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治與久安

　　本書集結了作者的四篇文章，學術性較强，主要涉及中央與地方關係的變遷、縣制的起源、縣鄉亭裏制度以及有關《聖諭》和《聖諭廣訓》兩部專著的探討。有純粹考證性的文章，也有概括性總結性的文字，還有以材料和分析為主關於古代專著的討論等。

　　自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皇帝開始，統治者歷來都追求長治久安的目標。雖然秦朝二世而亡，唐代最長也不足三百年，但就整個中華民族的體系而言，却在不斷打破久安的情况下，總體上保持了長治的過程，其秘訣就在于制度的設計。美國政治學者福山說：「歷史，就哲學的意義而言，的確是一種發展，或曰進化，或曰現代化，即制度（institutions）的現代化。」中國歷史的變遷乃在于長治久安局面的不斷被打破，而後又不斷被重構，不斷改進國家組織以及教育安定百姓的工作，從而使長治久安的局面得以重複出現。
 

作者簡介

周振鶴

　　歷史學家，復旦大學特聘資深教授、博士生導師，社會兼職有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成員、上海文史研究館館員等。主要研究領域爲歷史地理、文化地理、地方制度史，幷旁及文化語言學、語言接觸史的研究。
 

《聖諭》、《聖諭廣訓》及其相關文化現象
 
八、《聖諭廣訓》的西文版與和刻本
   
中國的傳統學者對《聖諭廣訓》這樣的書，內心是看不起的，認為這是教導愚民遵守道德規範的教科書，並沒有什麼深奧的道理。但此書出於兩個皇帝的手中，也不能輕視，因此只能據之對學生進行照本宣科式的講解，並沒有多少自己意見的發明。只有地方官因為負有教導民眾的責任，不能不對其重視，但這種重視也僅是實用性的，不是學理性的。但對外國學者而言，《聖諭廣訓》卻是一部重要的著作，一方面是可以藉此了解中國民眾的心態，一方面又可作為研究中國話的材料或學習中國話的教本，對於用中國話進行佈道以及用中文撰寫佈道書頗有好處。所以此書很早已為西洋人所知，特別是傳教士早就加以注意，並將其翻譯成西文。據現在所知，自一七七八年至一九二四年，西文譯本的《聖諭廣訓》不下十種。其中最早為乾隆四十三年（一七七八年）俄國人Leontiev的俄譯本，遲至一九○四年則有德國人衛禮賢（Richad Wilhelm）的德文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