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 1941

中文版序  v
主要人物  xx
1941年4月前的日本歷史大事件  xxi

序幕 改變歷史的一天  1
第一章 戰爭傳聞  19
第二章 唐‧吉訶德的歸來  51
第三章 一切的開端  67
第四章 軍人的兩難境地  79
第五章 擺脫麻煩還是保持友誼  95
第六章 北進，還是南進？  105
第七章 危機悄然臨近的七月  121
第八章 “朱諾見”  133
第九章 毫無勝算又非打不可  147
第十章 最後一次機會  159
第十一章 軍人接任  183
第十二章 扭轉歷史車輪  195
第十三章 崩潰邊緣  205
第十四章 朋友之間總有商談餘地  215
第十五章 赫爾照會  231
第十六章 縱身一躍  237
尾聲 新的開始  245

註釋  257

中文版序

　　1941年12月，日本決定進攻美國及其盟友，本書把焦點集中在日本作出這一災難性決定之前的8個月。與公認觀點不同的是，本書認為，日本領導人其實認識到發動這場戰爭將帶來毀滅與自我毀滅的後果（當時，日本企劃院估計美國的工業產量是日本的74倍以上），甚至在發動襲擊前的幾個月裹，日本領導人也本可以避免這一對決。除了對歷史事件的直接關才注，本書還著重探討了日本與中國以及日本與西方世界的對抗關係。

　　中國對於1941年的日本十分重要。二戰結束前，對日本來說，中國一直是一個頑強而難以制服的對手，日本能夠佔據絕對優勢，卻從來無法將中國打敗。正如每位中國讀者所知，日本自1931年起開始對中國東北積極進行軍事擴張，自1937年7月起，日本為了征服中國大陸而展開殘酷的戰爭。1940年，日本甚至在南京建立了一個傀儡政府。儘管日本在軍事上佔上風，但中國絲毫沒有妥協的跡象。日益孤立又缺乏自然資源的日本鋌而走險，侵入東南亞，這冒着捲入一場新戰爭的風險，但自相矛盾的是，這樣做日本才能繼續與中國無休止地打下去。

　　當然，日本在中國大陸的不如意與1941年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沒有必然連繫，但日本無法通過軍事手段控制中國的確影響到日本最高領導人的政策判斷。到1941年秋，美國要求日軍從中國撤出，這成為阻礙美日外交談判的最主要問題之一。正如美國副國務卿薩姆納‧威爾斯（Sumner Wells）在華盛頓對一位日本外交官所說，在美日談判中能否不涉及中國問題就如同“詢問《哈姆雷特》搬上舞台時能否去掉哈姆雷特這一角色一樣”。但東京的領導人不這樣認為。

　　日本偷襲珍珠港的官方解釋是，日本被美國這一西方自由主義國家實施的懲罰性經濟制裁措施逼上了絕路，不得不發動戰爭。這種看法說明，日本領導人忽視了一個事實：正是日本多年來在中國的軍事行動以及進一步挺進印度支那才招致了制栽。日本還為發動戰爭尋找正當理由，認為發動戰爭是為了從西方殖民者手中“解放”亞洲其他地區（而與此同時卻在攻打中國的亞洲同胞）。日本認為戰爭不可避免，自己是在反抗傲慢白人的欺凌。大聲叫囂的日本右翼至今仍持有這種歪曲事實的觀點。許多日本人仍傾向於認為這場戰爭是防禦性質的，是不可避免的，這是因為如果想到日本本可以避免這場毫無意義又損失慘重的戰爭，他們的內心會難以承受，而認為日本別無選擇就會感到輕鬆得多。

　　然而，正如本書再三論證的那樣，日本擁有選擇權。珍珠港事件前夕，日本多次召開高層會議，探討戰爭以外的選項，這說明日本領導層心裹清楚，與西方開戰將無法獲勝，因此應該避免這樣做。但最後，沒有一個人有勇氣出面阻止日本的黷武政策，這一政策的出發點正是日本已為戰爭作好了全面準備。雖然不論在政府還是軍方，日本的決策過程稱不上獨裁，但基於共識建立的政府阻礙了有意義的直接辯論。隨着時間的推移，包括參戰在內的重大決定的責任分攤在各個部門、各個領導人之間，最終由最具有象徵意義的天皇來批准，而天皇本應被視為凌駕於政治之上。可以說，絕大多數日本領導人認識到他們的國家走在自殺的道路上，但沒有人覺得自己負有足夠責任來阻擋這種趨勢，他們都寄希望於其他人來採取行動。通過對個別領導人的詳細剖析，包括近衛文X、松岡洋右、裕仁天皇和東條英機，我所尋求的不是原諒，而是剖析悲劇人物的弱點與缺陷。

　　顯然，一場戰爭不會無緣無故打起來。日本說到底就是一個侵略者，首先入侵中國，其次是其他亞太地區，日本主動發動襲擊，早就在該地區踐行各種意義上的帝國主義入侵，盲目否認這些事實沒有意義。同時，我們應該從更加廣泛的歷史角度審視日本的帝國主義以及令人憂慮的中日關係。雖然當今兩國關係緊張，但值得我們銘記的是，敵對並不總是中日關係的主旋律。

　　即使在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日本擊敗清廷後， 日本精英階層仍然崇拜中國文明的輝煌，他們對中國經典著作的熟知程度與他們掌握西方語言的才能一樣突出。另一方面，在20世紀初，許多中國人也將日本作為現代化進程的典範。所以在1905年，孫中山創建中國國民黨前身（中國同盟會）的地點是在東京，這一點也不偶然。不論在過去還是現在，兩國能夠相互學習、互惠互利的地方還有很多。

　　英國歷史學家E‧H‧卡爾（E‧H‧Carr）曾總結說，歷史“是史學家與事實之間不斷交互作用的過程，現在和過去之間永無終止的對話”。這種對話必須不斷受到其他歷史學家的挑戰、修改並重新注入活力，這樣我們才能加深對特定歷史事件的理解。顯然，讓歷史問題政治化來解決短期問題不會改變歷史及書寫歷史的宏觀進程。我希望在這一持續性對話中貢獻自己的綿薄之力。

　　最後非常感謝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和譯者馬文博將本書帶給中國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