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的教訓:俄國革命一百週年,不論回顧或前瞻都必須讀的一本書。

十月的教訓:俄國革命一百週年,不論回顧或前瞻都必須讀的一本書。
定價:280
NT $ 196 ~ 316
 

內容簡介

托洛茨基為社會與世界的改變,留下永遠的理想與熱情。
拖延是罪,革命或起義沒有所謂的時機成熟。
今天可以成就的事情,就不要留待明日。他這樣說。

  一九一七年,俄國爆發二月革命,終結了三百零四年的羅曼諾夫王朝,杜馬臨時委員會組成的「臨時政府」正式成立。二月革命是道地的民主革命,政治上它是在兩個民主政黨:社會革命黨和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下發展起來。同年十月,發生了二十世紀最重要、歷史上唯一由工人階級成功推翻臨時政府,奪取國家控制權的一場社會主義革命。這場革命最重要的領導者,除列寧之外便是托洛茨基。十月初他擔任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帶領軍隊推翻了臨時政府。

  《十月的教訓》寫於一九二四年,十月革命成功後七年。當時革命的熱潮在歐洲國家,尤其是德國、保加利亞的起義失敗後逐漸褪色。托洛茨基堅信社會主義不能只在一國建成,要把一國的革命擴展到世界,於是他在《十月的教訓》寫下一九一七年革命的過程:「這個經驗是對過去偉大而不容質疑、反駁的審視,敞開通往未來的大門。」必須了解自己過去的一切,如此「才得以正確地評價,並賦予所有事件適當的地位。」

  革命家托洛茨基親身說法,說明政變的準備工作和政變本身各方面的第一手資料,總結了革命的危機與決勝關鍵。這本篇幅不長的《十月的教訓》,是理解布爾什維克和俄國革命史的精華之作;對今天的勞動階級、社運分子和社會主義者仍是深具啟發的作品。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托洛茨基(Лев Давидович Троцкий, 1879 -1940)


  布爾什維克主要領導人、十月革命指揮者、蘇聯紅軍締造者和第四國際精神領袖。出生於烏克蘭農村富有猶太人家庭,早年接觸到馬克思主義因而投身革命活動,被捕後曾流放到西伯利亞。一九○二年逃離俄羅斯,到巴黎、倫敦等地繼續從事革命活動,並加入社會民主黨。一九○五年當托洛茨基得知沙俄即將爆發革命,他立刻於二月回到俄羅斯參與活動,年底成為活動領袖。其後他再次被捕,但於一九○七年潛逃至歐洲,往後十年輾轉流亡到維也納、巴黎和紐約等地,為俄羅斯革命刊物不斷撰稿宣傳反戰訊息。

  一九一七年五月,托洛茨基返回俄羅斯,由於公開表示支持列寧等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的主張而被臨時政府逮捕入獄,入獄期間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出獄後當選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並成為十月革命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十月革命勝利之後歷任外交人民委員、軍事人民委員、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鐵道人民委員。內戰期間,兩年內組建了五百萬紅軍對抗白軍。

  一九二四年列寧去世後,在黨內鬥爭中失勢,一九二九年被開除出黨,先後流亡土耳其、法國、挪威,最後落腳於墨西哥。流亡期間仍然抨擊史達林的「一國社會主義」和獨裁統治。一九四○年,在家中被史達林所指派的特務以冰鎬鑿入後腦,隔天逝世。

  重要著作:《不斷革命》、《俄國革命史》、《文學與革命》、《史達林》、《他們的道德與我們的道德》、《我的生平》等。

導讀者簡介
 
周雪舫
 
  現任輔仁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先後在輔仁大學歷史學系、歷史研究所和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取得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碩、博士論文皆與俄羅斯史有關,亦長期研究俄羅斯史,已發表相關專著二本,論文和譯文二十餘篇。

譯者簡介

江杰翰


  一九八八年生於台北,俄羅斯國立莫斯科大學語言系文學碩士、國立政治大學斯拉夫語文學系學士,譯有《留下我悲傷的故事:蓮娜.穆希娜圍城日記》、《精通蘇聯料理藝術》。
 
 

目錄

導讀一九一七俄國革命與一生不斷革命的鬥士托洛茨基 (周雪舫)
I必須研究「十月」
II「工農民主專政」 :「二月」與「十月」
III與戰爭和護國主義的鬥爭
IV四月會議
V七月事件、科爾尼洛夫事件、民主會議和預備國會
VI十月政變前後
VII十月起義和蘇維埃「合法性」
VIII再談無產階級革命中的蘇維埃和黨
關於本書的幾句話

 
 

導讀

一九一七俄國革命與一生不斷革命的鬥士托洛茨基 (摘錄)


  本書《十月的教訓》的作者托洛茨基(Лев Давидович Троцкий, 1879 -1940)出生於烏克蘭農村富有猶太人家庭。原姓布隆施泰因(Бронштейн),一九○二年秋為了逃離流放地西伯利亞,使用托洛茨基之名的護照,此後一直沿用此名。《十月的教訓》寫於一九二四年九月,為同年於莫斯科出版《托洛茨基文集》第三卷,即《一九一七:第一部── 二月至十月》所作的序文。本書總結十月革命的經驗,希冀他國無產階級了解革命戰略,在黨的領導下爆發革命與奪取政權。

  今年適逢俄國十月革命一百週年。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新曆十一月七日),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布爾什維克黨(以下簡稱布黨)領導無產階級革命,成功地奪取政權,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無產階級革命成功的例子。一九三六年,史達林宣布蘇聯已建立起社會主義社會,這又是全世界第一個實行社會主義的國家,是共產主義社會的初級階段,美好的共產主義社會似乎不再那麼遙遠。

  依據理論,無產階級革命首先發生在工業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馬克思期望的是法國人開始,德國人繼續下去,而英國人完成它。然而出乎預料的事實:俄國是個工業落後的農業國家。共產主義社會是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基礎上建設,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建立一個沒有階級制度、沒有剝削和壓迫的社會。在工業落後的國家如何建立共產主義社會?史達林以快速、高壓和集中的方式建設社會主義社會,造成犧牲者無數、人民失去自由與生活在恐懼當中。在未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之前,蘇聯於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瓦解,獨立後的俄羅斯拋棄了共產主義。十月革命不可或缺的人物首推列寧,其次就是托洛茨基。今日,十月革命值得紀念嗎?托洛茨基值得研究嗎?

  二月革命

  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三日(新曆三月八日)婦女節,首都彼得格勒(今聖彼得堡)的普提洛夫工廠女工走上街頭,其他工廠約十萬男女工人紛紛響應,呼喊著「給我們麵包」的口號。二十四日,示威工人增加至二十萬人左右,出現「打倒戰爭」和「打倒君主專制」的口號,發生多起襲擊麵包店的事件。二十五日,約三十萬人上街示威,首都工廠幾乎停擺,婦女、大學生和民主派人士也加入示威。二十六日是星期日,示威民眾驟增,沙皇下令在塔夫利達宮開會的國家杜馬(國會)必須解散,並下令首都衛戍部隊鎮壓示威者。當日軍隊向示威者開槍,傷亡的民眾達二百餘人。二十七日,罷工演變為暴動,工人和士兵聯合占領政府機構、逮捕政府大臣、搶占軍火庫,首都衛戍部隊倒向示威群眾,內閣成員迫於形勢而集體辭職。

  杜馬拒絕解散,而在二月二十七日另組「杜馬臨時委員會」以維持首都秩序與執行政府職能。同日,由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領導組成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蘇維埃,晚間亦在塔夫利達宮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布黨於較晚時刻獲悉消息後匆忙趕到會場。會議直到次日結束,通過如建立糧食委員會,有權沒收官方儲備的麵粉,決定出版《消息報》作為蘇維埃的媒介等多項決議。二十八日,首都各團隊選出士兵代表,參加第二天由工人和士兵代表聯合召開的第一次會議,選出十二人組成「執行委員會」。

  三月二日凌晨三時五分,尼古拉沙皇簽署退位詔書,由其弟米哈伊爾繼承。清晨,由「工人代表蘇維埃」改稱的「工人和士兵代表蘇維埃」(以下簡稱蘇維埃)向首都軍區發布「第一號命令」,影響遍及全國軍隊。晚間,經與執行委員會妥協後,杜馬臨時委員會組成的「臨時政府」正式成立。三月三日,米哈伊爾拒絕繼承皇位,終結了三百零四年的羅曼諾夫王朝。他將政權轉交給臨時政府,新政府的形式由普選產生的「立憲會議」決定。

  二月革命爆發時,列寧流亡國外,史達林身處流放地西伯利亞,托洛茨基則於同年一月初輾轉流亡至紐約,布黨重要領導人不是被關在獄中,就是遠離革命中心的流放地。究竟是誰領導了二月革命?二月革命的性質為何?托洛茨基在一九三一年為其著作《俄國革命史》俄文版所作的序言第一句話即說:「二月革命算是道地的民主革命。政治上它是在兩個民主政黨:社會革命黨和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下發展起來的。」

  然而,當時流行的說法是二月革命是自發性的,托洛茨基反對這種看法,在該書第八章「誰領導了二月起義?」引用大量自發性說法的材料,但一一反駁,在最後一段寫道:「領導二月革命的,主要是受到列寧的黨的教育的那些覺悟的與經過鍛鍊的工人們。」

  雙元政權:臨時政府和蘇維埃並存

  臨時政府得到國際上的承認,但是蘇維埃能夠執行一定的政權,形成雙元政權的特殊狀態,無論如何,二月革命實現了民主革命。蘇維埃支持臨時政府建立民主體制,發展工業,認為目前革命的階段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是實行民主共和制而不是社會主義共和國,布黨多數人也支持這種看法。列寧抱持不同的見解,他在四月三日從德國返抵彼得格勒,次日宣布〈四月提綱〉:提出「一切權力歸於蘇維埃」,力主推翻臨時政府,堅持把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

  臨時政府並未退出大戰,先後任司法部長、國防部長和總理的克倫斯基(А. Ф. Керенский)仍堅持其在大戰之初的看法:保衛俄國、作戰到底、爭取最後勝利、求取俄國自由。列寧主張結束戰爭。六月三日至八日,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在彼得格勒召開第一屆(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占多數的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繼續支持五月五日改組的臨時政府,列寧提出發動士兵示威奪取政權的計畫被大會封殺。

  沙皇政府在大戰期間動員近一千五百萬人從軍,多數來自農村,導致農村荒蕪,在軍備不足、失敗連連且久戰使得人心厭戰,而列寧主張和平獲得多數士兵的支持。六月十八日,俄軍在奧地利前線發動攻勢先勝後敗,接著是七月二日臨時政府屬於立憲民主黨的保守派四位部長,反對克倫斯基同意烏克蘭自治的要求,憤而辭職造成政府內部分裂,使得「一切權力歸於蘇維埃」的呼聲提高。

  七月三日,彼得格勒的士兵和工人展開反對臨時政府的示威遊行,次日,有五十萬人參加示威,高呼「一切權力歸於蘇維埃」。布黨從試圖制止到領導,再到停止示威,此因臨時政府以武力鎮壓群眾,有數百人傷亡,又將列寧為德國所派的間諜、德軍津貼列寧返國的證件向部隊散發宣傳,軍隊轉而支持臨時政府。五日,臨時政府下令禁止布黨《真理報》的發行,發布逮捕布黨重要領導人的命令。列寧只好易名隱匿在芬蘭境內;托洛茨基於二十三日被捕入獄。

  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三日,布黨召開第六次代表大會,確定依靠工人和農民推翻資產階級統治,通過武裝革命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方針。此外,大會通過「區聯派」(全名為:統一社會民主主義者區際組織,一九一三年十一月成立)四千多名成員加入布黨,強大了布黨的勢力。托洛茨基一九一七年五月初從美國回到彼得格勒時加入「區聯派」,該組織的目的是聯合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在一個黨內。托洛茨基加入布黨表示與列寧的觀點一致,不像之前有許多難以相容的見解。列寧的一些觀點未能獲得黨內重要領導人的支持,因此托洛茨基的加入對列寧的幫助極大。仍在獄中的托洛茨基被選為中央委員。

  這裡簡單回顧「俄國社會民主工黨」。該黨成立於一八九八年三月,到了一九⃝○三年八月分裂,多數派的稱為布爾什維克,以列寧為首;少數派的稱為孟什維克,以馬爾托夫(Ю. О. Мартов)為首,托洛茨基屬於少數派,在一九○⃝四年九月脫離但未加入布爾什維克。列寧與馬爾托夫的意見分歧,主要是黨內民主和集中化的問題,馬爾托夫主張廣泛的、有彈性的組織,黨員不受嚴格的黨紀束縛;列寧主張集中化,保持黨的堅定性、紀律性和純潔性。一九一二年一月,孟什維克被驅逐出黨,布爾什維克自此成為一個獨立的黨。

  克倫斯基於七月八日成為總理,並兼任國防部長,他也是彼得格勒蘇維埃的副主席,七月二十四日與蘇維埃協商後重組內閣。八月十二日至十五日在莫斯科大劇院召開「國事會議」,出席代表涵蓋全國各階層,包含蘇維埃代表,布黨拒絕參加。會議召開時,布黨擬發動罷工示威,雖未實現,但餐廳停業、公車停駛造成不安氣氛。科爾尼洛夫(Л. Г. Корнилов)於七月十八日由克倫斯基任命為總司令,參加了國事會議,會議中保守分子希冀由他遏制蘇維埃。科爾尼洛夫向克倫斯基請求首都衛戍部隊指揮權交由總司令部接管,遭到拒絕後進一步提出宣布首都戒嚴,將軍事權和民權移交總司令部、內閣總辭。克倫斯基下令解除科爾尼洛夫總司令職務,後者拒絕解職,反向首都進軍。九月一日,科爾尼洛夫被捕,叛變遂告結束,克倫斯基宣布俄羅斯為共和國。

  科爾尼洛夫事件扭轉布黨的命運。克倫斯基為了抵制科爾尼洛夫,獲得布黨武力支援後,釋放獄中所有布黨分子,也包括了托洛茨基。蘇維埃裡的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懼怕科爾尼洛夫獲勝,於是與布黨在八月二十八日聯合組成「抵抗反革命委員會」,給予工人武器,七月被取締的「赤衛隊」成為臨時政府承認的合法組織,此組織受到布黨控制,事件平復後未解散,成為日後托洛茨基創建「紅軍」(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三日成立)的基礎。

  科爾尼洛夫事件也促使工人和士兵對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產生不滿,八月三十一日,彼得格勒蘇維埃首次出現布黨為多數,也首次通過一切權力歸於蘇維埃的決議,並指出唯一的出路是建立由無產階級和農民代表組成的政權。九月五日,布黨在莫斯科蘇維埃中也獲得多數,其後,一些大城市的蘇維埃紛紛轉向布黨,托洛茨基又於二十五日當選為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布黨勢力大增。

  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二日,蘇維埃在首都亞歷山德林斯基劇院召開「(全俄)民主會議」,決議再組聯合政府(九月二十五日成立),仍由克倫斯基為總理。杜馬自選出臨時委員會以來未曾再召開會議,蘇維埃要求廢除以免其掌握權力,協商過後,克倫斯基於十月七日逕行下令解散,並於同日在馬林斯基宮召開「預備國會」,作為立憲會議前臨時政府的諮詢機構。列寧主張武裝起義奪取政權,托洛茨基支持,布黨在預備國會開幕當天宣讀相關宣言後就退出議場。列寧要求的是一切權力歸於蘇維埃,在此情況下決定提早武裝起義奪取政權。

  十月革命前夕

  十月初的俄國內外皆危機重重:經濟紊亂加劇、城市糧食的供應減少、罷工頻繁、農民奪取地主的莊園或焚燒宅邸、軍隊遭受新的失敗、德國已在八月二十日攻陷里加,彼得格勒相當危險。十月十日,列寧在中央委員會中指出「武裝起義是不可避免,而且時機已成熟」,遭到卡米涅夫(Л. Б. Каменев)和季諾維也夫(Г. Е. Зиновьев)的反對,列寧認為一旦發起行動就能獲得歐洲無產階級的支持,反對者不樂觀,不過列寧的起義計畫還是獲得多數委員同意通過。同日,成立了七人組成的中央政治局領導武裝起義,托洛茨基為成員之一。

  十月十六日,為了阻止克倫斯基準備把親布黨的首都衛戍部隊調往前線,蘇維埃執行委員會正式批准成立革命軍事委員會,作為保衛首都的機構,旋即掌握了首都衛戍部隊的指揮權。由托洛茨基擔任主席,立即簽署命令,要求謝斯特羅列茨克武器製造廠發放五千支槍給赤衛隊,命令有效。同日,包含彼得格勒蘇維埃代表參加的布黨中央擴大會議,通過武裝起義的決議,只有卡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投反對票。二十三日,掌握了彼得保羅要塞,該要塞在臨時政府成立後由監獄改為軍火庫,設在其中的火砲正好直指冬宮。

  托洛茨基與列寧在十月起義的時間、地點和名義等有不同的看法。托洛茨基主張起義的時間與第二屆蘇維埃大會一致,使之獲有合法性,起義成功後將政權交給蘇維埃;起義地點在彼得格勒;以蘇維埃的名義起義,因為布黨完全掌控了蘇維埃。列寧主張起義時間在大會召開之前,以免孟什維克無限期拖延蘇維埃大會的召開,故主張立即武裝起義奪取政權;以布黨的名義起義;起義地點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

周雪舫(輔仁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內容連載

必須研究「十月」

我們在十月革命(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中幸運成功,但就出版而言,十月革命就不大好運了。時至今日,我們仍然沒有任何一部著作,能夠呈現十月政變(переворот)的大致情形,指出其政治與組織上最關鍵的重點。不僅如此,甚至連直接說明政變的準備工作和政變本身的各個方面的第一手資料──而且還是最重要的檔案── 至今都尚未出版。關於十月革命之前的時期,我們出版了許多革命史與黨史的檔案和資料;關於十月革命以後的階段,我們出版的資料也不在少數。然而,對於「十月」(Октябрь)的關注則少得太多。在政變達成之後,我們好像認定,無論如何,將來都沒有再重複的必要。我們似乎以為,研究「十月」、其直接的準備、實現以及鞏固階段最初幾週的各種情況,對後續建設的迫切任務將不會有任何直接的益處。

然而,如此的評價──即使不見得是有意的──不僅大錯特錯,而且在國族上太過狹隘。就算我們無需重複十月革命的經驗,也絕不表示我們不能從中學習。我們是「國際」的一分子,而其他各國無產階級的「十月」任務皆仍有待解決。過去一年,我們有相當令人信服的證據,足以說明,即便是西方較為成熟的共產政黨,也未能完全吸收我們的十月經驗,甚至對其事實方面全然無知。

的確,有人會說,研究「十月」、出版相關的資料必然會挑起往日的分歧。然而,這樣的觀點根本不值得一提。一九一七年的意見分歧的確深刻,而且絕非偶然。不過,在多年之後,如今若試圖以此作為武器,攻擊當時犯了錯的人,也未免太過低劣。倘若因為微不足道的個人考量,而對十月政變最重要的、具有國際意義的問題沉默不語,就更令人無法容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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