎沒有例外地均帶來了影響深遠的暴力傷痕。在亞洲區域內，印度／巴基斯坦分裂（一九四七）、台海兩岸分治（一九四九）、兩韓分斷（一九五三）、新加坡／馬來西亞分離（一九六五）、沖繩為美軍占領後的復歸（一九四五到一九七二），等等，所體現的國家暴力一方面是在戰後的民族國家內部以族群差異的政治動員為奪權手段，延續戰前殖民統治的種族主義分化邏輯，另一方面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對抗的全球冷戰，在民族國家造成內戰效應，兩者之間交叉重疊、相互作用；從今天來看，冷戰在世界史所處的關鍵效應在於延續殖民主義的運作，特別是在所謂前殖民地深化、複製民族國家作為殖民主義核心統攝裝置的思維。後殖民時期亞洲各區域在搶奪、鞏固政權時，大規模的肅殺行動於是發生：韓國濟州島四三事件（一九四八）、台灣二二八（一九四七）與白色恐怖（一九五Ｏ年代）、印尼大屠殺（一九六五到一九六六）、大陸反右（一九五七）、馬共的長期鬥爭（一九五Ｏ年代到一九八八）等。分斷與肅殺事件造成受害的民眾長期以來心靈上無法平息的巨大陰影，卻因冷戰形塑成政治禁忌而無法公開討論，以致喪失對歷史認識的能力。前人的心情無法為後輩理解，逐漸成為世代差異的鴻溝，而族群之間經驗不同又無法對話，成為另一股衝突矛盾的暗流。一九九Ｏ年代後，冷戰漸趨鬆動，國家暴力、民族分斷、掃紅、肅殺等被壓抑的禁忌問題在各地以各種方式重返人間，原先被官方湮滅的「歷史」，正在以「記憶」的形式（口述、自傳、訪談；影、音、文字……等）慢慢大量湧現，在此關鍵點上要如何透過多元異質的歷史記憶重訪過去、恢復記憶、認識歷史、接受歷史，才能抱著釋懷的心情縫補傷口、卸下包袱、繼續前進，成為當前各地思想界共同的難題。白先生「打造二Ｏ一三年體制」的提出，必須被放在上述的問題意識中來理解，因為「打造二Ｏ一三年體制」不僅僅是對韓半島內部的分析而已，它的普遍性理論意涵該更被彰顯，困難之處在於上述的理解雖試圖揭示共通的結構，而各地在地歷史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屬性，也反映了不同地方的能量。
白先生的分析架構的參照作用正在於它提供透視各地當代政治歷史結構限制：
‧韓國 一九四五─一九五三─一九六一─一九八七─（二Ｏ一三）
‧台灣 一九四五─一九四九─一九八七─
‧大陸 一九四五─一九四九─一九五七─一九八九─
‧沖繩 一九四五─一九七二─
‧日本 一九四五─一九五一─一九五五─一九六Ｏ─
以上簡圖的時間點可以向前向後延伸，為了便於討論，以一九四五年戰後為起點，列出幾個東亞地區各地對應的關鍵時間點。參考上述韓半島體制變動的軸線，對台灣與大陸而言，一九四九年兩岸分斷體制的形成，在台灣的表現以戒嚴體制出現，壓制了島內的異議政治力量，也阻絕了兩岸之間的連動，直到一九八七年蓄積的政治、社會力量衝破了戒嚴體制迎來了解嚴體制，打開政黨政治為主軸的空間，同時開啟兩岸重新互動的條件。而大陸方面，一九四九年建國時所形成較為寬鬆的一黨專政體制，在一九五七反右運動後深化，錢理群稱之為「五七體制」，簡單的說是第一書記大權獨攬的一元領導體制，開啟了爾後的大躍進、人民公社、文革發生的政治條件。這個體制所積累的危機於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爆發，調整中逐漸形成「六四體制」，一方面以「改革開放」的經改為核心，以市場經濟紓解壓力，一方面持續「五七體制」的第一書記專政，全面控管政治、社會。一九九Ｏ年代後確立的「六四體制」推動了快速的經濟起飛，卻也帶來至今階級分化、工農失所的巨大壓力。
兩岸放在一起看，一九四九年所種下的分斷體制在一九八Ｏ年代末期起開始鬆動，但跟南北韓一樣，沒有解決，造成當前兩岸之間的新危機，而類似白先生所提出的二Ｏ一三和平體制是否能夠有效解決衝突與僵局，值得討論。台灣的一九八七體制跟南韓的一九八七體制一樣，政黨政治的民主形式沒有設計、解決更為深遠的社會與經濟民主問題，而大陸所面臨的困境是從「五七體制」到「六四體制」所遺留下來的未解的危機，也必須有新體制的想像出現，超越目前的難題。同樣地，沖繩地區戰後歷經一九四五年美軍軍統體制，直到一九七二年復歸日本，立即陷入日本一九五一脫離軍統後在一九六Ｏ年以來形成的美日安保體制，美軍基地在沖繩就地合理化，至今無解，要解決沖繩問題就要鬆動安保體制；而安保體制的實質意義，是在日本本島一九五五年形成「五五體制」，即自民黨長期執政的狀況下，進一步設定了日本在東亞作為美國代理人的位置。長達三十八年的五五體制雖然在一九九三年被打破，但是除非有區域性的和平體制取代安保體制，日本在東亞的政治與文化位置很難產生變化，在此意義下，安保體制可以理解為日本與東亞其他地區存在分斷關係的基礎。
換句話說，白先生對於韓半島的分析，有助於我們上升到區域的視角俯視各地特有的變動與結構性限制，這個相互參照的視野值得繼續深化，這裡只能提出相當初步的想法。
三
以上的討論可以看到，「打造二Ｏ一三年體制」的提案，其實暗示了一個特定的思想位置，是從超克既有體制困境的能動主體的發言位置來看全局。在二Ｏ一二年上海舉辦的亞洲思想界論壇中，白先生以〈韓際關係中的「第三方」及其對亞洲現代思想潛在的貢獻〉為講題，
試圖思索運動的主體，而所謂的第三方就是除了南北韓官方、政府以外的「民眾」，包括市場等非官方的組成。一個以民眾生活世界為主體的思想運動必須能夠啟動，成為二Ｏ一三年體制的動力，也就是要能使現有的民主運作能夠升級，克服僵局，而二ＯＯ八年韓國出現的大規模「燭光運動」，反映出既有的政黨與代議政治無法回應、吸納民眾生活的需求。當然，東亞各地出現的大型民眾運動不是南韓所特有，日本二Ｏ一一年福島核災後掀起的巨大能量可以說是沉寂了半個世紀以來民眾運動的復甦，台灣從紅衫軍到太陽花的各種群眾運動也都在強烈衝擊政治體制，中國大陸風起雲湧群眾抗爭也都反映了政治體制的限制。力道強勁的民眾運動在東亞各地的出現，提供了逆向思考問題的契機：要如何從民眾的位置，把政黨政治與代議士制度當成客觀存在的條件；搭配著其他能夠調動的社會資源，民眾運動該如何介入、爭取、主導制度性的安排，讓沒有納入政黨政治的力量，能夠轉化成民主動力的核心？
我想白先生所看到的是既有民主體制設計的限制，其大都以歐洲歷史產出的「民族國家」為前提，而憲政制度、代議制政治、政黨政治的試驗，在世界各地都已證明困難重重，不論是一黨、兩黨或者是多黨政治，都因政黨的內在本位邏輯而與民眾社會生活情況漸行漸遠。特別是「歐體」的出現，意味著以自利為前提的民族國家體制的崩解，各個地區必須創造出新的、更為開放、更接地氣的民主形式。因此，東亞各地出現的民眾運動，或許可以被理解為嘗試透過社會運動的方式，企圖打開社會空間、建立社會的主體性，壓縮政黨政治的空間，讓民眾的主體性能夠更成熟。用白先生的話來說，民主主義的根本就是「民眾自治」（參見本書第八章），所以「打造二Ｏ一三年體制」也不過是設計階段性過渡的體制，要在過程中不斷鍛鍊民眾參與的能力、修養及功夫，才能超越代議士政黨政治體制，重新發掘以民眾自治為基地的民主形式。
四
能夠提出「打造二Ｏ一三年體制」，意味著韓半島的客觀處境使得南韓的進步圈內還存有一定程度的共識，團結合作不是在癡人說夢；與白先生處於同一陣營的白永瑞甚至進一步提出複合國家（compound state）的想法，
試圖突破既有民族國家的框架，擺脫邦聯（confederation）與聯邦（federation）的想像，在接受兩韓已經分離一甲子的情況下，讓兩個國家體制能夠維持現狀，同時尋求接近現實的統合，目的在於走向「和平體制」，創造新的條件在長遠的未來能更為自然的磨合。相對來說，台海兩岸或是在台灣內部，目前似乎不具備類似的提案空間，任何的提案都會被快速貼上標籤，說明了缺乏共識、分化更深，但並不意味著《打造二Ｏ一三年體制》分析本身不具對照意義。
白先生提出的「打造二Ｏ一三年體制」最終沒有在現實中落實，二Ｏ一二年的國會與總統大選，進步勢力都失敗了，但是第一位女總統朴槿惠二Ｏ一三年上台後所面臨內、外部的多重困境，反倒可以看到白先生分析的有效性，指向的是整體的、結構的限制，遠遠超出了黨派與意識形態立場的對峙。《打造二Ｏ一三年體制》顯然不只是適用於「二Ｏ一三年」，打造運動沒能成功不意味著就此取消思考，反倒是讓我們看到「在運動中思想」的可貴，或許選舉輸了，而更多人看到要繼續前進的關鍵之所在，能在下一波契機出現時更為精準的把握運動方向。所以翻譯此書引進中文圈的用意，在於提供亞際共通的思考資源，從區域的視角共同思索落實的方向。白樂晴的「二Ｏ一三體制」，不僅是思想層次上的啟發，也是實際運動層次上可參照操作的手冊，對我們最直接的啟發是：兩岸問題是一九四九年體制所設下的局，要想像和平體制的建立，不能在民族國家框架內設定的統獨僵局裡繼續困獸之鬥，要能破框思考才能海闊天空。或許，已經進行了二十多年兩岸民眾之間的實質互動中，暗藏了和睦相處的智慧，值得認真挖掘。更重要的是，和平體制的建立也只是克服歷史中所設置人為路障的一個階段，不是終點站，民眾民主自治的道路還很遙遠，得慢慢修練。
最後，感謝白樂晴先生的信任，並為了配合「二Ｏ一三年亞洲現代思想年度講座：白樂晴」的翻譯出版計畫，他也特別為這本書的中文版作序。感謝李大可教授承擔了繁重的翻譯工作，白池雲與李政勳兩位同仁在百忙中分擔了校訂的任務，以及好友白永瑞負擔了出版上協調的瑣務。再次感謝行人文化實驗室、亞際書院、夢周文教基金會與世新大學台社國際中心的支持。
──二Ｏ一四年八月於新竹寶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