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布赫迪厄討論文化生產最重要的作品,
為其藝術社會學理論集大成之作。
 
  透過科學分析,對於作品的感性之愛,就能實現在某種對事物的理智之愛。——布赫迪厄

  皮耶‧布赫迪厄(Pierre-Félix Bourdieu, 1930-2002)是法國當代重要的思想家,也是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社會學家之一。

  本書是布赫迪厄以19世紀下半葉的法國文學場域為起點,所展開的一場對於文學與藝術場域的深刻分析。書中,他企圖在場域系統中把社會結構與複雜的情感心理連結起來,並以福樓拜的《情感教育》作為一個寫實主義文本裡的社會生活寫照摹本,深入發揮他的場域理論。

  全書共分為〈前言〉、〈序曲〉和三個部分。作者分別在〈前言〉指出當代學術研究問題所在,並提出解決之道;〈序曲〉主要針對《情感教育》的分析;〈第一部〉,以法國19世紀中葉以後的文學與藝術現象,討論了文化生產場域中的自主性問題;〈第二部〉,為藝術作品的系統科學分析設立了基本原理;〈第三部〉,則是對純美學的分析。

  布赫迪厄首先提出一個對於文學與藝術作品的質疑,亦即「為什麼那麼多人宣稱藝術作品的體驗是不可言喻?為什麼人們會表現出抗拒文學與藝術作品的科學分析?」對此,他認為社會學家對於文學與藝術作品的科學分析,並不會破壞閱讀或觀賞文學與藝術時的愉悅感受;此種科學分析看似消解了創作者先驗的特殊性,但這全是因為要重建那個圍繞著作者、將作者「像個點一樣地包含進來」的社會權力場域空間,並且在重建工作的最後,再找回這份特殊性。

  而福樓拜與其小說《情感教育》即是布赫迪厄實踐此種科學分析的楔子。透過對於《情感教育》當中各個角色的討論,布赫迪厄指出,小說此種文學類型——如同《情感教育》所顯示出的那樣——之所以如此迷人而深具魅力,就在於其呈現了一個「真相」,亦即作者在小說當中所架構出的某種社會世界結構,也即是某種權力場域,在其中,每個角色及其之間,都象徵了在場域當中受到秉性(disposition)與各種慣習(habitus)影響的各個位置(position)、及所佔位者之間的關係。布赫迪厄繼而論證了,無論文學或藝術,所有社會場域的運作,其根源皆是一種「幻象」、一種對於場域內「遊戲」的潛心投入,亦即一種集體生產與複製的集體信仰價值,藉此交織建構出社會世界的意義,同時,也是各個位置之間的認證權力的壟斷與鬥爭。

  由此,我們才能夠真正理解在那些由文學作家所打造的幻覺形式(小說),又或者是藝術家所拋出的關於藝術作品的體驗當中,究竟是什麼樣特定的構成條件,使得這些作品得以成立,並受到讀者與觀眾的認可。

  本書可謂讓藝術從純粹藝術、美學的探討角度,轉而去分析作家、作品、團體和社會場域之間的關係。

本書特色

  1.百年來不可不讀的當代社會思潮經典。
  2.布赫迪厄討論文化生產最重要的作品。
  3.內容廣博精深,可說是布赫迪厄藝術社會學理論集大成之作。

名人推薦

  淡江大學西班牙語文學系專任副教授  林盛彬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皮耶‧布赫迪厄(1930-2002)


  法國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社會學家之一。曾任法蘭西公學院(Collège de France)教授,同時也是許多知名著作與社會學期刊的作者與主要策劃者,例如其最具影響力的著作《區隔.品味判斷的社會批判》(La Distinction. Critique sociale du jugement),即被國際社會學協會評選為20世紀社會學最重要的十部社會學經典之一、他也曾擔任過午夜出版社(Editions de Minuit)「常識」(Le Sens commun)系列的主編、《社會科學的研究行動》(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作者與總編輯等等。

  布赫迪厄的理論基礎建立於維根斯坦、梅洛-龐蒂、胡塞爾、康居朗、馬克思、巴舍拉、韋伯、涂爾幹、潘諾夫斯基、牟斯、帕斯卡等哲學家與理論家脈絡之上,論述強調「實踐」與「體現」在社會建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社會生活中位居宰制與象徵地位之「系統」與「社會秩序」的重要性,由此開創出其著名的「場域」理論。另外,他也反對著沙特所認為的知識分子「先知」或「全能知識分子」之概念,並在晚期轉而發展出「公共知識分子」的意識型態,讓社會學家是否必須將其研究延伸至更大幅度的公共領域成為一重要課題。
 

目錄

導讀
前言

序曲:作為福樓拜分析家的福樓拜
位置、配置、位移
繼承的問題
必然的意外事故
寫作的權力
附錄1:《情感教育》情節概要
附錄2:《情感教育》的四種解讀
附錄3:《情感教育》裡的巴黎

第一部:場域的三態

1. 獲取自主權:場域浮現的關鍵階段
一種結構性的從屬
波希米亞派與創造一種生活藝術
和「資產階級」決裂
奠定律法的波特萊爾
開始喝令遵守秩序
一個有待設定的位置
雙重決裂
一個顛倒的經濟世界
位置與秉性
福樓拜的觀點
福樓拜與「寫實主義」
「把平庸給寫好」
回到《情感教育》
賦予形式
創造「純粹」的美學
美學革命的倫理條件

2. 雙重結構的出現
體裁的特殊性
體裁的差異性和場域的一致性
藝術與金錢
差異性的辯證
特定的革命和外部的變化
知識分子的出現
畫家與作家之間的交流
形式

3. 象徵資產的市場
兩個經濟邏輯
兩種衰退模式
劃時代
變遷邏輯
同源性和預先建立的和諧效應
信念的產生

第二部:一門作品科學的基礎

1. 方法問題
一種新的科學精神
文學信念與抗拒客觀化
「初始設想」,根本的迷思
憤青觀點與偽決裂
觀點的空間
超越非此即彼
將客觀化的主體予以客觀化
附錄:全能知識分子與思想萬能的幻覺

2. 作者的觀點:文化生產場域的幾個普遍特性
權力場域當中的文學場域
律法與界線問題
幻象與受膜拜的藝術品
位置、秉性與佔位
含有種種可能性的空間
結構與變化:內部鬥爭與不斷革命
反思性與「素樸性」
供與求
內在鬥爭與外在制裁
兩個歷史的交會
建構的軌跡
慣習與可能性
位置與秉性的辨證
團體的形成與解散
制度的超越
「小說瀆神的拆解」
附錄:場域效應與保守主義形式

第三部:對理解的理解

1. 純粹審美在歷史中的創生
對於本質的分析與關於絕對的幻覺
歷史溯往與被壓抑事物的回歸
藝術感知的歷史範疇
純粹閱讀的條件
去歷史主義的悲歌
雙重歷史化

2. 目光的社會生成
15世紀之眼
迷人幻覺的基礎

3. 閱讀行為理論
自省小說
閱讀的時間與時間的閱讀

返始:幻覺與幻象
附言:普世性的社團主義

人名索引
概念索引
 

導讀

  法國當代重要的思想家皮耶‧布赫迪厄(Pierre-Félix Bourdieu, 1930-2002),是當代社會學最出色的代表性人物之一。這位法蘭西學院社會學講座教授,以系統的方式研究我們日常生活中一些習以為常的內容,翻轉其概念。基本上,他認為只有將概念納入一個系統中,這些概念才可能被界定,易言之,概念的定義,只能在它所構成的理論系統中,而不是孤立地給予界定。因為概念的意義來自於關係的脈絡,只有在關係系統中,這些概念的意義才會產生。
   
  布赫迪厄於1992年出版的《藝術的法則》(Les Règles de l'art),即企圖在場域系統中把社會結構與複雜的情感心理連結起來,並以福樓拜(Gustav Flaubert,1821 - 1880)的《情感教育》做為一個寫實主義文本裡的社會生活寫照摹本,深入發揮他的場域理論。全書分為〈前言〉、〈序曲〉和三個部分,作者分別在〈前言〉指出問題所在,並提出解決之道;〈序曲〉主要是對《情感教育》的分析;〈第一部〉,以法國19世紀中葉以後的文學與藝術場域現象,討論了文化生產場域中的自主性問題;〈第二部〉,為藝術作品的系統科學分析設立了基本原理;〈第三部〉,則是對純美學的分析。整體而言,〈前言〉和〈序曲〉為正文三個部分的細密分析預先提出了一些關鍵性的思考。〈前言〉雖短,卻直指當代學術研究的問題所在,他質疑說:為什麼那麼多人宣稱藝術作品的體驗是不可言喻?為什麼人們會表現出對藝術分析的抗拒?他在第二、三部分就針對這兩個與方法論和去歷史化相關的問題,進行了資料豐富而脈絡清楚的分析。就如布赫迪厄所說:《情感教育》「這部作品本身,就提供了以社會學方式分析這部作品的所有必須工具」,而三個部分則從各個層面論述了一個文藝社會學的方法與理論架構。
   
  在〈序曲〉中,布赫迪厄將《情感教育》的作品結構,轉化成一個社會空間結構:就是由商業世界(「安登徑」﹝chaussée d’Antin﹞,唐布羅斯家的寓所)、藝術與成名藝術家的世界(「蒙馬特外城」,《產業藝術》雜誌的社址以及羅莎妮陸續的住所)、以及學生圈(「拉丁區」,腓德烈與馬蒂儂一開始的住處)所構成的三個社會世界。透過腓德烈在社會空間之中的位置及所扮演的角色,呈現了一種對稱與對反的安排,尤其是在人生軌跡的交錯,從權力場域的這一端轉移到另一端,隨之出現的則是各種感情上的食言,以及相對應的政治上的變節。其特點就在於強調一種雙重拒斥的關係,既拒絕了不同社會空間中的對立立場,也拒絕了與這些立場相對應之位置的佔有。有這種雙重拒斥為基礎,才可能發展出與社會世界維持一種客觀化距離的關係。凡此都預示了有關場域(champ)、慣習(habitus)、資本(capital)等複雜關係的交錯變化。
   
  所謂場域,如書中所示,是一個社會空間的概念,是一個社會狀態與地位的系統,在其中界定了這些人與那些人之間的關係和影響。「拉丁區」是波希米亞式藝術家的地盤;聖日耳曼外城,屬於貴族式禁慾的殿堂;「安登徑」,則是支配階級之新興領導派系成員所在。「新資產階級」不僅與「蒙馬特外城」的半名流對立,更與「聖日耳曼外城」的舊式貴族對立。而腓德烈的生命,就像小說裡的整個世界一樣,繞著阿爾努家與唐布羅斯家這兩個端點而行:一邊是「藝術與政治」,另一邊則是「政治與商業」。在這些互相對立的社會場域之間,許多引力與斥力,就在權力場中互相流竄,對所有進入場域的對象發揮作用。

  布赫迪厄將這個權力場域視為一種遊戲,一場充滿爭競的遊戲,這可以從個人所繼承的遺產或個人的優勢,以及從繼承人的秉性,從其追求成功與卓越的意志的觀點來看。其中包括了優雅、自在、甚至是美貌等等,以及以各種形式呈現的所謂經濟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和象徵資本等等。它們既是場域活動競爭的目標,也是用以競爭的手段。進入權力場域的遊戲中,競逐的關鍵不外乎獲取或保存權勢。而擁有最豐富的經濟、文化與社會資本的人,通常就是優先選擇新位置的人。但是,只有當這些資本與場域聯繫在一起時,這遊戲才發揮其功能。

  由於各種經濟與政治條件可以影響甚至左右藝術觀念,所以布赫迪厄對文學場域與權力場域之間關聯的分析,強調了各種開放或隱含的形式、直接或反向的依賴效應,並顧及這些因素在文學場域之所以產生重大效應的方式。也可以說,這些場域似乎壁壘分明,卻無確切的界線。然而,人在其中,譬如一個藝術工作者,不管是以任何形式向政權、市場或媒體屈服,以追逐某種特權與榮譽,自然就喪失了自主性,這就是福樓拜稱為《情感教育》的整個社會的衰老過程。
   
  在布赫迪厄的分析中,只有在一個達到高度自主的文學藝術場域裡,人才會自覺地展現他們相對於外部各種政治或經濟力量的獨立性。也唯有此時,對於權力以及榮譽的淡漠,那怕只是形式上的殊榮,譬如法蘭西學院院士,甚至是諾貝爾獎等等,以及與強權者及其價值觀保持距離,他才會被人理解、尊敬。

  20世紀的學術思想在語言系統和意識型態之間,總是存在著某種對立,在文學的意識型態和藝術、語言系統和社會材料之間的爭論,總是剪不斷理還亂。布赫迪厄在書中旁徵博引地討論了分屬語言與意識型態各學派的論點,試圖在這樣的氛圍中提出一個合理而可行的理論依據。其中,與場域息息相關的是慣習的概念。布赫迪厄重拾亞里斯多德(Aristotle)所說的習性(hexis),用以說明結構主義及其他學說那種非此即彼的不足。所謂慣習,是人從他所在的群體或社會所耳濡目染而潛移默化的結果,並依此而不自覺地在言行,乃至於價值判斷中流露出來。就如布赫迪厄從字義上的界說,慣習「是一種獲得,也是一種擁有,在某些情況下,可以當作某種資本來運作」。因為這種時間經驗,常常是一個社會組織原則的所有預期與前提。我們總是透過這種慣習來建構世界意義,引領未來的走向。包括一些研究者或評論家慣常以某某主義、某家自稱,似乎除此之外,別無真理。而那些包括社會學家在內,從小受訓練、意欲完成文化尊崇之聖禮儀式的那些人,雖然他們基於對文化的尊崇,為文學、藝術、哲學場域提供了保護,但也可能因此對某些經典作家抱持著宗教性的忠誠或信仰,以致傾向於行禮如儀的重複,如此將為學術的客觀化設下極大的主客觀障礙。
   
  所以,布赫迪厄對那些來自康德(Immanuel Kant)思想的許多哲學家、語言學家、符號學家、藝術史家進行了反思,認為「藝術的功能就是沒有功能」、「藝術的凝視是種超然的關注」、「觀看作品是種特定的藝術品體驗」這類的觀點,明顯地造成了雙重的去歷史化。這反映了〈前言〉開頭所引:「文學經驗與愛情經驗並列人類能達到的最高境界,這可是我們生命的意義啊,難道我們就放任社會科學把它化約成對於休閒活動的問卷調查嗎?」之類的反分析問題。人們常將這種內外途徑的對立描述成一種不可克服的矛盾,但布赫迪厄深信他的社會學方法正可以超越這種困境,尤其是眾多藝術家與作家的許多作法與意念,都要參考權力場域才可以解釋。這權力場域,乃是在眾多施為者或機構之間施展力量的關係空間,它們的共通點就在於擁有必備的資本,以便在不同場域(尤其是文化場域)之中居支配位置。而文學場域在這個權力場域的內部所位居的,其實就是一個受支配的立場。然而,學者們常常忘記,當他們自己在探問現代意義的藝術家是何時出現的時候,並未完全跳脫「本質思考」的陷阱,他們不去質疑像是在整個19世紀裡逐漸成形的、永在的「創作者」的專業意識型態,只是駐足於藝術家(或是作家、哲學家、學者)身上,而不知如何建構、分析這個生產場域,包括若要構成這樣的一個藝術場域,需要的又是哪些經濟與社會條件。
   
  布赫迪厄試著解釋感性認識的特定邏輯,並描述整個社會機制是如何逐漸浮現出來的,以致於藝術家這個角色,有可能成為藝術品這種崇拜的生產者;藝術場域是如何構成的,才成為不斷生產與再生產這種信仰的場所。如此,不只是要列出藝術家自主性的指標,也要列出場域自主性的指標,例如,展覽場所(畫廊、博物館等等)、認證機構(協會、畫展等等)、再生產出生產者的機構(美術院校等等)、專門化的施為者(貿易商、批評家、藝術史家、收藏家等等),這些施為者不但具備了場域在客觀上所要求的秉性,也具備了用以感知與評價的特殊分類範疇。憑這些範疇就可以規定衡量藝術家及其產品之價值的特殊標準,而這些範疇也不致被化約成日常生活中通用的範疇。總之,關於藝術品意義與價值的問題,一如審美判斷之特點的問題,都只有在場域的社會史當中才能找到解答。

淡江大學西班牙語文學系專任副教授  林盛彬
 

內容連載

天使:在愛情與文學上特別好用的詞。
——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庸見辭典》(Dictionnaire des idées reçues)
 
在名人蠢語錄裡也不是什麼都有。所以還有希望。
——格諾(Raymond Queneau)
 
「文學經驗與愛情經驗並列人類能達到的最高境界,這可是我們生命的意義啊,難道我們就放任社會科學把它化約成對於休閒活動的問卷調查嗎?」從無數年代、無數作者為閱讀與文化做辯護的說辭裡,信手捻來的這種句子,肯定會像那些自命正派的陳腔濫調一樣,引起福樓拜的強烈不滿。還有一些教學生崇拜書本的「陳舊」說辭,或是一些海德格–賀德林(heideggéro- hölderliniennes)式的揭示,每一句的老套程度都值得收入「布瓦爾–貝居榭選集」(florilège Bouvardo –pécuchétien)(格諾的說法……),例如:「閱讀,就是先擺脫自己,再擺脫自己所在的這個世界」;「若無群書之助,在世上也就無處容身」;「在文學之中,本質一下子就顯現出來了,文學是與其真理一起、也在其真理之中呈現的,就好像存在的真理本身,也是自我揭示的一樣?」
 
我之所以會覺得有必要一開始就提起一些,像這樣談論著藝術與生活、獨特與平常、文學與科學,談論著雖然可以建立法則卻丟失了「經驗的特定性」的(社會)科學,以及不建立法則卻「總是從絕對的特定性來處理特定個人」的文學等等,諸如此類的乏味論點,這是因為這些論點是由學校課程的儀典、也為了學校課程的儀典,而無限地再生產出來的,於是,凡是由學校所陶冶出來的心智,就都將這些論點內建其中了:由於發揮了過濾或屏蔽的作用,因此這些論點總是有可能對人們造成阻礙或混淆,使其難以理解對於書籍與閱讀的科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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