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生:我的生命之旅與台灣民主之路

餘生:我的生命之旅與台灣民主之路
定價:320
NT $ 240 ~ 288
 

內容簡介

一本最貼近李前總統的書!

  李登輝,一個台灣近代史上內外皆知的名字,也是台灣政壇上最有影響力的政治家。

  1923年生於台灣日治時期的地主之家,李登輝並沒有因為富裕的家境而變得養尊處優,反而因為過早的自覺讓他從年少開始便苦於自我的追尋,這些思考生死的痛苦掙扎,最終都在他今日回首時,成了成就他今日之我的養分。

  今年已年屆93歲的李登輝,2011年底曾接受過大腸癌的手術,出院修養半年之後,便於2012年4月,秉持著「現場主義」的信條,展開了屬於他的環島「生命之旅」,決心用自己的雙腳走遍台灣的每一個角落,用自己的雙眼好好看看台灣的美好與不足,也用自己的耳朵直接傾聽人民的聲音。2013年,他在旅途中因為身體不適,又動了椎動脈支架置放手術,可是之後他還是造訪了綠島。這樣的堅持背後,是什麼在驅使著他呢?

  在本書的後記中,李登輝說:

  我在今年1月迎接了91歲的生日,雖然我不知道自己還有多少時間,但我早就打算為了台灣和人民把接下來的餘生都奉獻給「第二次民主化」,這是我完成自己捨「我」奉「公」這種「我是非我之我」人生哲學的覺悟。

  想知道李登輝的「非我之我」哲學是如何演變而來,以及他究竟為何會選擇成為研究農業經濟的學者?又為何會從學者的角色踏上往後的從政之路?其中不喜歡國民黨的他,又為何毅然決然地加入國民黨?最後在國民黨勢力的孤立下,從擔任台北市長、台灣省主席到副總統之位,最後連任兩屆總統。一路走來,李登輝自己又是抱持著什麼樣的信念在為台灣和人民奮戰呢?

  一切的心路歷程都在此書當中。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李登輝


  台灣前總統,農業經濟學者。美國康乃爾大學農業經濟學博士、拓殖大學榮譽博士。因終戰之故中途從京都帝國大學農學系退學,進入台灣大學農學系,畢業後於台灣大學擔任講師,曾赴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留學,擔任過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顧問與台灣大學教授。1971年加入國民黨,1972年入閣擔任行政院政務委員。歷任台北市長、台灣省政府主席,1984年由蔣經國總統指名為副總統,1988年因蔣經國逝世而繼任為總統,1996年當選台灣首屆直選總統,2000年任期屆滿卸下總統職位,2007年榮獲第一屆後藤新平獎。

  著有《台灣的主張》(1999年,遠流)、《「武士道」解題》(2004年,前衛)、《最高領導者的條件》(2009年,允晨文化)、《新.台灣的主張》(2015年,遠足文化)等書。
 

目錄

前言

第一章 李登輝的台灣革命
苦於自我的少年時代
犧牲小我完成大我
一面倒向馬克思主義
「狗去豬來」與二二八事件
台灣歷史的黑暗時代
從蔣介石以來的排日教育世代
加入國民黨
蔣經國學校
從台北市長、台灣省主席到副總統
「非我之我」
掌握軍權
與國民黨的戰鬥
司馬遼太郎與我
台灣人的身分認同
「快樂頌」
台灣的改革迄今尚未結束
在台灣的復活的「中華思想」

第二章 中國歷史與「兩個中國」
「中國五千年」
新儒家主義
為什麼不能稱之為「支那」
中國人只有「今生」和「自我」
「天下為公」
台灣模範
不可能「一國兩制」
台灣「脫胎換骨了」
特殊的國與國關係
「台灣中華民國」

第三章 釣魚台列嶼與日、台、中
釣魚台列嶼之於台灣
中國所覬覦的兩岸「共同反日」
「千島湖事件」與「台灣海峽的飛彈危機」
安倍首相的堅定態度
中國自顧自的推論
韓國人和台灣人
「日本精神」與「謝謝台灣」

第四章 重生的日本
日本煥然一新
安倍首相讓日本外交轉守為攻
安倍經濟學與「失去的二十年」
期待日本銀行的改革
「零核電」的非現實性
夢想的核融合發電
小型釷燃料核電的可能性
安倍新政權與其使命的重要性
對安倍首相的聲援

第五章 領導者的條件
比起人命更重視奉承的民主黨政府
緊急時刻的軍隊角色
領導者要在現場視察
領導者不可以說「不知道」
「為了活下去」——日本大學生的來信
支撐孤獨的信仰
為「公義」殉道
「公」與「私」要分明
領袖魅力的危險之處
劉銘傳與後藤新平
在台灣最受愛戴的日本人
不被權力吞噬的領導能力
福澤諭吉的提問
「傳統」和「文化」的重要性
精英教育的必要性
超越「知識」與「能力」的東西

第六章 「武士道」與「奧之細道」
歐巴馬總統的最敬禮
《勸學》
比起儒學的思辨,還不如實證的學問
東西方文明的融合
「武士道」的高度精神性
日本文化的情緒與輪廓
探訪「奧之細道」
對參拜靖國神社批判是不合理的
日本人的不變美學
從一位青年的來信中看見日本人的精神文化

第七章 今後的世界與日本
「G零的世界」
為了平成維新的「船中八策」
給年輕人帶來自信與榮耀

結語

主要資料.引用文獻
 

內容連載

加入國民黨

我加入這個打壓本省人、施行排日教育的國民黨,是一九七一年的事。

台灣農業的疲弱在一九六七年左右變成了嚴重的問題,當時的我自康乃爾大學取得農業經濟學的博士學位歸國,是國內外皆知的學者,因此被當時的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所延攬,行政院副院長就相當於日本的副首相一職。

蔣經國想要借助我的學識來復興農業,而當時的台灣農民因為受到政府壓榨,顯得疲弱不振,農村人口也開始減少,所以我想,無論如何都要重新賦予農民生機不可。

就像一九六〇年代日本池田(勇人)的第一次政權時代,為日本農業帶來了大轉機,台灣也在此時進入了高度成長期。開始工業化後面臨勞動力不足和工資上漲,而短缺的部分並沒有經由收購農地來吸收棄農的勞動力,因為此時還是偏重農業的時代。

為此我率先提出應該廢除現行的以物易物模式,因為當時的台灣農民仍是用收成的穀物去交換肥料,收穫越多時,所能獲得的肥料自然也越多 ,雖然看似能夠鼓勵農民,但充其量也只是權宜之計,如果是以近代化為目標,就應該以合理的價格來收購農產品,藉此鼓勵農民儲蓄才是。

讓農民用自己的儲蓄來購買肥料,這才是政策不是嗎?蔣經國採納了我這般的建言,自隔年的一九七二年開始實施農產品的收購。

一九七二年蔣經國當上行政院長(相當於日本的首相一職),為了轉型走向重工業,而開始著手準備稱為「十大建設」的基礎建設,並開始實行「加速農村建設方案」的計畫,為近代化與農業發展推出政策。

我與蔣經國見過面後,他勸我加入國民黨,但我並不喜歡國民黨,也對政治毫無野心,老實說,心情是五味雜陳。但最後,我還是選擇置身體制內來改革台灣的這條路。對於經歷過白色恐怖時代的我來說,這樣的判斷或許是我潛意識裡認為:「最危險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

不過,在勸我入黨之前,也澈底調查了我過去的活動,大約整整一個星期,警備司令部幾乎每天都招我過去,從早上訊問到深夜,尤其詢問了許多關於二二八事件發生當時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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