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我血薦／濺羅斯：
《製造俄羅斯》－從文字、形象到想像共同體的時空與歷史
陳相因
一九九九年二月寒假結束，我旋由台灣復返聖彼得堡。途中行經阿姆斯特丹轉機，是日大雪霏霏，從阿姆斯特丹的機場外望但只一片漆黑。一群俄國人和我枯坐在登機口前，從凌晨等到日午廣播數十次，班機依舊無法起飛。放眼望去，候機室內只有我一個黑髮黃膚的亞洲人。當時的我已經飛行了將近一天，轉了兩次機，身心疲乏自不待言，特別害怕俄國人找我聊天，只好假裝不懂俄語，在一群俄國人當中閉目靜坐。隨著時間流逝，天氣看起來逐漸好轉，然而荷航的班機已經嚴重延遲卻毫無動靜，候機室的俄國人也因此顯得愈來愈焦躁不安。於是，原先不認識的人聚集起來，七嘴八舌地討論著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為何無法登機起飛。
「一定是現在我們的國力變弱了，影響力變差，連荷蘭這麼小的國家都來欺負我們。機場內所有飛往別國的班機都走了，偏偏不飛俄羅斯。」一位中年大叔聽來荒謬的議論鑽入我耳裡，我忍不住張眼望去，卻發現他身旁至少有七、八人不但點頭稱是，還更加油添醋。這一幕俄國人的對話一直烙印在我腦海中，我當下只覺得實在太不可思議而嘖嘖稱奇。
多年以後，在電視新聞中看見「強」國人搭飛機的一些怪異行徑，我才若有所悟地將這一奇想和奇觀連結起來：在封閉的共產意識型態下所產生的自卑情結，進入開放的資本主義後並未也從未因此消失，反而在某些關鍵與危機的時刻跑出來作祟；如此自我防衛機制一旦啟動，立即變成一頭自大的猛獸，刺激著個人、集體，甚至整個國家追求權力的欲望。一切不順，皆歸咎於權／國力之不足。於是，包裝著權力欲望、「超英趕美」到世界強權的民族情緒、愛國主義，甚至是結合兩者的國族主義隨應油然而生。集體自我防衛的開關一開，盲目的愛國主義沛沛然不可擋，再怎麼荒謬都不足為奇。如同本書所指，自尊與權力對俄國人而言，關乎一切。
當時正候機的我和所有俄國人萬萬沒想到，就在同一年的暑假還沒開始，聲勢如日中天的普里馬科夫（Evgeny
Primakov）總理竟會黯然下台，而暑假還沒結束之前，俄國輿論出現的葉爾欽繼承人已經輾轉換了好幾位，最後重責卻落在名不見經傳的普丁身上。莫說外國人，就連俄國人自己對詭譎多變的政治發展也是霧裡看花。他們常打趣說，還不記得總理的名字是什麼，他就下台了。俄國人一談起政治，說話場面比全民亂講還混亂，知識分子間吵架算是好的狀況，普羅大眾動手動腳到濺血的畫面也屬稀鬆平常。
普丁上台後不到半年，猶記聖彼得堡大學有些老師，特別是在史達林時期長大的老教授，任課時居然有種改頭換面的精神，言語間出現一種無可言喻的自豪感，畢竟總理和繼任的總統畢業於此。當一位剛到俄國不久的奧地利學生忍不住在課堂上反嗆老師：「可是，普丁是ＫＧＢ出身！」卻見哲學老教授不疾不徐地回覆：「在俄國，我們全是ＫＧＢ。」這一黑色幽默讓全班忍不住笑成一團，而那位奧地利學生一氣之下逕自離去。我當下心想，可惜這位「西方」學生還不熟習俄國生活與文化而誤解了「我們」（我居然已經成為了俄國人的「自己人」）。黑色幽默之所以在蘇聯與俄羅斯文化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不僅因為它只是個玩笑可以紓解生活帶來的壓力，而是因為它影射著現實生活中的多面真實。是故，俄國老師不是在嘲笑這位西方學生，其實他嘲諷更多的是自己。儘管如此，哲學老教授自嘲之餘，同時展現他對普丁的高度支持之意，而他不過是我身旁眾多支持普丁的俄國知識分子代表之一而已。
至於ＫＧＢ間諜在俄國人心中的地位，誠如本書所舉之例，可以從俄劇《春天的十七個瞬間》大受歡迎的現象來看。作者連結從戈巴契夫、葉爾欽的沒落至普丁崛起的時空背景，說明進入二十一世紀後的俄國民眾如何渴求一位猶如詹姆斯．龐德的俄國版英雄史第爾立茲（Max Otto von
Stierlitz）。曾任東德情報員的普丁恰好符合這一形象，箇中詳細資訊，以及媒體如何操弄輿論，在在值得讀者深思和挖掘一位強勢領導人出現的種種原因。如果《製造俄羅斯》一書在當時的西方已然出版，相信我那位奧地利同學至少對這個國家的歷史和文化有基本的認識，斷不至拂袖而去。
普丁任職總統後一年的冬天，聖彼得堡街頭的商店內已經擺滿各式各樣的進口食物與貨品。銀行與百貨開始正常營業，逐步擺脫先前經濟大恐慌的窘境。碩士班兩年常處飢餓狀態的我，從普丁上台後終於可以從我的銀行戶頭內領出錢來，幾乎天天到餐館大快朵頤。在俄羅斯生活的外國人，其實就是書中新俄羅斯人一種類型的化身，深恐當下擁有的一切不過是海市蜃樓，明日就會消失，做為一種補償心理非把今天全吃撐了不可。因此，僅短短兩年葉爾欽時代的「餓鄉」經驗，足以造成我心理永久的創傷。當我讀到書中葛辛斯基（Vladimir
Gusinsky）在葉爾欽時代為了宴請與逢迎權貴，必須在應酬時喝下許多酒精，而對肝臟造成嚴重損害的抱怨時，真是於我心有戚戚焉。對於那些走過戈巴契夫和葉爾欽時代的蘇聯與新俄國人，為了生存與生活必須要面對嚴峻的鬥爭，並解決難題，我總打從心底深處寄予人與人之間最大極限的同情。
不論贊成或反對普丁，無可否認，他讓蘇聯解體後最糟的俄羅斯由谷底翻身。也因此那一年的冬天，我妹妹從美國德州、兩位好朋友從英國倫敦同時飛到聖彼得堡來看我。一群台灣的英美留學生直嚷著要我帶他們到莫斯科，不論我如何解釋莫斯科市長說不歡迎中國人與越南人，而且首都週週傳來東方人被劫、搶、拐、騙或殺的噩耗。別寄望俄國人在外表上能分得出中國、越南、日本、韓國人的差別，更遑論台灣人！然而，這幾個不曾經歷過大規模文化震驚的台籍英美留學生，天真地以為俄國不過就是一種「西方」，莫斯科與聖彼得堡反正都在俄國沒有差別，而人類都像儒家主流所說的人性本善一樣，一心要往紅場走一圈，看看列寧他老人家的遺體。於是，我只好硬著頭皮請了一位人高馬大且會武術的俄國男性友人充當我們的保鏢，煙霧十二月，陪同我們一行人下莫斯科。
《莫斯科不相信眼淚》（Москва слезам не верит,
1979）是一部蘇聯時期大受歡迎、家喻戶曉的電影。影片如此名稱，在某程度上也說明了蘇聯人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堅強性格。我們大可學習這樣不相信眼淚的堅毅，然而奉勸各位讀者，在莫斯科千萬得要在屋簷下低頭，不要不見棺材不掉淚，因為即使強龍也不壓地頭蛇。我們一行人因東方外表過於顯眼，加上西化的英美留學台人過於相信自己的「西洋」經驗，總是不聽勸阻講話太大聲，所以莫斯科行的最後一天終究被一群打著民族主義旗號的街頭黑幫盯上，在莫斯科大學宿舍前上演了一齣追殺台灣人的驚魂戲碼。我永遠記得，聘來的俄國保鏢雙拳難敵眾手，眾人為了逃命，在結冰的大道上飛車追逐猶如「瘋狂麥斯」（Mad
Max）。劫後餘生，一行人坐在餐桌前沉默無語，良久後一聲爆哭，才相泣於偌大餐廳。
不難想像，當我閱讀本書描寫戈查科夫（Alexander Korzhakov）如何「雪中行凶」，並毆打葛辛斯基的維安主管，抑或涅姆佐夫（Boris Nemtsov）與女記者安娜．波利高夫斯卡亞（Anna
Politkovskaya）如何因政治立場不同而遭槍殺的段落時，銀白色大地下血濺羅斯，那些驚心的莫斯科記憶又歷歷觸目。猶如書中暗指，「有禮貌的綠人」似乎在現今的俄羅斯政治環境與普丁的默許中無所不在，而沒禮貌的黑幫兄弟如ＮＴＶ的肥皂劇《聖彼得堡黑幫》主角，卻是在我的俄國日常生活記憶中時常出沒。《製造俄羅斯》一書對台灣讀者而言，是一本了解當代俄羅斯政治、歷史、日常生活與文化的絕佳入手工具。然而對個人來說，書中所述俄國人所遭遇之文字、形象與國家認同等問題，卻是一段我畢生永難忘懷的真實經歷。
上述這些過往，在俄的日常生活點點滴滴，背景總是透露著政治與經濟環境的時空轉移，時常在我心中反芻著，揮之不去。而以前一些不解之處總擺在心頭，我將之視為俄羅斯文化與政治上的迷思。如今藉由奧斯特羅夫斯基（Arkady
Ostrovsky，本書譯作奧卓夫斯基），一位同時具備俄羅斯與英國菁英教育訓練下的知識分子和記者身分之眼，使我對在俄羅斯那段時空下諸多政治演變的謎團得以解惑。不僅只是當局者迷，我相信，這本書內的許多資訊是目前處在俄羅斯境內的普羅大眾無法、恐怕也未能得知的。更有甚者，則是一些號稱具有偉大的羅斯胸懷、國家至上的民族主義者永遠都不會相信的訊息。對他們而言，奧斯特羅夫斯基書中所呈現的，媒體如何製造俄羅斯，又是如何為國家體制收買與收編，不過是西方（特別是美國）千方百計削弱俄羅斯的陰謀之一，如同另一種搞垮蘇聯的政治把戲。然而，正是因為這種東、西方冷戰意識型態的殘餘，以及在俄羅斯知識分子間百年來存在亞、歐洲哲學爭論的承繼，使得政治野心家足以利用這些個人心理、集體階級與國家競爭的矛盾，攫取最高權力。
《製造俄羅斯》原書以英文撰寫，二○一五與二○一六年分別在英、美兩國出版，在俄的有心人士難免要質疑奧斯特羅夫斯基的寫作動機。然而，讓我們暫且拋開政治立場與意識型態等諸多質疑。若將此書視為一位追求真相的記者，將自己明察暗訪多年後所積累的成果公諸於世。抑或，讓我們較簡單地將本書視為一部「文學作品」，以從蘇聯報刊到解體後ＮＴＶ的崛起與沒落做為一個發展主軸，看盡政權更替下知識分子、寡頭與政治野心家之間的角力與鬥爭。如此，我們不禁要問：這樣一位「紀實作家」，他所追求的目標是什麼？而本書又能促使讀者思考什麼問題？
首先，奧斯特羅夫斯基在書中自序內提及兩位文學作家，一位是被譽為「俄羅斯良心」（русская совесть）的索忍尼辛，而他所強調的「別靠謊言度日」，讓解凍時期後的蘇聯知識分子得以不屈於國家威武，貧賤而能心志不移。另一位則是善於戳破烏托邦謊言的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他的作品反諷了以「言詞」（the
word，本書譯者則譯為「文字」）興起的體制終將因言詞而消亡。這兩位英俄作家顯然為本書作者帶來影響。奧斯特羅夫斯基繼承索忍尼辛與歐威爾的文藝遺產，致力於挖掘與書寫自己所看見、洞察的真相，並時時刻刻對政治人物與官方媒體所呈現的言詞表象心存警戒。由此看來，這是他做為一位紀實作家創作的信念與目的。
其次，《製造俄羅斯》一書所批判的，不是那些在蘇聯後期相信真相與真理可以重建蘇聯的父執輩知識分子，我們可以看到更多的是奧斯特羅夫斯基筆下的同情；亦非全然聚焦於在解體後毫無良知和道德，如狼似虎貪得無厭的寡頭媒體大亨，因為不少敘述著墨於他們對俄羅斯新體制與領導人毫無信心，時勢使然，這些人只能一心一意追逐自己的個人權力。在本書裡，受到蘇聯與英國菁英教育的奧斯特羅夫斯基難免對盲目的愛國主義與國族主義群眾頗有微詞，然而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他對當前的俄國媒體人毫不留情的指控。誠如他在序中所云，這群操弄真實且甘為政權奴隸的媒體人，不乏「精明事故且博學之輩」，既「不是某些瘋狂的國族主義者，胸懷征服世界的想望，也不是暴君治下身不由己的小兵」。如此論調，不免使人擔憂法西斯主義再興，但最令奧斯特羅夫斯基痛心疾首的，恐怕不是「平庸的邪惡」（the
banality of evil），而是知識分子的沉淪。
職是，與其質疑身為作家與記者的奧斯特羅夫斯基為什麼選擇以英文為語言手段，開展對當前俄國官方政權與知識分子共謀的批判，抑或探索其背後的政治原因和動機為何，不如反思為什麼承繼索忍尼辛一脈的傳統俄羅斯和蘇聯知識分子，如本書作者，竟會捨棄俄語創作，並失去作品在祖國出版的信心。竊以為，本書中呈現的資訊、敘述和點評，一一透露著奧斯特羅夫斯基對俄羅斯的熱愛與期待，故批判的目的並非是本土派民族主義者指控的削弱俄羅斯，而是指向國際主義者一心嚮往的強大、公開與廉能政府。真正心繫俄羅斯與蘇聯文藝傳統的知識分子，我們無須論其創作語言或是出版地為何，而究其動機不外以其血薦羅斯，公開真相並探求真理，希望祖國的強大奠基於透明、理性與政權輪替的制度與文明之上。
二○一六年夏末，我回到久違的聖彼得堡與莫斯科兩地。書店架上陳列的不再是各種嚴肅的學術思想書籍，而是觀光禮品。在這些禮品中，充滿普丁肖像的各式商品最受歡迎。我望著印有普丁相片的手機保護殼，想起昔日在葉爾欽歲月裡最為有名的一則日常生活笑話。蘇聯解體後，印有戈巴契夫肖像的郵票被一掃而空，因為眾人可以盡情地在郵票背後吐口水，且在正面用力拍打。那種對官方與權威的貶抑與嘲諷，如今已不復在。對全世界的帝王或是獨裁者而言，最恐懼的莫過春水東流後，雕欄玉砌猶在，只是朱顏改。然而，對俄國的知識分子來說，最無法接受的卻是什麼呢？進入普丁言詞中所謂的俄羅斯「民主」與「自由」時期，他們所要面對的已不再是貧賤與威武的考驗，而是「富貴不能淫」的試煉。正如書中一語道破普丁統治所傳達的主要訊息：「我們將給你安全、穩定和自豪感，店鋪充滿商品，有能力出國旅行而且不拿意識型態來煩你。」中文讀者，尤以感時憂國的知識分子為最，若能敏銳地在此訊息中觸類旁通、舉一反三，難道不能反思解嚴後的台灣政治、經濟與社會狀況？難道不會藉以比較和分析中國大陸的現況？
《製造俄羅斯》一書值得我們再三閱讀、省思，我以熱血薦此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