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一場瘋狂大腦的探險之旅
二○○五年十月的某天，當初秋最後一絲悶熱從南加州漸漸褪去，我正在對將要交付《俄亥俄刑法雜誌》（Ohio State Journal of Criminal Law）發表的論文做最後幾處修改。長期以來，我對心理變態殺人犯腦部掃描圖像的研究時斷時續，前後跨越了十個年頭，最終集結成《年輕心理變態的神經解剖學基礎》（Neuroanatomical Background to
Understanding the Brain of a Young Psychopath）一文。文中記錄著一些你能想像到的最壞的人——他們經年累月犯下滔滔罪行。如果我可以撇開那些保密條例，向你陳述這些罪行，這些故事一定會讓你毛骨悚然。
但是劣跡斑斑的過去，並不是讓殺人犯有別於常人的唯一理由。作為一個年過而立的神經學家，數年來，我看過了無數的腦部掃描圖，殺人犯們的圖像卻與眾不同。他們的腦部掃描圖都呈現出一種罕有而令人擔憂的共同特徵，即額葉（frontal lobe）和顳葉（temporal
lobe）（通常來說，這兩部分與自我控制密切相關）腦功能低下。這些部位的活躍程度低下，暗示著患者缺乏道德推理和抑制自身衝動的正常能力，也就解釋了為什麼這些罪犯都擁有不人道的暴力犯罪記錄。我在論文裡說明了這些特徵，交稿後便投入到其他項目中去了。
進行殺人犯腦部掃描圖研究的同時，我的實驗室還在進行一項基因方面的獨立研究，想要找出與阿茲海默症有關的特定基因。作為研究的一部分，我和同事們為一些阿茲海默症患者做了基因測試和腦部掃描，同時也為我的家人做了相同的測試，作為實驗中的正常對照組使用。
十月的那一天，我正坐下來分析家人的腦部掃描圖，那疊圖片裡的最後一張引起了我的注意，它看起來非常奇怪。事實上，這張掃描圖看起來正像是我在論文裡提到的那些不正常圖像，也就是說，這張圖像的主人是個心理變態—或者說，至少與心理變態者同樣有著某些讓人不愉快的特質。我對家人並沒有這方面的懷疑，所以自然而然地認為是家人的掃描圖中混進了別的圖像。
通常，在同時進行幾項研究的情況下，即使我竭力讓所有工作井然有序，但東西放錯地方這類事情也是在所難免的。麻煩的是，為了將所有的掃描圖做匿名處理，我們將所有圖片隨機編碼，並且隱去了圖片主人的姓名。所以為了確保我沒有弄錯，我讓實驗室的技術人員撕開了編碼。
看到了圖像主人的名字之後，我覺得這當中出了錯，便氣急敗壞地命令技術員們去核對掃描器，檢查其他技術人員們做的圖像和資料庫。但一切都毫無差錯。那確實是我的腦部掃描圖。
來想像一下這樣的場景：
這是一個週六的早晨，天氣晴朗溫和，你決定要去家附近的公園散個步。信步遊園之後，你在樹蔭下的長凳坐下來歇息，旁邊還坐著一個長得不錯的年輕人。你們互相問好，他也附和說：「天氣真不錯，活著真好。」接著你們又交談了十五分鐘，對彼此產生了大致的印象。在這短短的十五分鐘裡，你們可以了解有關對方的很多事情，也許你會知道他謀生的職業，他是否結婚了，有沒有小孩，又有些什麼業餘愛好；也許他看上去聰明、迷人、坦率、有趣，還會講很多有趣的梗，總的來說，和他的談話令人愉快。
基於你談話的對象，接下去的十五分鐘可以出人意料地告訴你更多。比如，如果他是個早期的阿茲海默症患者，他可能會開始重複剛剛說過的那個梗，重複同樣的面部表情，配合同樣的肢體動作，講同一句俏皮話。如果他是思覺失調症患者，他可能會開始調整坐姿，說話的時候靠你太近，直到你覺得不舒服，起身離開，並時不時回頭看看這個人有沒有跟上來。
如果長凳上，坐在你旁邊的那個人是我，你應該會覺得我大體上算是個有趣的傢伙。如果你問我是做哪一行的，我會告訴你我是研究大腦的。如果你想知道更多，我會告訴你，我是加利福尼亞大學爾灣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醫學院的一名教授。我會向你描述我的職業生涯，怎樣教醫學院學生、住院醫生和研究生們了解人類的大腦。如果你聽得津津有味，我還會跟你講講我那些關於成人幹細胞（adult stem
cells）、帕金森氏症動物病例和慢性中風的研究。此外，以這些實驗室研究成果為基礎，我還成立了三間生物技術公司，其中一家公司在過去二十五年裡一直保持獲利，另一家從同類企業中脫穎而出，不久之前被授予了國家獎。
如果你還有興趣聽下去，也許我會提到自己是很多學會和專家小組的成員，關注藝術、建築、音樂、教育和醫學研究等領域。除此之外，我還是美國國防部的顧問，致力於研究戰爭對大腦所產生的影響。
如果你不休地追問下去，我會提到參與過的電視劇和電影，還有以前做過的各種各樣工作，從酒保、工人到老師和木匠。直到現在我還留存了一張過期的卡車司機公會卡，我以前還當過卡車司機。
某一刻起，你可能會開始想，我是在胡說八道，是在吹牛。特別是當我宣稱，我十四歲那年被評選為紐約阿爾巴尼教區年度最佳天主教男孩（Catholic Boy of the Year for the diocese of Albany, New
York），還曾經是體育高中和大學的運動員。不過，即使你可能覺得我話太多，認為我是個滿口胡言的傢伙，你仍然會發現，和你說話的時候，我一直注視著你，仔細聽你講的每一句話。實際上，你可能會有些驚訝，我對你的生活是如此好奇，對你的觀念和你對世界的看法也很在意。
如果你答應下次可以再見面，最後我們可能會成為朋友。一段時間之後，你會發現我身上一些讓你不快的事——你可能時不時會發現我在說謊，或者我經常會在赴約時遲到，讓你不開心。
但是，撇開我的輕度自戀和間歇爆發的自私行為，我們共度的時光還是很快樂的。畢竟，總的來說，我還是一個靠得住的好人。
一切都很完美，除了一件事，我是個邊緣的心理變態。
我願意寫下這個故事，寫下這個可能算不上絕對完整卻絕對真實的故事，來與家人、朋友和同事們分享我整個家族的生物學和心理學背景。當然了，整個敘述都建立在來自腦造影、遺傳學和精神病學的大量研究資料上。除此之外，還來自殘忍的自我剖析，來自那些時不時令我不安的坦白，以及對自己和家庭的討論分析（但願我的家人不會在讀完此書後跟我斷絕關係）。
我完成這本書的目的不只是要講故事，或是擁護什麼全新的科學發現，我的願望是能透過敘述，釐清對於一個議題的討論，一個在我們文化中，雖然備受大眾關注，卻缺乏理解和共識的議題：心理變態（psychopathy）。
除了書中提到的基礎科學理論和我自己的故事之外，我希望完成的研究和提出的理論可以派上用場。我希望這個關於大腦、基因和早期成長環境將會如何影響人們成為心理變態的理論，不僅可以幫助讀者們，還可以在家庭教育和刑法制定這些更廣大的層面中做些貢獻。
也許聽上去有些誇誇其談，但是在接下來的書裡談到的理論，甚至可以幫助我們完成世界和平的理想。
我提出了一個這樣的假說：在那些長期飽受暴力困擾的地區，例如以色列加薩走廊（Gaza）和洛杉磯東部地區之類的地方，女性為了受到保護，會與暴力分子結合，使得擁有心理變態潛質的基因在人口中的密度增加，好戰的基因得以傳播開來，而這又加重了地區的暴力問題，周而復始成為惡性循環。經年累月之後，就構成了一個充斥好戰分子的社會。這個假說僅僅是一個推測，卻值得我們更深入地思考和研究下去。
我是一個堅定的科學家，一個專注於大腦神經解剖學的神經學家，這個身分也塑造了我看待自己整個成年生活所有行為、動機和道德的方式。在我看來，人類是一種機器，一種自己都無法徹底理解的機器。數十年來我也一直堅信，人類對自己是誰和自己的行為幾乎無法掌控。我們的先天因素（基因）決定了個性的百分之八十，而後天因素（成長環境）只掌控其餘的百分之二十。
一直以來，我就是這樣看待大腦和行為，但這個觀念卻在二○○五年受到了與其說是激烈的，不如說是讓我難堪的動搖，使我過去的觀念不得不向現實不斷妥協。我漸漸明白——比以往要更加透徹地明白——人類生來就是如此複雜的生物，我們不能片面看待人類的行為、動機、慾望乃至需求，任何將之簡化為絕對的做法，都無益於人們對於真相的發掘。我們並非簡簡單單的好人或者壞人、對的人或者錯的人、善良的人或者心懷惡意的人、溫良的人或者危險的人。我們不只是基因的產物，並且科學也只能解釋人類天性的一部分。
這就是為什麼我寫下手中這本書的原因。
推薦序
心理變態者獨一無二的自白
心理變態（psychopath），或譯為人格病態，是近幾年犯罪心理學相當熱門的話題。長久以來，心理學家即發現芸芸眾生裡似乎有一種特殊的人格型態，這種人自我中心、時常不理會他人的感受、做事隨興所至，動輒視社會規範如無物……；而更重要的是，這類人似乎很難被眾所周知的行為改變技術——賞與罰所改變，而且並不是因為他們不夠聰明，而是他們自有一套心理運作的方式，使這類人始終我行我素。
自一九九九年美國愛荷華大學神經科Steven Anderson等人，在《自然》期刊發表了前額葉腦傷的幼童，在成長後行為特質如何與這類「心理變態」者相似的案例報告後，再加上大腦功能性影像學的日益發達，神經心理學家幾乎肯定這類特殊的人格型態，應該就是大腦前額葉、包括杏仁核在內的某些神經迴路功能特異所產生的結果。
本書作者詹姆斯．法隆也是在這個課題的學術研究方面的佼佼者，但與其他此類書籍不同的是，作者除了深入淺出地說明了相關研究的驚人發現之外，更在一次偶然狀況之下，發現自己的大腦功能運作的造影結果，竟然與那些「心理變態」的個案表現極為相近。
因為這樣驚人的發現，作者開始回想並反省自己從年幼到大的生活點點滴滴，從兒童青少年期的強迫症狀到與同學同事之間的互動、躁鬱症式的行為表現，與妻子家人之間的感情和背叛，和精神科醫師的診療諮詢，甚至追溯到自家多年前的族譜，半自傳式且誠實地審視自己過去行為的模式，以及他人對自己的評價，最終赫然發現，其實自己的行為，在本質上和「心理變態」者的人格特質毫無二致。
也因為如此，這本書獨一無二地透過作者的自我剖析，生動地告訴我們一個「心理變態」者如何潛藏在我們的身邊，但也如何因為自幼父母、家人、成長過程中諸多朋友的幫助，成長為一個基本上對社會無害，且相當有成就的科學家。
本書譯文流暢，對於學術專有名詞及學理的理解掌握精準，是難得一見的科普翻譯佳作，相當值得細讀。
彰基司法精神醫學中心主任 王俸鋼
推薦序
愛讓人不會成為魔鬼
關於推薦這本書之前，我想到了倪匡所寫過的一本小說《創造》。在這本小說裡，有個搶劫犯被科學家當作實驗品，希望可以用科學家的腦為模範，來改造這個犯人的腦部，讓這個犯人以後可以循規蹈矩。結局是，科學家夫婦在幫這個罪犯進行手術後被罪犯殺害。主角衛斯理本來以為是改造失敗，後來發現其實改造成功了。因為，會想改造別人思想的人，本身就是罪犯。用罪犯的腦部當範本，改造好的人，仍然是罪犯。
幸好，本書的作者法隆（James Fallon）並沒有這樣的企圖心。當他發現自己的大腦圖像跟心理變態者相同，而過去家族四百年來又充斥著犯罪的歷史時，他心裡覺得非常恐慌。於是他寫下了這本書，以他自己的成長經驗與家族史為分析標的，並且搭配科學關於基因、幹細胞、中樞神經等的生動描繪，探討是否有「天生變態」這件事。
法隆跨出這一步是很勇敢的，因為他必須揭露自己與家族過去的瘡疤，誠實地面對自己經常需要壓抑的慾望。他希望透過自身的經驗與學理告訴閱讀者這句話：「聰明是一種天賦，而善良是可以選擇的。」他認為，適當的家庭環境與愛，縱然不能完全地驅逐與心理變態相關的特質與基因，但是卻可以透過更多的關注，讓某些人至少可以不會變成魔鬼。
用心理變態這個形容詞來描述罪犯，或許不是很適當。畢竟有許多的所謂罪犯，如果按照法隆的說法，就是無法壓抑自己內心的衝動而犯罪，但是這樣的衝動或許其實是充斥在許多人之中的，只是有做與沒做的差別而已。也因此，從這本書當中，或許我們不需要把犯罪當作是基因與必然，而是可以進一步深思，如果人性真的本惡，我們應該如何讓本惡的情況約束在法律、情感與道德的框架下，讓損害不至於擴大，甚至可以幫助別人。
法隆的用意，應該不是在強調犯罪命定說，而是想要告訴把命運歸咎給基因的人，可以選擇、可以改變，透過適當的方式，人都可以更好。最後，讓自己透過貢獻社會，得到更多的快樂。
律師 呂秋遠
推薦序
心與腦的雙重自剖
回顧個人心理發展歷程，而做出自傳式剖析的文章還不少；拿自己做實驗，接受腦部攝影檢查並自我判讀的科學家也有一些；但能就心理特質與腦部影像進行雙重自剖，然後寫成專書的，大概就只有詹姆斯•法隆了。
原本只是把自己當成對照組之一，參與一項阿茲海默症的腦部攝影研究，當片子交到他手上時，長期研究重刑犯腦部的他不禁驚呼：「怎麼跟那些惡貫滿盈的心理病態者（psychopath）的腦部特徵這麼相像！」但他明明是一個聲望卓著的腦神經科學家，沒有任何犯罪紀錄，怎麼會有這樣的腦部結構？於是他展開了成長歷程的自我探索，也請教了諸多親友與心理學家對他的看法，試圖從心理與腦部兩端分頭進行，來找到一個合理的解釋，最後他將這樣的探索歷程寫成了《天生病態》這本書。
詹姆斯‧法隆是美國加州大學的腦神經科學教授，他長期研究冷血殺手的腦部影像與犯罪行為的關聯，因此由他來講述心理病態者的腦部特徵與心理特質，可說娓娓道來，深入淺出，不管是門外漢或犯罪學家翻開此書，都能獲得閱讀的趣味與智識的成長。
然而詹姆斯‧法隆寫這本書的企圖心不只如此，他更藉由心與腦的雙重自剖，想要探觸底下這個重要課題：到底天生窮凶極惡的心理變態者，有沒有可能長成一個奉公守法的好人？抑或他們是壞胚子，壞到腦組織裡去了，不可能透過後天環境的力量扭轉天性？
台灣最著名的心理病態者應該是白曉燕案兇手陳進興，他符合本書所提四大心理特質：衝動、浮誇、欠缺同理心與反社會傾向。但陳進興沒有接受腦部攝影，無從得知是否具有前額葉與杏仁核等部位的腦部缺損特徵，也不知他是否帶有所謂的「戰士基因」MAO-A，而天生喜歡逞凶鬥狠。基本上台灣在這方面的研究幾乎是一片空白。
近兩年最殘暴的殺手，台北捷運隨機殺人兇手鄭捷，是不是心理病態者？如果是，能不能在他小時候透過心與腦的檢查預先得知，然後藉由家庭、學校與社會的正向力量，比如持續夠多的關懷、教育與導正，讓他的攻擊傾向留在基因與腦部，永遠不表現出來？
遺憾的是，台灣社會連想要理解鄭捷的企圖都沒有，只會急著將他槍決，以求大快人心。形成此一氛圍的因素之一，多少乃因對於重刑犯犯罪心理與腦神經科學的漠視。《天生病態》這本書正好可以給台灣社會一個刺激，讓眾人一起思索：那些重刑犯是否天生冷血？除了坐等他們犯下令人髮指的殺人案以外，這個社會還可以做些什麼？
精神科醫師 沈政男
推薦序
命定與命運的對抗
唸科學的人通常不迷信，我們相信機率、接受巧合，但不接受命定。但是本書的作者和另外一本《暴力犯罪的大腦檔案》（The Anatomy of Violence）的作者Adrian
Raine，兩人大腦的掃瞄圖居然都跟犯罪的人很相似，兩人又都是名校的教授：Raine是費城賓州大學的講座教授，本書作者是加州大學爾灣醫學院的教授，這個巧合未免太高了，正因為兩人都是學術界的名教授，兩人的大腦又都顯示反社會行為，這就更使人想從他們身上去尋找犯罪的因素，為什麼他們可以在社會中正常生活，不會去為非作歹？
人的行為受大腦的控制，而大腦又會因行為而改變。也就是說，大腦是基因和環境互動的產物。過去的基因決定論是錯的，科學證據顯示人的大腦會隨著環境的需求而改變以求生存，例如動物會製造維他命C，人體本來也會，但是到一萬年前，人類進入農業社會，可以從外界穩定地得到維他命C之後，這個能力便退化掉了。當然，那時沒有辦法看到人會有遠洋航行，三個月不靠陸，船員會得壞血病，牙齦流血。
因為環境會塑造大腦，所以後天的經驗就很重要。貧民窟的精神官能症比較多，因為環境會促發或抑制基因的展現。作者有家族的暴力犯罪歷史，又有暴力基因（單胺氧化酶Monoamine Oxidase A, MAO-A較少），但是他有個正常的童年，所以他沒有走上犯罪之路。
童年的遭遇是影響一個人一生最重要的因素，就像作者說的，一、二歲時的受虐後果比五、六歲時受虐大，而五、六歲時的受虐後果又比十二、三歲時大。大腦，尤其前額葉皮質（Prefrontal
Cortex）的正常發展對孩子行為的控制來說太重要了，這也是我在接到本書的書稿，知道只有不到一週的時間寫書評時，還是願意放下手邊的事先來做的原因。太多父母以為孩子小、不懂事，在孩子面前作壞事，這些經驗都銘印到孩子大腦中，影響他的一生。我迫切希望父母在閱讀本書後，能了解後天環境對孩子大腦的影響。
其實，在看書稿時，「反社會人格」這個名詞一直在我腦海中出現，作者有著不折不扣的反社會人格，外加強迫症、躁鬱症……，他的大腦影像圖的確是不正常的，非常像我們在騙子（con man）大腦中看到的那樣。但是他沒有進入監獄，因為他的家庭正常，並有很深的宗教信仰（母親是西西里的天主教徒），他雖然不在乎傷害別人，卻沒有刻意去傷害別人的意願，所以沒事。
人不能選擇父母，也就不能選擇基因，但人可以打造環境，使不好的基因不展現，人的命運還是在自己手上的。
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教授 洪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