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這本書裡所展示的許多關於『愛情』（Liebe）語意的研究，主要結合了兩種不同的理論關連。一方面，這些研究都是在知識社會學研究的脈絡下探討愛情的語意，它們關心的是從傳統社會形式過渡到現代社會形式的轉型過程。過去我也曾經針對此一論題出版了一些相關的論文研究，收錄在一本名為《社會結構與語意》（2 Bde., Frankfurt 1980,
1981）的專書中，而我現在打算在這樣的基礎上，繼續延伸這個領域方面的研究。這些研究全都是從這樣一個命題出發：全社會系統從「階層式」的系統分化，轉變成「功能式」的系統分化，這樣的轉型過程造成了語意的概念資源本身產生了相當劇烈且深刻的變動，藉此，全社會得以延續它系統本身的再生產，並且使得行動有可能再銜接上下一個行動。在這樣一種演化轉型的過程中，文字形式、日常語法、生活格言、以及經驗原理等，都會被延續傳遞下來；但是，它們會改變它們的意義、它們的選擇性、它們包裝經驗並且開啟新視野的能力。意義複合體藉以指引運作的重心開始轉移；而且如此一來，只要概念資源夠充裕，它們便可以為社會結構的深層變動做好準備，伴同它一起出現，並且夠迅速地賦予它的不證自明性。這樣一種變動可以幫助結構轉型相對迅速地產生，而且它經常是以一種改革的方式出現，但是，卻不需要一次就備好結構轉型產生的所有必要先決條件。
我們接著透過象徵性一般化溝通媒介的一般性理論探討，深入到第二個脈絡之中。相對應地，愛情在這裡並非（或者只有部分如此）被視為一種情感（Gefuhl），反而是被視為一種象徵性的符碼，它告訴我們一個人如何在諸多明顯不可能的情況下，卻儘管如此依然可以成功溝通的方式。符碼鼓勵人們去創造出相對應的情感。洛奇福高曾提到，倘若沒有符碼的存在，大多數人便也根本沒辦法發現到這些情感的存在。而且那些嘗試要模仿前維多利亞時期小說中角色的英國女士們，在她們被允許可以有意識地發現「愛情是什麼」之前，她們甚至必須等待一些可見的愛情符號出現，來幫助她們為婚姻做好準備。換句話說，這裡所關乎的，並不是在於一種純粹的社會學理論的創造與發明，反而是在於一種人們長期以來在愛情語意中不斷反思的事態。我們這個理論僅打算在這樣的反思基礎上，再附加上一些更高抽象程度的見解，讓我們有可以將愛情的事態，拿來和其他完全不同類型的事態，例如權力、貨幣、真理等做比較；如此一來，我們便可以透過此一理論來獲得更多額外的知識，並且藉此指出愛情並非僅是一種反常（Anomalie）而已，它反而是一種再正常不過的不可能機率（Unwahrscheinlichkeit）。
提昇極不可能事物的發生可能性──這乃是一個同時結合了全社會理論、演化理論、與溝通媒介理論的公式。要想讓極不可能的全社會結構得以常態化（Normalisierung）的話，便要對溝通媒介提出更高度且更嚴格的要求。這些全都反映在其語意的演化上，而且演化（Evolution）的概念，正是被使用來解釋這樣的現象究竟是如何產生。
關於愛情語意的歷史研究，也同屬在這個理論研究的關連架構之中。它們當然沒辦法滿足要提出一種在方法論嚴格意義上的演化理論之要求。但是，就研究法的問題來說，它們的確已經為我們展示出兩個屬於互補關係的研究洞見。其中一個在於說明，唯有高度抽象且透過非常複雜的方式所建構出來的社會理論，才可能有助於將歷史素材帶入我們的言說之中。要想走上通往具體性的道路，必須先繞經過抽象性的途徑。當前的社會學還太不夠理論，也還太不夠抽象，它們還沒法被應用在歷史的研究上。另一個洞見給人的印象則是：時間順序具有一種獨特的確實性，它可以用來證實那些尚仍無法藉由方法論來予以充分說明的事物關連（Sachzusammenhange）。
帕森斯已經約略提過這樣的思想：即，分化出來的系統因此只是一個系統而已，因為它是經由分化過程產生出來的。歷史語意的研究更強化了這類的印象。明顯地，演化所測試的主要在於銜接的能力（Anschlußfahigkeit）。若以同時性的方式來觀察這些高度複雜的事態，我們發現它們顯然是以一種「網絡化」（Vernetzung）的狀態出現，我們甚至可以將它們解釋為「偶連的」（kontingent），但是如此一來，我們便幾乎不可能再排除掉其他出現為比較不美好的，或者是比較不可能的組合。對於歷史的觀察有助於讓我們更清楚地看見這些彼此之間環環相扣的密切關係，因為我們知道一個已經出現了的系統，或者一個已經被完整表述出來了的語意，已經預先判定了它們自己的未來（即使它們原則上仍必須被視為是未予規定的）。關於此，我們或許可以在科學史中找到最明顯的證據：那些可以證實自身有效性的科學發明，其本身得以被誘發出來的事實，根本不可能只是一種純粹的偶然罷了。真理始終是出現在過程之中。
這樣的格言或許根本就可以被一般化來作為一個論證秩序的理由。我們可以從接下來的研究中，擷取一個例子來予以概略的描述：社會學理論抽象地假定了一種存在於象徵性一般化溝通媒介的分化與它們的『真實資產』（帕森斯）──亦即，它們的共生機制──的規則之間的關聯。這樣的假定可以在與「真理／感知」、「愛情／性」、「金錢／基礎需求」、「權力／肢體暴力」等諸關聯的比較之下，被清楚地論證出來。在這個理論的基礎上，歷史研究又額外指出，法國人的「炙烈的愛情」（amour
passion）複合體和清教徒的情誼（campanionship）式婚姻之間的差異，已經預先給定了不同的銜接預設條件，尤其是在下述的這個方面：如同我們接下來將會詳細指出的，唯有「炙烈的愛情」這個語意有足夠的複雜性，可以將十八世紀時發生的「性」的升值吸納進來；雖然英國人為愛情與婚姻的整合做了更多的準備工作，但是他們也只能在同樣的條件下，將一種從維多利亞式的性道德轉型而成的異常型態，帶到這個世界上來。這樣的歷史結果（Sequenz），或者更確切地說，對於同樣問題做出不同反應這樣的特性，顯示出了一種事物性的關連──我承認：以一種在方法論上（不管韋伯怎麼說）依然沒能獲得充分解釋的方式。
目前我還不需要再為此提出更進一步的深入探討；這些關連反正都太過複雜，沒辦法在這麼有限的篇幅裡做出總結來。採用章節的順序將它們一個一個呈現出來，這就某種程度來說乃是一種妥協。有鑑於事物性關連、歷史的變動、與區域的差異之間的緊密結合，我們實在很難僅僅根據這些觀點的其中之一，來為此書做出章節的安排。我在這裡所引以為據的文獻，都清楚地標出引用出處。不過，我也大規模地引用了十七與十八世紀的小說文獻，這些文獻給人的印象是，它們首先是和格言與論文等文獻非常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接著這樣的連結卻開始慢慢鬆動和解消。就此看來，要想實際應用這些材料的話，也將會是一大難題。我們因此知道，雖然從十七世紀開始，小說本身已經成為一種教導和引導戀愛情事的重要因素，但是要將這樣的觀點分解成單一的命題、概念、定理、或者經驗法則，乃是相當困難的。我們只能再一次強調，小說中的個人是以符碼為取向來行動的，換句話說，它們賦予了符碼生命，而並非再去補充一些新的東西。我們可以在一些重要的案例中──好比說《克萊芙王妃》以及緊接在後的一連串斷念小說（Entsagungsromanen）──很快地辨認出一些例外的情況。我已經很有意識地去找尋第二手和第三手的文獻，並且也很有意識地依循我個人主觀的原則，亦即依循這些表述的語言優雅程度，來選取引用的文句。因此，那些引自歐洲語系的引用文字，我後來決定都不將它們翻譯成德文，這或許要歸因於我個人對於這些材料的偏愛。
畢勒佛，一九八二年五月
尼可拉斯．魯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