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築之夢(2版)

推薦序－擇善固執、堅持原則的建築師（孫全文）
推薦序－我的靈魂有翅膀（阮慶岳）
推薦序－萊特的建築大夢與我們的未完成夢想（邱詠婷）

導言
為了建築（一）
為了建築（二）
為了建築：東京新帝國飯店
機器的藝術和工藝
拉金公司行政新大樓
研究與已完成的建築
日本木刻版畫：一種詮釋
裝飾的道德標準
廣畝城市：一種新的社區規畫
美國住宅建築物體系
美國風住宅
國際風格
路易斯．沙利文
建築師
受獎演說

序

　　法蘭克．洛伊．萊特出生於一八六七年，當時安德魯．詹森擔任總統，美國收購了阿拉斯加，而在建築界，歷史折衷主義占有統治性的地位。他逝世於一九五九年，享年九十一歲，那時的美國總統是德懷特．大衛．艾森豪，蘇聯的「露娜一號」探測器到達了月球，而「現代主義」成了建築的同義詞。萊特出生在維多利亞時代，一生經歷了「快樂的九○年代」、「咆哮的二○年代」、經濟大蕭條、兩次世界大戰，並體驗了原子時代以及冷戰。一八六七年美國內戰剛剛結束兩年，而一九五九年電腦時代已經初現端倪。

　　萊特的職業生涯也特別長而富有變化。他負責的第一項工程就是威斯康辛州斯普林格林的聯合小教堂（Unity Chapel），該建築於一八八六年由芝加哥的建築師約瑟夫．L．希爾斯比為羅伊德．瓊斯家族設計，這個家族人丁非常興旺，萊特的母親就來自其中的一支。逝世前一周，他仍然待在這座建築附近，那時距他的第一份監督工程已經過去了差不多七十三年的時光。萊特的職業生涯比當時美國人的平均壽命還要長。

　　最初他選擇避開維多利亞式的折衷主義，而在職業生涯結束之前很長時間內，他都堅定地反對「現代主義」。儘管一直逆時代的流行而動，萊特卻是位異常多產的建築家。在他主持修建的近五百座各式風格的建築中，超過四百座至今仍然屹立，這個數字稍稍多於他設計的所有建築總數的一半。在他已完成和未實際建造的作品中，為中產階級和中上層階級客戶所設計的獨門獨戶家庭住房約占四分之三，這個比例在世界知名的建築師作品中可謂相當高，除非是為了富豪，這些建築師通常會避開設計家居這種盈利相對較小、又屬勞動密集型的項目。

　　萊特出生在威斯康辛州 Richland Center 的一個農莊，位於麥迪森以西五十英里。在愛荷華州、麻塞諸塞州以及羅德島居住過一段時間後，全家在一八七八年、萊特十一歲的時候，搬到了麥迪森。他曾經利用暑期在洛伊．瓊斯的農場工作，在那裡，他曾經一定為蜿蜒流過樹木、覆蓋綠色植被和淺黃色石灰岩相互映襯的威斯康辛河之美景而感到震撼。他在麥迪森度過初中和高中時光。儘管沒能從高中畢業，他仍然於一八八六年一月被威斯康辛大學以就讀「理科」課程的「特別學生」的名義錄取。他的學業成績其實並不突出，在畫法幾何與繪圖課上只得到「平均分」，也只有這兩門課程在他為期一年的大學生涯中留下了成績記載。

　　也許是因為他父母一八八五年離婚所帶來的經濟上困難，萊特一八八六年的春季和秋季學期在艾倫．D．考諾威教授的建築辦公室裡任職，並於同年夏季為在斯普林格林的希爾斯比（Silsbee）工作。也許他對建築的熱情是這兩個人點燃的。還有可能跟至親一起居住─比如他的母親，他的父親已經離開了麥迪森─萊特不再需要生活上的支援，他尋求職位只是因為他對建築的熱愛已經開始顯現而已。無論哪種猜測是對的，他還是在一二月從大學退學。一八八七年年初，他已經在芝加哥以繪圖員的身分為希爾斯比工作。

　　隨後他換過一次工作，然後，於一八八八年年初與丹柯瑪．阿德勒（DankmarAdler）和路易士．沙利文（Louis Sullivan）簽署合約，這兩個人的雇員人數在一八八六至一八九○年設計龐大的芝加哥會堂大樓（Auditorium Building）時達到頂峰。在接下來的五年中，萊特從繪圖員升職為首席繪圖員，並成為沙利文的門徒和知心朋友，負責公司承辦的一系列住宅工程，同時也照看其他類型的建築工程。也許正是因為沙利文和萊特變得如此親密─前者找到了自己從未有過的「兒子」般的人物，後者得到了一種可以做為替代者的「父親」─當兩個人因為萊特的雇用合約產生分歧時，情況看起來好像成了個人恩怨，至少在沙利文看來是這樣的。他覺得自己遭到背叛，於是解僱了萊特，而萊特則很快在一八九三年建立了自己的辦公室。

　　在接下來的八年裡，他設計了一批工藝精良、細節精湛的建築，它們大多數是具有獨特外形的房屋，慢慢地但又確實地─僅僅是在人們回顧過去時（這是個實驗的階段；萊特還沒有決定使用哪種建築語言）─演變成為了「草原城鎮中的一個家（A Home in a Prairie Town）」，這種新型房屋很快就為他帶來了聲望，這在一九○一年《婦女家庭雜誌》（Ladies Home Journal）二月號中有所描述。我們正是從這期雜誌的文章名中得到類似「草原房屋」、「草原學校」和「草原時期」等詞語。

　　「我將整所房子的規模壓縮……」他後來在《我的自傳》中寫道：「牆壁現在從地面上的一個……洩水臺開始，這看起來很像在建築物下面加了一個矮平臺……其頂端停留在二層窗沿的位置，這讓臥室通過一串連續的窗子連接起來，其上方則是具有較緩坡度的懸垂式屋頂和寬屋簷。」「中西部北方的氣候異常惡劣……，我為整個結構加上一種保護性的、遮蔽性的屋頂……屋頂的下面是平的，通常使用淺色，以造成一種反射光來柔和地照亮樓上的房間。懸垂的屋頂有兩個好處：能有遮蔽作用、保護牆壁……同時又能完成這種對光的反射……房子開始與地面有了聯繫，」他解釋說：「成為草原上一道自然的風景。」

　　他接著寫道：「建築的外觀主要是根據內部的需要而設計的。」他拒絕使用自己認為是「盒子邊上嵌盒子，或是盒子裡套盒子的建築設計」而重新做出如下定義：「整個底層是一個完整的房間，將廚房分隔出來做為一種實驗室，僕人們的臥室和生活區則與廚房一面相接……然後，為了不同的家居目的，我將大房間的不同部分隔開使用，比如餐廳、閱讀室、客廳等。」（他只在樓上保留了做為臥室的「盒子間」）「天花板……」他繼續寫道：「透過對水平的灰泥板子進行下調的反覆方式將其控制在窗子之上，並和房間的天花板漆成一種顏色」，這具有突出親密感和完整性的效果，房間中窗子和門楣處綿延不斷的裝飾線將所有因素聯繫在一起，更加強了親密感和整體性。充實感和留白感、垂直因素和水準因素都在這種整體性設計中得到體現，這其中也包括了家具、設備、玻璃美術製品和景觀美化。

　　在接下來的八年中，萊特以草原風格設計一百五十多處結構迥異的建築。他的作品從不缺少客戶，因為它們獲得的評價都很高，銷路也很好；他總是受邀演講或寫文章，並且還逐漸確立了國際性的聲望。但是在一九○九年九月，萊特的生活和事業卻急轉直下。一九○四年，他在伊利諾州橡樹園為愛德溫．H（Edwin H）和梅瑪．布斯威克．錢尼（Mamah Borthwick Cheney）設計了一處房屋，萊特從一八八九年起一直和妻子凱薩琳居住在該地─他們就是於當年步入結婚殿堂。這四個人成了朋友，當地的人都知道他們不分彼此，是一個融洽的四人組合。錢尼一家有四個孩子，而萊特家有六個孩子。但是在一九○九年九月，萊特和布斯威克偷偷在紐約見面，並轉往柏林，這個變故對少數人之外的所有人來說都是既突然又毫無徵兆的，他們讓自己的朋友、橡樹園，還有整個建築世界都為之震驚。就是這時出了大亂。

　　一九一○年十一月，明尼阿波利斯的一家名為《西部建築師》的雜誌發表了一篇評論文章，其中描述了業界的反應，也反映了公眾的意見。該文章指出，當類似事件發生時，「美國和外國的建築師們……有權將這種灰暗的陰謀稱為『氣質問題』。（但是）如果我們率直而恰當地看待這件事，這種能夠讓一個男人帶著他人的妻子穿梭於歐洲首都城市間的氣質只能被認為是對道德缺失的最為卑劣的掩飾。

　　所謂的氣質問題就是道德敗壞的另一種說法。」怪不得萊特會於一九一四年聲稱：在任何可取的特徵中，「很不幸地，公平競爭（Fair Play）的精神在編輯之間太少見了。」梅瑪在歐洲大陸度過了一年，又在橡樹園花了一年時間，仍未能順利解決配偶和孩子之間的問題─她於一九一一年四月離婚，但凱薩琳這邊卻一直堅持到一九二二年才肯讓步─萊特和梅瑪於一九一一年決定要永遠一起住在威斯康辛州的斯普林格林。在那裡，萊特已經將塔里埃森（Taliesin）建造為他們的家和自己的設計工作室。儘管兩人受到嚴正的批評，被認為是「在罪惡中」生活，並為社會所孤立，但萊特和梅瑪卻過著一種互相激發靈感的生活；梅瑪翻譯了瑞典女權主義者艾倫．凱（Ellen Key）的著作，而萊特繼續進行建築方面的實踐─儘管與他在一九○五到一九○九年間接受的任務相比，從一九一○年到一九一四年，數量減少了五○％左右。到了一九一四年，來自社會方面的敵意已經逐漸消退，兩人似乎已經通過命運的考驗，可以過著正常的生活了，但就在這時，萊特卻經受了人生中最大的一次打擊。

　　一九一四年八月十四日，他正在監督芝加哥一座房屋的建造工程，而梅瑪．布斯威克則正在和來看望她的兩個孩子、他們的一位朋友以及五個塔里埃森工匠一起共進午餐。在他們不知情的情況下，另外一個傭人在餐廳的窗子底下用汽油點燃了灌木，並鎖上了唯一的門，等在那裡，用短柄小斧砍死屋裡頭想要逃出來的人們。塔里埃森的大部分化為灰燼，梅瑪和其他六個人（包括她的兩個孩子）在這場災難中喪生。

　　萊特崩潰了。他在當地報紙上發表悼念文章，並在自己二十八年前建造的聯合小教堂內的洛伊．瓊斯家族墓地對面將梅瑪埋葬。幸運的是他毫髮無傷，他當時正負責兩處大工程，即芝加哥的米德威公園（Midway Gardens， 八月十四日他就是前往這項工程的現場），以及為東京帝國飯店進行初步設計，但是他最想做的卻是重建塔里埃森。「我將為曾經居住其中、熱愛這個地方的人們的不朽靈魂而重建塔里埃森」，他寫道：「我仍將居住在那裡，那裡仍會是我的家。」

　　但是他這種渴求在未來擁有寧靜生活和創造性工作的希望馬上就破滅了。一方面是因為他沒有辦法獨自生活，因為他生活中需要一個女人，至少可以這樣說，接下來的十五年他的人生充滿了暴風驟雨。在梅瑪死後不久，他就邀請發來感人弔唁的米利安．諾埃爾（Miriam Noel）來塔里埃森進行參觀。儘管性格明顯不合，他們卻斷斷續續地在一起生活了八年，其間爭吵不斷。然而，兩人卻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選擇結婚，並於一九二四年四月分居、一九二七年離婚。因為財務和產業問題，也包括對塔里埃森的所有權─米利安投資了重建工程─惹來了看似永無終止的訴訟和法庭傳票，這時萊特有時無法去工作室工作，一九二五年的一場電氣火災更是讓他不得不將其重建。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他遇見了奧爾加．米蘭諾芙（OlgaMilanoff），並於次年的二月讓她搬進塔里埃森，成為她第二個孩子的父親─這已經是他的第七個孩子─孩子出生時還沒到一九二五年年底，這促使米利安提出「離間夫妻感情」的訴訟。儘管與米利安．諾埃爾的法律糾紛一直拖到一九三○年，萊特還是在一九二八年法律允許的情況下與奧爾奇瓦娜（Olgivanna，她現在對自己的稱呼）結婚，終於找到自己從一九一四年即開始追求的寧靜。他們的婚姻一直持續到他離開人世。

　　所有的這些人和事都被大肆報導，對萊特的生涯造成嚴重的損害。從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二四年，他只主持建造了二十九座建築，平均每年三座，這比他草原時期的業績少很多，也比他與梅瑪在一起的時候要少。但是從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五年，已經降到了只有六座建築，其中有兩座是他為自己而建，一座是為親戚建造。他確實於一九一六年到一九二二年之間在日本待了四十個月，監建帝國飯店，同時大蕭條也限制了建築的發展，有些可能成為他客戶的人也是因為這段時間而卻步，他們並不太公正地認為一個無法處理好自己家庭情況的男人也不具備足夠的職業能力。結果，在「咆哮的二○年代」，當其他建築師的事業都繁榮發展的時候，萊特卻無事可做，但比較諷刺的是，在大蕭條時期最為嚴重的階段，當其他建築師手頭拮据時，他卻獲得了重生。

　　這其中包括三項獲得媒體大肆宣傳的工程：世界著名的落泉山莊（Fallingwater，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七年）─在賓夕法尼亞州熊奔（溪）（Bear Run），為愛德格．J．考夫曼設計的奢華鄉村小屋，在威斯康辛州拉辛（Racine）設計的嬌生公司行政大樓（Johnson Wax Administrative Building，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九年），以及在威斯康辛州韋斯特摩爾蘭德（現在的麥迪森）設計的赫伯特．雅各住宅（Herbert Jacobs Residence，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這通常被認為是他的第一座「美國風（Usonian）」房子。從那時開始，除了在二戰期間，萊特的建築事業一直都興旺發達。他人生最後的十三或十四年是他一生中最具創造性的時期。

　　萊特的兒子約翰寫道，隨著梅瑪的死，她帶給他的 「存在於他心中的溫柔而可愛的東西也隨著死了……」儘管這些「東西」很難被確定，但其結果非常明顯。洛伊．瓊斯家族的箴言就是「違背世界潮流的真理」，在為梅瑪寫悼詞的時候，萊特就提到了這句話，儘管受到別人的詛咒、被社會所孤立，「我們卻坦率而真誠地生活著……我們還試圖幫助別人……為了他們自己的理想……我們所涉及的那種﹃自由﹄比遵守習俗要困難得多……很少有人敢於嘗試它。」

　　「妳們這些擁有愛的執照的夫人們，」他勸告道，「祈禱妳們可以像梅瑪．布斯威克一樣去愛、像她一樣被愛吧！你們這些有女兒的父母們─如果你們投入自己女兒的生命並達到跟這個可愛女人一樣的高度，你們就該滿意了。」除非我們意識到，當下就是我們生命中最為重要的時刻，「否則我們就會發現，如果有了愛和真情，這種珍貴的『當下』本可以變得多麼美好，那就非常痛苦了，我們的心就碎了。」

　　梅瑪．布斯威克是萊特一生的摯愛，即使在他與其他女人生活時也是如此。他們兩人就代表了「違背世界潮流的真理」這句箴言，當他們在斯普林格林的境況稍稍好轉時，他開始認為，兩人不顧世俗要求的生活實際上可以被接受、有可能被人欣賞，並可能成為解放他人的一種模範。但是她被謀殺了，這意味著異常艱難的十四個年頭的開始，讓他相信自己的希望落空了。和奧爾奇瓦娜之間的平靜生活也沒有讓他停止相信只有他自己─他自己一個人─象徵著「違背世界潮流的真理」。難道梅瑪的命運沒有證明，兩個人一起挑戰社會常規會讓獲得懲罰的機會也加倍嗎？

　　在某種層面上，這個「真理」是建築方面的。在哥德式建築時期結束後，萊特曾經反覆說（就像本書中的文章可以體現的一樣），只有他和路易士．沙利文才知道建築必須具有「有機性」才能真實可信。所有其他東西在社會和文化方面都是不恰當的。在美國，「有機建築」從意義上講就是「民主性建築」，因為民主從根本上來講就是這個國家的基本特徵。因此，任何不民主的東西就不是有機的，反過來也是如此，到了二十世紀二○年代晚期，這在他心中就意味著不是他自己設計的任何東西。這些概念並不是一直體現在萊特的思想中，但是經過二十世紀前二十年的經歷和磨難之後，它們變得清晰起來，常常被他重複，有時甚至讓讀者和聽眾覺得有些困擾。

　　這些文章揭示了他寫作風格的變化，本來他的文字就不是很流暢或者精美，但是現在卻愈來愈隨意，句法很容易引起人們的誤解，這讓他的文章和意思更難理解，有時竟非常難懂。並不是萊特刻意如此，顯然他更願意將自己的想法表達出來；相反地，他這種特殊的文風顯示了一種自我中心主義，當剝去他在一九一四年之前的文章中所使用的文學性、詩意的引用和例證之後，這個事實就更為明顯了。歌德、席勒、雨果、卡萊爾，還有其他那些為他的文章增色的人物都消失了。人們甚至會懷疑，萊特是不是不再閱讀了？又或者是，他認為自己已經是最好的權威了？

　　在一九一四年之前，他將自己的非常規性建築做為對同行的一種挑戰，讓他們重新思考自己為社會的利益做了些什麼，但是到了二十世紀二○年代，他利用這種建築來確立自己在一個失去希望的行業中的優越地位。在一九一四年之前，他的文章是為了透過一種相當直率的方式解釋自己的工作，但是到了二十世紀二○年代晚期，這種清楚的解釋讓給了一種文學上的唯我論。其中當然也有例外，比如本書中有關美國風房屋的文章，以及他一九五四年出版的《自然建築》（The Natural House）一書。該書是為想要建造房子的人所寫的一本易懂的使用手冊，其中包括了如何建造房屋，以及應該在這過程中以什麼為目標等內容。到了二十世紀二○年代晚期，從根本來看，他的設計和作品─以及他那種愈來愈花俏、隨心所欲、瀟灑又不合傳統的生活方式─對他來說都代表了他認為與自己天才相符的那種放蕩不羈，無論他自己是否意識到這些。這麼說並不是要批評他，而是試圖說明，在他心中，「違背世界潮流的真理」已經成為自己最好的庇護所，是他對在過去可怕的十五年來一直排斥他、詛咒他的社會的最後一道防線，在他的心裡這十五年已經成為他的整個人生。

　　當然，以上大部分都是一種猜測。萊特的生涯並沒有以輝煌的方式結束，大大小小的訂單並沒有從世界各個角落湧來。他在概念上、技術上和創作方面的創新雖然對建築史來說是關鍵性的貢獻，但是在今天對人們的認識來說仍然發揮作用─在當今時代，環境方面敏感的選址、材料和形式都比過去都更為必要。建築師對整個社會負有主要的責任─這是他作品中相當重要的一種資訊，本書中的文章體現出來的資訊也不僅僅局限於環境方面。

　　我們也不應該忘記他對於個人主義的深厚熱情，他主張每個人都有責任不顧輿論的壓力做回自己，但心中應保有社會和諧這個目標。同樣重要的還有他的另外一種主張─他並不主張一種掠奪成性、最終會帶來肆無忌憚的集權個人主義，而是主張每個人都有義務以民主原則的名義對其進行抵抗。做為當代的傑弗遜式的民主黨人，萊特花了很多時間批評政府和企業壟斷行為，認為這不可避免地會破壞個人自由。有些時候無論他的自我表達有多麼不成功，他的這些觀點就將他與大多數建築師區分開來，現在仍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