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成就

導讀
序言

第一篇　制度
第一章　制度與制度變遷緒論
第二章　合作──理論問題
第三章　制度理論的行為假設
第四章　交易成本的交換理論
第五章　非正式限制
第六章　正式限制
第七章　執行
第八章　制度以及交易和轉換成本

第二篇　制度變遷
第九章　組織、學習與制度變遷
第十章　穩定性與制度變遷
第十一章　制度變遷的路徑

第三篇　經濟成就
第十二章　制度、經濟理論與經濟成就
第十三章　經濟史中的穩定與變動
第十四章　將制度分析納入經濟史：展望與疑惑

參考書目
索引
 

導讀

劉瑞華

　　諾思在1981年出版備受推崇的 《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也離開他任教三十年位於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來到聖路易的華盛頓大學（Washington University）。當時已年過六十歲的諾思，並非換個環境安享大牌學者的盛名，而是展開一段新的學習與探究，十年之內寫成這本《制度、制度變遷與經 濟成就》。再隔三年，諾思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得獎理由為「應用經濟理論與數量方法更新經濟史研究，得以解釋經濟與制度的變遷」，這本書顯然是關鍵的貢獻 之一。

　　《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成就》並非一本歷史研究的著作，與《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兼顧理論與歷史的內容有顯著差異。不過，兩本 書在寫作目的上卻有很清晰的關聯，議題上也是延續的。諾思在《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中，雖然有意朝向建構一套經濟史理論努力，但是他也坦言該書的內容仍舊 不足，還欠缺許多應有的理論，他把著力點放在為新古典經濟理論加入制度分析，探討影響誘因的財產權理論、執行財產權的國家政府，以及攸關集體行動的意識型 態。諾思更在該書裡交代理論之後提醒讀者，他並沒有提出一個滿意的制度供給函數。《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成就》就是針對這個目標，探討制度的產生與改變， 提供更具體的理論要件。

　　為什麼諾思念茲在茲地強調制度？因為他相信這是影響每一個經濟長期成敗的最關鍵變數。1980年代之後，大量 有關交易成本與財產權的文獻出現，逐漸形成所謂的「新制度經濟學」（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諾思在這場學術運動中是結合制度與歷史的主力，他不僅藉由在任教大學中邀請跨領域的學者進行研討，也為劍橋大學出版社主編「制度與 決策的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 of Institutions and Decisions）系列叢書，這一系列研究著作成為新制度經濟學重要出版物，《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成就》就是其中之一。

　　雖然本書 的重點在建立理論架構，但是諾思還是一如他的各項著作，開宗明義就提出清楚的議題，那就是為什麼經過了很長的時間，富裕國家與貧窮國家的差距依然很顯著？ 為什麼貧窮國家不能仿效富裕國家的作法，迎頭趕上？這是一個理論問題，也是一個歷史問題，而且還是當前全球化經濟的現實問題。諾思在諾貝爾獎頒獎典禮上回 顧學術貢獻時，以〈經歷時間的經濟表現〉為題，他的見解就是依據這本書的內容。國家如何得以富裕？亞當．斯密（Adam Smith） 身處工業革命起步的英國，所寫的《國富論》就是針對這個問題。他清楚指出，生產力增加是國家財富的來源。在亞當．斯密之後的李嘉圖（David Richard）與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就開始擔心停滯與衰退，也就是貧窮的問題。古典經濟學家認為生產的增加無法擺脫「報酬遞減」（diminishing returns），因而認為成長有其極限，而且不同的生產因素命運不同，因此財富與所得分配隨著經濟成長會有差異。這種理論到了馬克思（Karl Marx）手上，發展出另一套根據「剝削」的分配理論，用以解釋社會不均的原因。

　　關於成長與衰退的問題，諾思在《西方世界的興起》與 《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中提出他引領學術進展的見解。當大家已經認識「制度」是國家富裕或貧窮的關鍵時，諾思又開始探索新的難題。制度是人為建立的，而非 自然資源或生產關係的「自然」限制。為何貧窮國家不能改變制度，向富裕國家看齊？而且，更難的問題是，即使經過制度改變，移植其他國家的成功制度，卻得到 不同的結果？這就是諾思在本書中處理的議題。

　　資源條件相近，長時間之後經濟表現仍然差異很大，制度差異是最可能的原因。如果制度相同 或者近似，卻仍然有顯著不同的經濟表現，那會是什麼原因呢？這個問題關係到制度研究的方法論問題。主流經濟學的研究方法相信實證分析，用以檢驗理論的假 說。新經濟史革命的重要貢獻，是讓經濟史的研究能夠結合經濟理論與數量方法。然而，如果實證研究利用某些制度衡量指標作為解釋變數，進行解釋經濟表現的數 據，上述的問題就會產生問題，可能讓結論否定制度影響經濟表現。

　　經過1980年代新制度經濟學理論的推展，再加上當時社會主義轉型的 現實趨勢，制度分析逐漸成為學術與政策注意的焦點，也帶起實證研究的潮流。當時開始出現大批屬於制度性質的衡量指標，提供量化資料的來源，於是產生許多利 用制度的量化指標來解釋經濟表現的實證文獻。嚴格而言，這樣的作法並未適當考慮制度的複雜性質，方法論及實證結果都有爭議。在1990年，經濟學界關於制 度的實證研究方興未艾，諾思並不反對這樣的努力，卻已經意識到這樣的研究會誤入歧途，這本書的主題就在於指出制度變遷的路徑是不可忽視的問題。

序言

　　歷史很重要。歷史重要的原因，並不只在於學習歷史能夠以古喻今，而是因為社會中制度的連續性，將現在與未來緊密地和過去連接在一起。人類今天與明天的選擇，在過去就已立下雛形。而過去究竟是什麼，唯有用制度演進的故事才能獲得有智慧的理解。因此，將制度的研究和經濟理論與經濟史結合，乃是提升理論與歷史的一個重要步驟。

　　本書的目的，是要為制度與制度變遷理論勾勒出一個輪廓。雖然本書是建立在我過去所做制度研究的基礎上，也是我二十年來主要的關注焦點，但是本研究比以往更深入探討政治和經濟制度的本質及如何變化。明確釐清制度的意義、制度與組織的分別，以及制度和組織如何影響交易成本與生產成本，乃是分析的主要關鍵。

　　本書特別強調的是人類合作的問題──尤其是有關合作行為如何促成建立經濟體系獲致交換利益。這個問題也正是亞當．斯密（Adam Smith）所撰寫《國富論》（Wealth of Nations）的核心。制度的演進會創造有利的環境，有助於用合作方式解決複雜的交換，而促成經濟成長。然而，並非所有的人類合作都對社會有利。實際上，本研究除了解釋成功的情況，也同樣探討制度演進導致的經濟停滯與衰落。

　　我的基本目標，是要建立一個研究問題的方法──以作為發展出一個制度變遷理論所必需的第一步。因此，本書的大部分篇幅用於建立一個分析架構。文中所引述的歷史乃屬說明性質，其作用是展現分析方法的優點，而並不是終究必需的假說檢證。雖然本書的內容主要是寫給經濟學者及經濟史學者，但我相信其中論點應當也會引起其他社會科學學者的興趣。因此，我儘量減少文中經濟學的專有名詞，並且盡力使分析能讓非經濟學者了解。

　　有太多人影響本書寫作過程中觀念的形成，以致不知該從何謝起。本書初稿寫於當我獲得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的補助在行為科學研究中心（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in the Behavior and Science）研究之時。林積（Gardner Lindzey）、史考特（Bob Scott）及幕僚們提供了非常好的研究環境。我特別要感謝貝斯特（Carol Baxter），她耐心地引導我了解不少電腦的神祕，並且徹底改變（改進）了我的寫作方式。當年在該中心的學者如基漢（Robert Keohane）、克瑞斯納（Steven Krasner）、馬希納（Mark Machina）及索克洛弗（Ken Sokoloff），都有助我進行此研究。

　　我特別要感謝溫格斯特（Barry Weingast）和奈（John Nye）兩人。他們和我討論了許多此處呈現的論點，並且多次研讀指正本書的初稿。

　　在撰寫的過程中，我曾閱讀埃格森（Thrainn Eggertsson）對於新制度經濟學的精彩闡述所成的著作Economic Behavior and Institution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他的研究澄清我對許多問題的觀念，而且幫助我確立研究的方向。

　　我在華盛頓大學（Washington University）的同事，如班漢（Lee Benham）、丹造（Art Denzau）、卓百克（John Drobak）、米勒（Gary Miller）及斯科菲爾德（Norman Schofield）都曾審閱本書的初稿並提出寶貴的建議。其他閱讀過本書初稿，也提出過珍貴批評的人，尚有奧特（James Alt）、貝茲（Robert Bates）、艾利克森（Robert Ellickson）、英格曼（Stanley Engerman）、霍夫曼（Philip Hoffman）及列維（Margaret Levi），然而，我要感激的並不止於這些審閱過初稿的人。過去數年之中，我曾經將本書中的部分論點在各地發表，並且得到許多寶貴的建議，都有益於我的研究程序。

　　劉瑞華（Ruey-Hua Liu）及特洛斯肯（Werner Troesken）和漢森（Brad Hansen）都是很好的研究助理。安內特（Annette Milfor）則為本書的草稿花費許多心力。

　　最後，更要感謝凱斯（Elisabeth Case）將我寫的字句綴飾成流暢的文章。除此之外，她也在本書的寫作過程中，與我共同經歷無數的沮喪與靈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