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自由國度的自由人：劉曉波的生命與思想世界

　　誰謀害了劉曉波？
　　如何全面理解劉曉波的生命和思想世界？
　　如何理解當下中國的政治扼殺和生命抗爭？
　　正如余英時所說，
　　氣類相近的余杰寫曉波，將是歷史上一個最美的故事。

　　「以年齡而言，曉波和余杰是兩代人，但他們卻生活和思想在同一精神世界之中。更重要的，他們之間的「氣類」相近也達到了最大的限度。……正是由於氣類相近，惟英雄才能識英雄。余杰寫曉波，這將是歷史上一個最美的故事。」——余英時

　　「上帝選擇你們兩個結巴成為說真話的中國人，可真夠幽默的。」——劉霞

　　「這麼多年的大悲劇，我們仍然沒有一個道義巨人，類似哈維爾。為了所有人都有自私的權利，必須有一個道義巨人無私地犧牲。」——劉曉波

　　「有時，歷史需要像閘門一樣扛在肩頭。劉曉波就那樣謙卑地跪下來，將當代中國苦難的歷史——特別是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屠殺的歷史——扛在肩頭上……他幾乎是一人敵一國，單槍匹馬地對抗黨國強大的宣傳機器。」——余杰

　　歷史上大多數時候，喪鐘不是為某一個人而鳴，乃是為每一個人而鳴。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三日夜晚，中國在大雨滂沱中失去了它精神和思想上的巨人——劉曉波。他從不自由的國度裡獲得了解脫和「自由」。劉曉波曾說，當所有的中國人都獲得自由之後，他的願望是到卡繆所熱愛的地中海去，沐浴著那無比熾熱的陽光，暢遊一番。他不會參與權力爭奪戰，而是跟妻子劉霞一起離開中國，到地中海上的一個小島過世外桃源般的、簡單樸素的生活。他出海打魚，劉霞畫畫和寫詩，那才是人生中最幸福的事情。然而在現實中，他的願望已經無法實現了，不過歷史以另外一種弔詭的方式「實現」了他的願望：被海葬的劉曉波的身體和靈魂，最終和大海融合。

　　「出名要趁早。」在一九八〇年代喧囂著開放熱情的中國，外省青年劉曉波懷著出名的渴望來到京城。他野心勃勃，野性難馴，他不把前輩和權威放在眼中，打倒他們並取而代之是其夢想。然而，沒有人能決定自己的命運，一九八九年，「六四」的槍聲終結了劉曉波的文學夢，他的人生更換軌道，駛入驚濤駭浪的出三峽之旅。

　　劉曉波做出了自己的選擇，他謙卑地跪下來，將當代中國苦難的歷史——特別是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屠殺的歷史——像閘門一樣扛在肩頭上。他幾乎是一人敵一國，幾十年如一日，單槍匹馬地對抗黨國強大的宣傳機器。一個「文學」的劉曉波，轉換成了「政治」的劉曉波。旅美學者陳奎德在為《未來的自由中國在民間》所寫的序言中指出：「劉曉波的思想歷程，有一個明顯的範式轉換點。粗略地說，在西方思想資源的側重點方面，是從德法式脈絡走向英美式脈絡；在思想傾向上，是從感性的浪漫主義走向理性經驗主義；在學術取向上，是從審美判斷走向倫理判斷；在對超驗性的思考上，是從尼采走向基督；在為人為文的姿態上，則是從狂傲走向謙卑。」

　　「六四」的槍聲，改變了劉曉波的一生，也改變了本書作者余杰的一生。那一年，劉曉波三十四歲，是天安門廣場上堅持到最後的絕食四君子之一；那一年，余杰十六歲，在四川偏遠的小鎮上，從「美國之音」的廣播中聽到沉悶的槍聲，一夜之間就完成了他的成年禮。

　　在余杰看來，九〇年代以來的曉波如同一塊被時間和苦難淘洗得晶瑩剔透的碧玉，早已去除了當年個人英雄主義和自我中心主義的污垢，他變得愈來愈溫和、愈來愈寬容、愈來愈謙卑，他將自己看成是成千上萬的、努力有尊嚴地活著的同胞當中的一員，正是「那些無名的人、被人遺忘的人、善意與愛的小小行動」證明了和平與公義的存在。

　　他雖然不是基督徒，卻從來沒有停止過自我質疑與反省，在異議知識分子群體當中，劉曉波是對人的罪性、侷限性和缺陷性認識最為深刻的人之一。人類有徒手的耶穌戰勝了佩劍的凱撒，那是義戰勝力的歷史正果。劉曉波以一種悲天憫人的宗教情懷參與政治事務，改寫了中國人長久以來對厚黑學和權謀術的迷信。他讓政治擺脫了馬基維利式和季辛吉式的利益算計，他讓反抗變得如此優雅。正是有了這種「反抗者的謙卑」，他的反抗在中國的反抗史上才達到一個新的高度：不是冤冤相報、以惡勝惡，而是以愛化解仇恨、以正義書寫歷史。

　　自古以來，先知在故鄉都是不受歡迎的，但從來沒有哪個時代和哪個國族，像今天的中國這樣以折磨和羞辱先知為「志業」。他第四度入獄，被中共當局判處了超過此前三次入獄時間總和的十一年重刑，最後因肝癌而被謀殺致死，可以說是「求仁得仁」。

　　本書是與劉曉波「氣類」相近的余杰，幾十年來觀察、思考、評論劉曉波的成果。這兩個人都是說話口吃的人。「口吃的人對這個世界有一種特殊的敏感。劉霞打趣我們說：『上帝選擇你們兩個結巴成為說真話的中國人，可真夠幽默的。』」正是這種對世界特殊的敏感，正是他們之間特殊的友誼，余杰在《不自由國度的自由人》第一次系統完整、深刻獨到地呈現了劉曉波的生命和思想世界。

　　第一卷裡，余杰描述了自己和這個被羞辱和謀殺的先知交往的點點滴滴，呈現了劉曉波如何成為劉曉波的很多不為人知的面向（包括劉霞）；在第二卷裡，余杰以書評的形式，精彩而犀利地點出，劉曉波如何與眾不同，是中文思想界的另類，是「異議人士中的異議人士」。第三卷主要是對《零八憲章》的分析，余杰既從近代以來的歷史縱深，又從亞洲和世界的橫向比較，解讀了《零八憲章》存在的意義和價值（儘管他也直言該憲章的不足）；在第四卷，余杰獨家指出，這個時代的中文世界裡，劉曉波如何作為異端思想家而存在和發聲。他尤其指出劉曉波作為一個保守主義者，如何吸納了英美文明和知識體系的思想，如何強調非暴力和改良主義哲學。

　　人們不難設想：如果沒有哈維爾，捷克會怎樣；如果沒有曼德拉和圖圖大主教，南非會怎樣；如果沒有翁山蘇姬，緬甸會怎樣。愛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時說：「第一流人物對於時代和歷史進程的意義，其道德方面，也許比單純的才智成就方面還要大。」這句話也可用在劉曉波身上。在「我沒有敵人」的宣告背後，是劉曉波長期思索的一個問題，即「寬恕與正義如何獲得平衡」。

　　是的，他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但這個國家充滿了敵人和仇恨。他生在世界上唯一一個囚禁諾貝爾和平獎的國家，也最終被這個國家所謀殺。

　　「親愛的，該起身了，通往深淵的橋就要坍塌。」

　　「讓我的頭再一次 高貴地昂起，直到  最黑的時刻降臨。」

　　這不僅僅是情詩，也是命運的預言。最黑的時刻降臨了，但劉曉波和劉霞在黑暗中仍然發光。世間沒有任何力量可以囚禁曉波的心靈，他沒有翅膀，卻可以像鳥一樣飛翔；在不自由的國度裡，他們是最自由的人。

作者簡介

余杰

　　旅美華裔獨立作家。一九七三年生於四川成都，北京大學文學碩士。先後出版四十多本著作，多次入選「最具影響力的百名華人公共知識分子」名單，並獲頒「湯清基督教文藝獎」、「公民勇氣獎」等獎項。

　　二〇〇四年，余杰與劉曉波等共同起草「中國年度人權報告」，遭警方拘押。二〇一〇年十月，劉曉波榮獲「諾貝爾和平獎」之後，作為劉曉波親密友人的余杰被非法軟禁數月，進而遭到黑頭套綁架、酷刑折磨至昏死。二〇一二年一月十一日，攜妻兒出走美國，定居華盛頓郊區，創辦「亞太宗教自由與民主化研究所」，致力於民主人權、公民社會與宗教信仰自由等議題的研究。

　　著有《1927民國之死》、《我無罪：劉曉波傳》、《在那明亮的地方：臺灣民主地圖》、《我也走你的路：臺灣民主地圖第二卷》、《人是被光照的微塵：基督與生命系列訪談錄》、《從順民到公民：與民主臺灣同行》、《流亡者的書架：認識中國的50本書》等作品。

愛與黑暗的故事——劉曉波的文學與人生

《愛和黑暗的故事》是以色列作家阿摩斯．奧茲（Amos Oz）帶有自傳體色彩的長篇小說，也是我這幾年來讀到的最偉大的小說之一。我很少用「偉大」這個形容詞來定位一本小說——而《愛與黑暗的故事》是當之無愧的，它既是一部家族史，也是一部民族史與國家史。那裡面，有愛，也有仇恨；有黑暗，也有光明；有絕望，更有救贖。

「我在樓房最底層一套狹小低矮的居室裡出生，長大」，小說從這個句子開始了長達五百多頁的講述。這不是一個絢麗而驚豔的開頭，但絕對是順暢而清澈的，如同大河的源頭，而且必然具有一種平靜的氣質。一部作品能稱為偉大，絕不會因為它的控訴、憤怒與無助，就像作者的祖母曾經對他說的：「當你哭到眼淚都乾了，這就是你應該開始笑的時候了。」

阿摩斯．奧茲說過：「你可以回避歷史，歷史不會回避你。你可以逃離，或者轉過身來回顧以往，但是你不能消除他們……我們不可以成為歷史的奴隸，但是在歐洲這片土地，人們必須跪下，將歷史扛上肩頭。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去我們想去的地方。」在承受苦難、珍惜記憶、捍衛歷史的維度上，華人跟猶太人非常相似。有時，歷史需要像閘門一樣扛在肩頭。劉曉波就那樣謙卑地跪下來，將當代中國苦難的歷史——特別是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屠殺的歷史——扛在肩頭上。我在寫作《劉曉波傳》的時候，恍然覺得自己也是在寫一個關於愛與黑暗的故事，描述劉曉波的文學與人生，沒有比這更為妥帖的說法了。

二〇〇五年，法國具有領袖地位的知識分子索爾孟（Guy Sorman）訪問中國，走遍大江南北，訪問各個階層的中國人，寫出了《謊言帝國》一書。索爾孟為西方讀者描述了一個被謊言重重包裹的中國，也表彰了若干與謊言戰鬥的、值得尊敬的中國人，其中就有劉曉波夫婦。有意思的是，這位目光敏銳的知識分子，在採訪劉曉波夫婦之後，並沒有將劉曉波作為「傳主」，偏偏將劉曉波的妻子劉霞選為「傳主」。

劉霞在作為猶太人的索爾孟面前，將自己形容為「中國的猶太人」。索爾孟認同這一嚴重而真誠的比喻，並以此作為書中這個章節的題目。經過兩千年的顛沛流離和二十世紀納粹屠猶的慘劇，「猶太人」的身分不再是作為上帝選民的榮耀，而是隱喻著必然經歷無邊苦難與羞辱的「賤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