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對於我的兩部導演作品《灰姑娘》與《小木偶》能夠在台中演出，以及我的三部童話改編劇本首次以繁體中文版面世，我感到非常榮幸。在本書開頭，我想要透過一些注解重新解釋我選擇改編童話的原因，以及我所探索的劇場形式。
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我讀過很多童話，那些融合真實、想像、奇幻的故事。即使長大成人，這些故事仍然持續地感動著我。它們並非專屬於孩子。雖然這些故事的主角是兒童，但它們訴諸的對象不只是小朋友。這些故事描繪了人與人之間的基本關係，並透露出一種強烈的情感，根本不會讓大家覺得幼稚無知。
我認為，劇場是能夠讓大家重新體會身在人世的場所，在那兒，現實可以被重新建構成物質、具體、想像等多重層面。我之所以改編童話或是民間故事，是因為它們精練的文筆樹立了一種典範：這些故事具有一種力量，它們傳達給讀者的遠比本身訴說的還要更為豐富。我喜歡這種精簡的敘事風格，著重描述而不去詳加解釋，這樣的手法開啟了許多詮釋的方向。
正因為童話描繪出人與人之間的基本關係，它無法忽略家庭議題。家庭是所有人類命運的根源，它是社會體系的雛形。身為作者，我在探討、思索整體社會之前，我需要去觀察家庭這個微型社會結構。對我來說，為了瞭解並描寫人性，必須要去探索這些結構、並不時地回到童話之中。
某種程度而言，童話也凸顯出長久以來我在創作上採取的立場：力圖以真實的角度去描繪虛構的事件、盡可能地去尋找一種最純粹、最直接的表達形式。在我的劇場作品中，我嘗試在充滿暗示的領域、較為隱晦的事物與清晰可辨的字句之間找到一種平衡。這種介於言明與隱含之間的表現手法正是童話固有的特色，無論是為小朋友編寫的作品還是其他劇目，我都同樣試著以這種手法發展自己的創作。
當我改編童話時，我努力地用自己的版本重新編寫故事，試著讓它在當代再度引發回響。
好比說，對於《灰姑娘》（2011），我企圖跳脫佩羅[1]
時期有關社會道德的寓意，以及對於白馬王子的想像。讓我感興趣的是，仙杜拉生存欲望的問題、她要如何從略帶自虐傾向的母喪之中走出來、她怎麼用話語與王子和仙子建立新友誼。我以這個年輕女孩對自己施展的暴力為探索的依據，讓灰姑娘善良的完美形象產生一點裂痕。仙杜拉在母親垂危之際誤解了她的遺言，認為自己有義務要每五分鐘想念她一次……而這種方式，她切斷了與周遭世界的聯繫。
《小紅帽》（2004）中，小女孩也因為母親的緣故而脫離了世界，她的媽媽不准她出門，而且又沒有時間陪她一起玩。狼重新成為故事的核心人物——這個關於三個世代女性的故事完全讓牠變得手足無措。出門往森林前去是一件很危險的事，但也是成長必經的路程……無論在這部童話裡，還是在一般孩童的生活當中，如何面對恐懼都是一件極為重要的事。就我看來，跟小朋友討論這樣的問題，不僅探討了恐懼，也會觸及到這個情感的另一種層面，那就是欲望。在劇場中，有一部分的樂趣來自於把害怕當作是一種遊戲。有些人覺得讓小朋友感到害怕，或許會在他心靈上留下創傷。而我認為最糟糕的是不敢去面對恐懼。
在《小木偶》（2008）中，極為強烈的情感也是我探索的主題。科洛迪[2]
筆下的皮諾丘以一種令人感到恐懼的方式生存於世，它因為自己激動的情緒、衝動型的消費欲望而作繭自縛。它彷彿認為全世界都是為它而生，好像根本就沒有與它類似的同類。皮諾丘讓我想到了一些關於現代小朋友的問題，無論涉及到教育，還是當今鼓勵個人自我實現的意識形態。也是因為這層意義，才會在某一刻讓人覺得童話故事與當代現實產生交集。
然而，我並不打算在我的劇場作品裡對大家發表自己的看法。相較於提供解答，我更喜歡提出問題。雖然這些劇作觸及了品德方面的疑問，但絕對沒有要給予道德訓斥，就像是傳統童話故事所做的那樣。小朋友自己會去思考很多與是非相關的問題。我們永遠無法賦予是非絕對的定義。有時候我們也會面臨矛盾，一件我們原本認為對的事情在另一種狀況下可能會變得完全不同。這就是《小木偶》結尾發生的事：它對父親說謊，可是它的爸爸卻對此表示感激……
當我在編寫文本的時候，也同時在進行所謂的導演工作。對我而言，編寫劇本和創作演出是緊緊相連在一起的。正因如此，我才認為自己是「劇場表演作者」。
我只導演自己的文本，即使當我改編一部已經存在的童話，我的創作過程都沒有改變。您將在這部劇作選中閱讀到三部劇本，它們的編寫過程都「伴隨著舞台發展」，在排練期間，我與演員們以及我的藝術夥伴們一起完成創作（擔任服裝設計的伊莎貝兒．德璠〔Isabelle Deffin〕、負責音效製作的弗朗索瓦．雷馬西〔François Leymarie〕、特別還有舞台與燈光設計艾西克．索耶爾〔Eric
Soyer〕）。
首演過後，這些劇作仍然持續巡演，我與安娜．德．阿梅薩卡（Anne de Amézaga）共同管理的路易霧靄劇團（Compagnie Louis
Brouillard）努力地維持本團經典作品蓬勃的生命力。然而，印在書本上的文本也獨立存在著。它們是劇場演出留在紙上的痕跡……這些文本或許會啟發其他導演，在世界各地被搬演。對此，我由衷地感到高興。透過這些劇本，我希望能更進一步地與其他人分享對於真實劇場的探索，共同尋找一種既親密又壯觀、富有手工精神且追求具體性的劇場，在那兒，演員追尋的並不是精湛的演技，而是一種貼切（真誠）的表演，一種根植於當代世界又開啟觀眾想像的劇場，提供一種感官體驗（無論是聲音、視覺、情感……等），讓人對於觀感產生疑問，或許這個劇場可以讓我們忘了自己正在看戲……
喬埃．波默拉Joël Pommerat
[1] 譯註：夏爾．佩羅（Charles Perrault）為十七世紀的法國作家。他不只撰寫許多宗教相關的書籍，也將在民間口耳相傳的經典童話記載下來，例如：《鵝媽媽的故事》（Les Contes de ma mère l’Oye），收錄了〈睡美人〉、〈小紅帽〉、〈藍鬍子〉、〈灰姑娘〉等童話。
[2] 譯註：卡洛．科洛迪（Carlon Collodi）為十九世紀義大利作者，以兒童文學聞名於世。一八八一年開始，他在《兒童雜誌》（Giornale per I bambini）上連載小木偶皮諾丘的故事，廣受歡迎。最後三十六篇故事集結成《小木偶奇遇記》（Le avventure di Pinocchio. Storia di un
burattino），於1883年出版。
導讀
為現實帶來一種驚奇
《小紅帽》、《小木偶》和《灰姑娘》三齣劇本，都改編自歐洲著名的經典童話故事。既然是舊瓶新酒，便要具備新意，但又不能離主題太遠，編劇如何拿捏可是門學問。
首先，文體不同，表現的方式自然相異。再者，這三部戲皆有引言人，《小紅帽》是以男聲講述故事，僅開頭與結尾出現，但前言就佔了本劇四分之一的篇幅；《小木偶》則是位男士從頭到尾串場演出，角色吃重。至於《灰姑娘》，講故事的是女聲，也只出現在起始和劇終。他們都具有道德勸說的作用，只是巧妙各有不同：《小紅帽》的說書者還點出了當代社會的寫照——大人忙到沒空靜靜地聽小孩說話，因此小紅帽打算送媽媽「時間」，然而這是項抽象物，在大人世界裡無法贈予。在劇裡，還提到高齡化問題：年邁的外婆一人獨居，晚輩是否應就近照料並經常前往探望。
在《小木偶》中，串場人開宗明義便強調人生最重要的任務是絕不說謊，絕不欺騙他人，絕不歪曲事實，絕不背離真相。這何嘗不是現今社會的亂象之一？！
在《灰姑娘》裡，女聲說故事者發人深省的警句：話語非常有用，不過話語也可能非常危險，卻未在本劇中繼續發酵。
此外，童話中慣用的「三次手法」，在這三則故事裡都被打破了。《小紅帽》沒有「外婆，為什麼妳的耳朵變大了？」「是為了聽得更清楚。」/「外婆，為什麼妳的手臂好長喔？」「是為了好好抱緊妳。」/「外婆，為什麼妳的牙齒好長了？」「是為了把妳吃掉！」在本劇中，小紅帽曾問外婆怎麼全身毛茸茸的，但未獲答案；小紅帽也發覺外婆的聲音變粗了，不過同樣不知理由為何。
而《小木偶》則如同一個頑童歷險劇，充滿奇幻色彩。本是一株不快樂的樹，被截成木頭，雕成小木偶；上學交友不慎，結果因翹課變成了頭驢子（在法國，帶驢耳帽是兒童以往受處罰的方式），後來又碰上壞人把牠賣了，並遭剝皮丟入海裡。看來小木偶必死無疑，卻在此時峰迴路轉，由於小魚的咬食，竟漸漸變回原形，並入大魚肚中，意外地和父親（年長者）在此重逢，而又因為小木偶的饒舌，令大魚作噁大咳，將兩人從口中噴出。
《灰姑娘》也有多處顛覆傳統。譬如事實上他父親與繼母尚未成婚，就先住一起，而且是住在繼母的玻璃屋內，顯然後母十分強勢；另外，仙杜拉房間裡的仙女會抽菸、罵髒話，並曾結婚多次，生子無數，這跟傳統仙女慈藹的形象大相逕庭，而仙杜拉還會說俚語！再者，仙杜拉和王子似乎都是媽寶，一個設定手錶時間想媽媽，一個每晚都要回房等母親的電話，他們都沉浸在懸念中不願面對死亡的現實，不過最後還是仙杜拉先走出陰鬱。至於故事中最重要的道具鞋子，不是灰姑娘的，卻是王子送給仙度拉的信物。還有，劇中是國王自己為兒子去找有緣人，而非士兵拿鞋子去尋找。
當然，三個劇本的結局和原來的童話有所出入，這樣才能為現實帶來一種驚奇：《小紅帽》中的狼，遭開腸破肚，小紅帽和外婆才得以脫逃，最後是狼得到一個教訓——以後再也不敢接近老婆婆，尤其是小女孩。這倒符合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的格言。又，小木偶真是個神奇的角色，它可以由樹變成小木偶，再從小木偶變成驢，最後還長大成人！試問誰能橫跨人類以及動、植物？不過這確實能滿足孩童們的奇想。而《灰姑娘》的結局也很特別，王子與公主並未結婚，也沒兒女成群，只是彼此持續通訊，不再自閉。這似乎替「幸福」做了新註解，婚姻也並非唯一的出路。．
劇作家導演喬埃‧波默拉（Joël Pommerat）十九歲就加入假面具團（Théâtre de la Mascara），本是演員出生，他於一九九○年成立路易霧靄劇團（ Compagnie Louis
Brouillard）。直到二○○三年，年屆四十，決定與志同道合的夥伴每年推出一齣劇。二○○四年巡迴演出的《小紅帽》獲得觀眾與劇評的激賞，開始嶄露頭角。二○○七至二○一二年並受知名導演彼得‧布魯克（Peter Brook）之邀，於北方劇團做駐點藝術家。二○一○及二○一五年，他則分別與巴黎奧德翁歐洲劇院（Odéon Théâtre de
l’Europe）和布魯塞爾比利時國家劇院（Théâtre national de Belgique）合作。波默拉所導的戲路多元，他精力過人，創作無數，且屢屢獲獎。其中《灰姑娘》就於二○一二年獲得比利時法語區評審大獎，《小木偶》二○一六年即榮登莫里哀最佳兒童劇獎，二○一五年法蘭西學術院並頒發給他戲劇大獎，以表彰波默拉優秀的劇作。
他最擅長的主題就是「害怕」，而害怕則往往與黑暗和危險聯結。我們做以下檢視：波默拉本人曾表示，《小紅帽》的靈感來自母親告訴他的故事，「想像一個小女孩背著書包，不管下著雨還是下著雪，走在路上，穿越杉木樹林，冒著被流浪狗攻擊的危險。」其中惡劣天候、樹林的陰森幽暗以及野獸的出沒都是一些驚險的變數，令人畏懼。此外，《小木偶》在海裡和在怪魚（鯨魚與鯊魚的混種）肚子裡那一段，便是劇中最黑暗的時刻，想必它鐵死無疑，孰不知竟於最千鈞一髮之際與父親（雕塑木偶的老人）重逢，如惡夢初醒，靈光乍現。至於《灰姑娘》，其中灰色即令人聯想到陰暗與骯髒，而仙杜拉居住在沒有窗子、暗無天日的地下斗室中，除了因家事操勞所遭受的肉體虐待外，精神上亦承受後母的冷嘲熱諷以及可能失去父親疼愛的威脅。但這三位小主人翁都很獨立，也有自己的想法，而且都能排除萬難，勇敢面對。劇情配合光影的靈活運用，引領觀眾進入奇幻幽谷，再走入光明世界。
政大歐文系教授 阮若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