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例外」的戰鬥姿態
在出版社詢問是否願意擔任涵榆新書的推薦人時，我感到十分的榮幸。除了本書的幾個章節在發表之初，我都作為親臨的參與者外，就此而言，這次邀約是一場友誼的邀約。更重要的是，這是一個見證的邀約，見證著涵榆這些年來不論在思考還是行動上，都在進行著跨界的工作。不論是參與高教工會，捍衛教師勞動權益的抗爭，或者在其服務的學校，聲援學生校園民主的行動，還是投入哲學星期五的活動，與更廣大的公眾進行思辨及對話。在這些實際的行動中，涵榆將其化為對生命政治、公民運動、大屠殺、恐怖主義、安那其等議題的思考，就此而言，這絕對是一本結合著思考與行動的著作。應證了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的名言：「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實踐的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自己思維的此岸性」。
本書的書名雖為《跨界思考》，卻可將其視為由「例外」所貫穿的一本著作。在現今重視I級期刊、研究計畫和產學合作的年代，以不具任何計分效益的專書作為對公眾議題的回應，此為一例外。以演講錄而非研討會論文集結成書，讓本書不流於形式上的資料堆積，亦是例外。作為外文學門的學者，卻負有極深刻的哲學理論和思考，再是例外。而本書所涉及的議題，不論是安那其、附魔、倖存者、未到來的正義，在今日的出版品類型中，又為例外。
「例外」因此成了本書的姿態，這種姿態非但不是無力或邊緣，不是被排除的受迫者，而是一種戰鬥。這種置身例外的戰鬥，既是書寫，亦是哲學行動，戰鬥意味著作者以其自身及文本，作為一種充滿差異又具有張力的空間，劃出與既定事物的距離與界線，在此間性之中，差異對話在此展開，並挪移了各種界線。
於是，這種界線的挪移，展現了「例外」的第二個面向：作為對域外的探問與關切。這並非希望讓域外成為界內，亦非讓域外取代界內，而是問題化和基進化這道構成內／外的界線，它究竟如何構成？域外與界內是否是本質性的二極？是否有鬆動的可能性？邊界能推延至何種極限？然而，這實際上是一種雙重性而難以區辨的工作，即在詢問、思考域外何以作為域外之時，實際上也正在對界內進行相同的工作；在將邊界推延到更外部的邊緣時，實際上必須挖鑿更多更內部的問題。於是，內是外、內又不是外、內是內又且是外，內非外又且非內，一切簡化而慣常的二元邏輯，在這樣一種「例外」的戰鬥姿態下，顯得困窘而失效。正如同本書多處表示抗拒單一的、統整化的邊界，這除了讓我們能更多面向地思考問題、挑戰思考極限外，也讓我們對於未知（域外）具有更高的開放性，不論在面對現代醫學稱之為的病變、附魔，國際體系下的恐怖主義，主權概念下的非法居留或非法佔領。這些被稱之為「非人」、「非是」、「非法」，真的僅能從否定、負面的角度理解，還是必須問題化既有的「常態」、「已是」、「合法」等常規性的界線。
這種「例外」的姿態，亦非站在外部獨善其身或作為客觀觀察者，亦非躲匿於烏托邦的幻象，更非掉弄含糊不清的玄虛概念，而是在內部之中，一種拒絕被編碼的反叛行動。涵榆在此書中，展現了傅科意義下「說真話」（parrhesia），即它不是隨性漫談，也不只是自由表達意見或者傳授知識，而是承擔著引發爭辯甚至生命危險的風險，因為它挑戰著各種權威和多數人習以為常的觀點。西方哲學傳統與城邦公共事務密不可分，其不斷地介入並回應現實的問題，這個現實可能是公共議題、可能是生存處境，可能是社會結構、可能是與他人之間倫理關係，即一切因為差異共同生活而形成的各種活動。也因此，這些思考不是抽象思維、不是將公共事務、社會關係、生存處境作為客觀存在的觀察對象，試圖從一套既有的學科知識解釋它，而是將這一切社會活動作為思考、發聲和行動的起點和基礎，是一件緊貼社會變動的實踐活動。正如同傅科在多部著作中表示（例如《古典時期瘋狂史》、《性史》、《知識考古學》或《安全、領土、人口》中有關生命政治和治理技術的歷史等等），他所作的工作不是科學實證定義下的歷史，而是要進行一種系譜式的歷史考掘，這並非現代實證科學下，發燒似地狂熱於檔案研究，也不是在已知、已說出的一套知識體系的同一性內部，以更多資料重複地證明或鞏固既有體系，而是透過那些已被遺忘、充滿塵埃的斷簡殘篇中，對固有形式進行一種話語的、思考的、行動的轉換，思考任何解構、重組的可能性，讓知識不再有內部結構的規律性和前序列。於是我們看到涵榆在本書中，如何戮力地、有意識的不再停留於文件蒐集，不再屈從於既有的學科論述規範，而是關注著台灣這塊土地的現實性，以台灣特有的歷史情境、社會力量作為思考、書寫和行動的鬥爭場域。
涵榆以「例外」作為戰鬥的姿態，思考、回應、撞擊台灣的現實性，作為讀者的我們，什麼是你我姿態呢？什麼又是我們的「例外」呢？
中山大學哲學研究所
洪世謙
2017.05 於高雄西子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