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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通論中國人的精神生活，既精到，又生動。作者強調他所採用的是「普通民眾的角度」，其實並不盡然。本書所呈現出來精神生活相當全面，上起文化菁英，下至普通民眾，無不包含在內。誠然，過去哲學家論中國文化精神多從菁英觀點發揮，以致不易為普通民眾所理解，如馮友蘭「貞元六書」或唐君毅《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即其顯例。今許先生新著特別推廣到普通民眾，自是一別開生面之創舉，因而也構成本書一大特色。但細讀本書各章，作者揭示中國精神生活各方面，不但遍引儒、釋、道經典以及古典文學等為論證的出發點，而且也往往先作哲學討論然後歸宿於民間的一般認識。所以「普通民眾的角度」云云，祇能看作是一種謙詞。
本書最重要的貢獻可以概括為以下三項：
一、宏觀與微觀交互為用
作者將中國人的精神生活看作一種多元互動的秩序，因此從不同層面和角度分別觀察它的表現。但作者並未循流忘源：局部的微觀不但沒有使他輕忽整體的宏觀，反而更凸顯出整體與局部之間以及各局部之間的內在聯繫與互動。所以我稱之為宏觀與微觀的交互為用。若用中國傳統的概念表達之，即是既致廣大又盡精微。
二、雅俗共賞
前面講菁英觀點與庶民觀點的兼收並蓄，已涉及雅俗共賞的範圍，但仍須作進一步的闡釋。現代西方學人論西方文化的雅俗之別（他們的名詞是「大傳統」相對於「小傳統」或「菁英文化」相對於「平民文化」）往往重視二者之間的歧異以至衝突。但在中國思想傳統中雅俗之間的互相印證卻比分歧更受重視。所以明、清之際的劉獻廷特別強調六經和民間占卜祭祀以至戲曲小說等活動是相通的。這似乎也是本書作者的基本立場，貫穿在全書各章。最使我驚異的是：劉氏曾指出，「世之小人未有不信占卜祀鬼神者，此性天中之《易》與《禮》也。」而本書第五章論宇宙變化，從《易經》開講，步步延伸到民俗的各個方面，簡直便可以視為劉氏此語的全面展開。
三、古今一貫
最後更應指出，作者為史學家，其揭示中國精神生活的種種特色，取捨之間始終考慮到時間的因素，尤其注意到自古及今的一貫性。他的論證往往上起最新考古發掘的創獲，繼之以經史文本的記載與後世傳述，最後歸結到他自己的親見親聞。所以本書所呈現的文化精神是今天仍可證驗的真實存有，而不是無生命的紙上虛構。作者記述親見親聞的文化現象，取捨之間也同樣有分寸，以印證古今一貫的真實性。所以他詳記早年在無錫和少年到中年在臺灣的許多見聞（如第三、第七、第八各章），但他對於短期居住甚至偶爾旅遊所過的海外華人社群也省察入微，不過著墨不多，以示謹慎，如香港新界的「義門」（第九章）和馬來西亞馬六甲的「祭祖」（第六章）便是顯例。
總而言之，許先生好學深思，遍涉人文—社會諸學科。寫此書時，他將廣博的知識加以融會貫通，而納入一種由深思熟慮得來的分析系統之中。不但如此，他也廣泛參考了現代學人的相關論著，除書中一再提及的馮友蘭、費孝通之外，其他流行的看法也往往見於討論之中。所以本書並非一人閉門造車，而是遍檢眾說、去蕪存菁的結晶。本書所揭示的種種文化特色，我相信絕大多數的讀者都不會發生認同的困難。但作者的終極判斷卻非從折衷他人之見而來，而是建立在上述三重論證之上，這是本書超越前人之所在。
作為一部學術專著，本書體現了現代客觀研究的極致。但作者用心尚有更深於此者。他認定西方文化所主導的現代文明，由於「人與人之間的疏離，人與自然之間的分割」，今天已深陷於危機之中；而中國文化則以人為主體，人與自然也融合互依。因此他希望中國文化的特色能發生他山之石的功用，以「匡救現代文明的困難」。本書的〈後言：中國文化的新生〉便有力地表達了一位當代仁者悲天憫人的呼聲。
顧炎武曾說：「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這恰恰是一部「明道」之作，同時又是一部「救世」之作，我鄭重地推薦它給讀者。
余英時
導讀（節錄）
許倬雲先生是中國史研究的大家，他的西周史、春秋戰國與漢代的社會史研究獨步天下，但影響更大的是他打通中西、縱觀古今的通史研究。大師寫專著不難，但大師寫小書，卻沒有幾位能夠做到。近二十年來，許先生的《萬古江河：中國歷史文化的轉折與開展》、《歷史大脈絡》、《我者與他者：中國歷史上的內外分際》、《許倬雲看歷史系列》、《說中國》等，成為膾炙人口的暢銷讀物。不要以為這類讀物好寫，只有學問到了爐火純青、閱歷通透人情世故、人生看盡江山滄桑的時候，方能夠化繁為簡，將歷史深層的智慧以大白話的方式和盤托出。有學問的專家不謂不多，但有智慧的大家實在太少，而許先生，就是當今在世的大智者之一。
許先生的著作，氣象與格局都很大，這與他的內心擁有家國天下的大關懷有關。一九九九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學工作的時候，第一次與許先生相識。那一年，他在中大歷史系客座。有一天，他將我召到他的辦公室，不談具體的學問，而是與我討論當今世界文化出現的大問題，這些問題令他感到深深的焦慮，不吐不快。近二十年後，當我閱讀許先生的這本新著，發現這些問題依然盤桓在他內心，彌久而不散。他在書的開篇就說：「二十一世紀的世界，似乎正在與過去人類歷史脫節。我們的進步，似乎是死亡列車，加速度地奔向毀滅。套用狄更斯在《雙城記》中說的話：『我們是在最美好的時代，我們也在最無望的時代。』」除了世界，他最關心的是自然是中國，隨著在經濟上的崛起和社會日趨世俗化，中國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在社會文化層面，已經完全不是中國傳統的面貌。利益至上，成為許多中國人的人生準則。他說，中國人強悍，也許是發展的動力，但也往往會傷害別人而不自覺。人與人之間冷漠，將會使中國社會，斷裂崩解。中國人對於環境的毀壞，也往往揠苗助長，竭澤而漁；是否有一日，中國會成為一片荒漠？
憂心忡忡的許先生，覺得歷史的顛簸和挫折，使得中國文明丟失了不少本來有的好傳統。他決意寫一本書，重新反省中國文明，看看是否還有剩下的一些餘瀝，足以挹注和灌溉正處於危機中的現代文明。於是，他將書名定為《中國人的精神生活》。
關於中國文化的精神，自五四以來的一個世紀，已經有許多討論，幾乎所有的文化大家，都有自己的論述。許先生的這本書，依然有自己獨特的視角。文化有大傳統與小傳統之分，以往對中國文化的闡述，大都從儒道佛經典的大傳統層面檢討，成績斐然；然而，許先生觀察中國文化的法眼，卻從小傳統進入，不是從菁英的觀念，而是從一般普通民眾的態度，即他們的安身立命。處事做人的原則，考察日常生活形態中的中國文化。許先生說：「從開天闢地以至於到江湖豪俠，從男女私情到精怪現象，涵蓋的範圍，看上去似乎凌亂，卻也代表了中國一般老百姓他們的喜惡和褒貶。一般老百姓，很少會在談話時，引用四書五經、二十四正史，他們的歷史觀，就是這些故事串聯在一起的一套評價。」這一研究方法，與法國年鑑學派提倡的心態史研究，有異曲同工之妙，都是眼光往下，從民眾的日常生活和不自覺的人格心態之中，發掘文化的本相。他的社會史和考古學的知識以及飽滿的生活實感，讓許先生得以在神話、傳說、小說、祭祀、文物、中醫、卜卦、民間信仰等多種文本中自由行走，展示的是一個活生生的、日常生活中的中國文化。
要尋找中國文化的精神所在，首先要立足於與西方的比較。許先生指出，與西方基督教文化以神為中心不同，中國文化以人為中心。但這個人，又與文藝復興之後的人不同，不是超越了宇宙萬物的孤獨的、自主的個人，而是與天地同等的人。從中國的造人神話，到董仲舒的陰陽五行宇宙論，天地人，是宇宙最重要的三個元素，三者之間不是相隔，而是互相統攝，人在天地之中，天地亦被人化。董仲舒的天人感應之說，在中國人的心裡，始終成為主導的潛臺詞。即使中國人接受了外來的佛教、祆教及摩尼教，但仍以天人感應的理念，融化於其中，組織成海納百川的中國觀念。
與西方不同的是，中國人的宇宙秩序，包括創世的傳說與各種信仰，並沒有特定的大神主宰一切，而是由眾神構成一個大的神聖總體。中國民俗信仰這一特色，和猶太基督教將宇宙一切的變化，歸之於神的意志，兩者之間，有極大的不同。中國人的觀念，宇宙運行的「運」和「勢」，是宇宙系統各種元素自在作用的結果，在這個有機的宇宙系統之內、人如果能夠掌握「運」和「勢」的大方向，也能夠順勢而為，人因此可以獲得宇宙能量賦予的最大福祉。
許先生以中醫學和烹飪學為例，說明中國人講究的五味（甜、酸、苦、辣、鹹）相當於「五行」（水、火、金、木、土），本身無所謂好壞，最重要的是相互的平衡和對沖。綜合太極、八卦、堪輿、奇門，這些民俗的智慧，乃是將數字與圖形，組織成一個有機的宇宙。在這個宇宙模式之中，各個部分存在著互生互克的有機聯繫，宇宙不借造物主的外力，自生自滅，生生不息，發展變化。
宇宙的這一有機性，也體現在人自身。許先生在書中提到王陽明在《傳習錄》中，將人的精、氣、神視為同一回事：「流行為氣、凝聚為精、妙用為神。」也就是說，「精」是生命的本體，「神」是生命中呈現的理性和感性，而「氣」，乃是將生命之能量發布於各處。
一個民族的文化精神最重要的，莫過於其對生命意義的獨特理解，而這又與民族的宗教信仰有關。因為儒家是一種人文學說，而歷史上的中國，又以儒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因此，長期以來中國一直被認為是一個缺乏宗教性的國家。這種看法既對也不對。如果將宗教理解為像西方一神教那樣的制度性宗教，自然中國人的宗教觀念很淡。但美國研究中國宗教的權威學者楊慶堃先生將中國的宗教視為一種與西方迥然不同的彌散性宗教，那麼中國人的宗教就有其特色了。許先生在書中對中國的彌散性宗教的特色有非常出色的闡述和發揮。他說，中國的宗教信仰，有神祇和祖靈兩套主題，在民間社會，對包括儒道佛在內的各路神祇的信仰和對祖宗先人的崇拜，構成了一個熱熱鬧鬧的神靈世界。中國人的宗教情緒，並不一定依附在建制性的宗教系統及其有關儀式，而是普遍地融合與包含在日常生活之中。從生和死的問題，延伸為祖先的記憶，凝聚許多個人為宗族團體，而宗族與宗族之間，又有千絲萬縷的親情成分，由此構成了一個有機的中國社會，這個社會是由血緣、信緣與地緣三種關係網絡交錯而成的。
首先是血緣關係。許先生認為：在人間倫理方面，一個族群的延長，是父子祖孫相承的親緣系統。從《詩經》時代開始，中國人對於親子之間的親密關係，就是從幼兒時代的感情成分開展。儒家堅信，人之初，性本善，人性善的核心，乃是孟子所說的惻隱之心，從惻隱之心，延展為羞恥、辭讓，和是非之心，成為仁、義、禮、智的源頭。從心理學上著眼，將心比心，則以生理的親子之情作為基礎，建構人間社會眾人共存的基本原則。
許紀霖
解題（節錄）
複雜的歷史變奏
本書討論的是一個非常複雜的課題，所以分成十章，從各個角度討論中國人的精神生活。由於章節繁多，而且各章之間互相關聯，無法完全切斷，讀者閱讀時可能會產生混亂之感。這個解題，只是提出線索，幫助讀者理解各章之間的關係，以及整本書的總體面貌。
在前言中，我先提到馮友蘭和費孝通，這二位先生曾經就這個題目所做的努力。馮先生寫作「貞元六書」，其目的是在抗戰結束後的大亂之餘，努力嘗試建構一個中國人在現代的宇宙觀和人生觀。他的工作，是以哲學家的角度，處理中國的思想史，和由此延伸出來的新觀念。費先生的工作，則是從社會學的田野考察，呈現中國人的小區、社群這兩個結構，並思考其如何結合成一個共同體。我的嘗試，則是從他們二位先生的基礎上出發，希望能夠釐清一般中國人，從傳統延續到今天，他們對於宇宙、人生和自然，所持有的觀念。這些觀念，也就會影響他們安身立命、處事做人的原則。我從普通民眾的角度來看這些問題，當然與哲學家、思想家、宗教家們自上而下精微細密的討論，有所不同。庶民所持的精神生活觀念，是籠統地繼承了傳統。在繼承到實踐之間，他們會有所揀選，也有所闡釋。庶民所持有的觀念，和學者高頭講章的精微細密，不能同日而語。然而，這些籠統的原則，結合為一個整體。庶民間相互傳授和解釋的文化，卻具體而深入的影響了中國大部分老百姓，影響到他們所理解的自身與自然的關係，自己與他人之間的關係，以及個體與群體的關係。第一章中，我著重闡述了中國人的生活，他們在天地自然這個大時空中的生活節律，及其與我們的文化、文學等各方面的關係。這構成了理解中國人精神生活的宏觀背景。
在第二章裡，我提出中國人的精神生活，是圍繞著作為「人」的觀念來展開的。中國文化傳統這一角度，的確與猶太─基督教系統的西方文化，以「神」為主的態度，取向大相逕庭。從這個角度，我希望讀者也同時看到，第三章的「傳說」部分，與第二章也有相當的關係。中國傳說中的創世紀──盤古開天地，那是宇宙自發自成的過程，並沒有一個超越其上的造物主。盤古本身的肢體化為山川河流，盤古頂開的天和地，就是蒼天和大地。盤古並沒有被創造，盤古也沒有在宇宙出現以後，繼續管理宇宙和支配宇宙。宇宙的創造者和宇宙本身是一體的，中國和西方的這一點歧異，決定了兩個文化系統裡，處世、處人、安身立命的立足點都有所不同：中國是以「人」為主體，猶太─基督教系統則是以「神」為主體。
第二章和第三章，討論到中國人的宇宙觀。這宇宙觀從春秋時代──也就是所謂中國文化的軸心時代，將自然崇拜和祖靈崇拜結合為一，也就是將自然人生合組為一個空間系統，從上有天、地、日、月延伸到人間，然後又深入到人體內部，建構一個四個層次的大網絡。在時間上，將過去和現在，以及人生的生前和死後，建構為一個不斷的流變過程。空間和時間配合為一巨大的系統，其中各個部分，則有多元性的互動；多元的成分之間，既有結構中各個層次的互動，也特別標出若干因素──例如陰陽、五行等等個別的變數，將廣宇長宙看作一個各個部分和各個因素，互動的秩序。
第四章是討論互動秩序中，永遠在變動、由動趨衡的宇宙──本體就是過程，過程也就是本體，二者無法分割。配合著第三章所說，其中許多變數，和這一章討論的變化之中，每個階段形成的衡態都是一時的；變量之間，每一個項目不能過強、也不能過弱。同樣地，變化不斷地進行，每個階段的停格也不能停留太久。於是穩定和僵固之間，變動與活力之間，都有一定的時間限制，沒有永恆存在的形態，也不能無所趨向地永遠變化。第四章和第五章，其陳述的觀念，都直接地反映於我們的日常生活，所以在第四章中，我以飲食、醫藥等等多元配合作為例證。在第五章中，則以八卦、奇門、命相、風水等等，解讀中國人的行為──他們以這些類科學或是擬科學的思考，設法在人與自然之間，取得一些「人」的主動權。
第六章和前面的第一章，都討論到生命本身，其存在和運行的意義。第六章中的重點，是將生命看作許多個體生命，從父母生我開始，直至自己身故之後，延伸進入另外一個世界──那個死亡後的世界，其實還是這個現實世界的延續：這是線性時間軸的意義。而在第一章討論美學的部分，則著重於自然空間中人與自然的關係，二者彼此的契合，互相呼應。農業文化的生產過程，必須與季節同步，也必須與自然環境相匹配。既然人與自然彼此密切相關，於是在傳說方面，宇宙萬物都可以有生命，山神水怪、蛇精狐仙等等都是人的翻版；在吸收天地的精華後，他們都能夠轉化為人身。
第七章和第八章，也是互相關聯的兩個部分。第七章討論的是，今天中國人的社會──以我所熟悉的臺灣社會作為例證，陳述常民藉由祭祀活動，對各種自然的現象的認知。過去有功德於人間的人物，都成為密切相關的崇拜對象。第八章的主題，則是釐清建制性宗教──儒、道、佛這幾個思想系統，以及其中的一些個別教派──它們如何互相影響、互相調節，以及不斷地吸收其他信仰因素。例如，三世的觀念、救贖與啟示的觀念，最後則融入今天中國臺灣和香港社會中，成為中國老百姓實踐的俗世信仰的一部分。
前言（節錄）
尋找中國文化的精神
每天打開報紙，讀到的新聞，很難得不是災害或者悲劇。國在攻擊國，人在傷害人。一神教的信仰，指責其他異教徒為沒有信仰的人；一神信仰之中，伊斯蘭和基督教互相指責，彼此傷害。多民族的國家之內，不同膚色的族群，不同信仰的族群，甚至於不同方言的族群，都彼此排斥。逃避災害者，一船、一船，一車、一車，在逃亡途中死於非命。也有一些逃亡者，是為了逃離飢餓和貧窮，希望能在另外一個地方，獲得求生的機會。可是，在尋找求生之途的邊界上，他們面臨的是封殺、逮捕、驅逐出境。在同一個國內，貧富之間差距正在擴大。在歷史上，貧富者之間，擁有大片土地者與沒有土地者之間，其生活形態還是相差不多。今天，任何國家之內的富豪，和他們中產階級之間，已經過著完全不同的日子；更不用說，同一個國家之內貧窮者，不僅生活朝不保夕，而且永無翻身之日。
近代的世界，經過工業革命這一輪發展，生產力劇增。近年來新科技的發展，又將各種資源的應用發揮到極點。科學的探索，使我們對宇宙、對生命，都有新的理解；新發明的各種藥物，除了不能使人類永保長生不死外，幾乎沒有不能治的疾病。人類的生活，總體而言，比過去任何時期，都更為舒適方便。另一方面，由於衛生條件的改善，和疾病的逐漸減少，人類人口在一個世紀內，從十三億增加到六十五億。地球上的資源經過開發，雖然增加了不少新的項目，總體言之，我們是在急劇地消費──人類寄命托生的地球，將要無法供給目前人口，更不論人口還在繼續增加。為了生存，人類將要面臨更劇烈的競爭。不僅人與人之間，要爭奪有限的維生資源；族群與族群之間，或許也要經歷壟斷已有生活資源的階段。為了生活的舒適，人類改變了地球的氣候，卻加速了地球整體的改變，以致地球的環境，正在走向衰竭。生物總類，因為人類壟斷維生環境，正在急遽減少，甚至於消滅。「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將來人類可能發現，他們身處的地球，已經不可能維持自己種屬的生存。
二十一世紀的世界，似乎正在與過去人類的歷史脫節。我們的進步，似乎是搭上了死亡列車，正加速度地奔向毀滅。套用狄更斯在《雙城記》中說的話：「我們是在最美好的時代，我們也在最無望的時代。」在這大環境下，中國人的世界，也正在面臨劇變。中國以人為中心的社會，以人際關係建構的秩序和倫理，本來是以人與人之間競爭作為基本假設情況的西方世界有很大的不同。一百多年前，西方挾其武備和經濟的強大勢力，取得世界的霸權。中國文化籠罩下的東方，以農業生產為基礎和安定為要求的社會理想，已難有生存空間，於是不得不盡力模仿西方。中國文化籠罩的世界中，日本以「脫亞入歐」的口號，學習西方維妙維肖；而且，日本立刻效法西方，也以武裝和經濟勢力掠奪侵略中國。
在現代化的口號下，中國人經過了三次革命，又經過了二十世紀早期的新文化運動，也努力將自己轉變為西方。二十世紀中期，中國經過翻天覆地的大改變，在大陸上建立新的政權。這一次翻天覆地的革命，其嚴峻的程度，竟還不如因為文革造成的文化轉變，更為深刻和劇烈。今天大陸的中國，在經濟和軍事勢力上，已經不可輕視。可是，在社會文化層面，尤其個人行為方面，已經完全不是中國傳統的面貌。為了現實考慮，很多人不顧一切追逐利益。中國人強悍，也許是發展的動力，但也往往會傷害別人而不自覺。人與人之間冷漠，將會使中國社會斷裂崩解。中國人對於環境的毀壞，也往往揠苗助長，竭澤而漁；有一日，中國可能成為一片荒漠。如果人類四分之一的人口成為野蠻人，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成為荒漠，中國人何以自處？又將是人類多大的災害？
僻居臺灣的國民政府，雖然號稱要盡力維持中國文化，實際上，臺灣的西方化進行的速度和深度，已經使得臺灣保留的中國文化痕跡愈益稀薄。兩岸分裂，臺灣尋求自主的趨向，以及對於大陸上發生的現象有所恐懼，一般民心已有嚴重反對大陸的取向。心理上的不安定，使得臺灣一般青年人，喪失了追求大方向的胸懷，只尋求今天的安定和舒適。一個不關心未來的地方，將沒有辦法在迅速改變的世界上，求得立足之地。
經過上述幾次內部的政治革命，尤其二十世紀內，中國經歷新文化運動和文化大革命，兩次文化觀念上的轉變，究竟中國人將何去何從？尤其今天的西方，本身也正在面臨急遽的改變：基督教信仰籠罩的近代社會，經歷了近代科學與工業的發展，原來依附在基督教信仰上的資本主義，逐漸脫離了基督信仰的本質，呈現為追求財富和權力的新信仰。資本主義與社會之間的鬥爭，兩敗俱傷。近代社會已經發生急劇變化：個人主義高漲下，人與人之間彼此疏離，互不關心，於是社會近於渙散。
一個世紀來，中國人學習的對象，那個曾經輝煌的西方世界，卻已迷茫不知方向，勢將面臨分崩離析。中國人將何去何從？然而，中國發展的形態和方向，將影響到世界整體的前途。在本書，想從檢討過去和目前，提出一些我們該注意的問題，供大家思考。也許對於我們尋找自己，和重建自己的社會，能盡一些提醒的努力。
這一份心願，已經許下去很久，但是因為限於能力，一直沒有下手。最早啟發我的作品，乃是馮友蘭在抗戰期間撰寫的「貞元六書」：《新理學》、《新事論》、《新世訓》、《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六部。這六部著作，從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六年陸續出版。這本書的內容，就是嘗試為中國文化的精神部分檢討診脈，由此提示新的出路。從上述出版年份來看，這是抗戰時期的著作，第一部發表的時間，是抗戰第三年，最後一部發表的時間，則是抗戰勝利後的第一年。這個時代，正是中國由生死存亡之際艱苦掙扎，終於熬到國土重光的階段。在戰爭期間，艱難困苦，存亡未知，可是為了國家民主，更為了中國文化的延續，當時知識分子，可以在警報聲中、防空洞口、大樹底下，弦歌不斷，希望中國的文化種子，不因此而中斷。馮友蘭執教清華大學，他因為家學淵源，研究中國的文化根柢很深；又在美國留學，專治西方哲學，他對於西方的學問也有深入研究。這六部著作，是他努力檢討中國文化淵源，也設想如何使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接軌的綜合作品。其中，《新理學》、《新原道》和《新世訓》，都是
相當專注地重新闡釋中國哲學傳統，也盡力設法融合儒、道、佛三家思想，既有批判，也有新解；《新事論》和《新原人》，則相當程度地注意到，中國人新時代應有的倫理觀念。
馮先生的著作，當時引起極大的反響。哲學家們各以其自己學派的觀念和方法學，對馮先生的綜合理論，有相當的批評；然而，一般的知識分子，都深深感覺，這六部著作承前啟後，繼往開來，對於中國即將復興的局面，有相當重要的啟示作用。很快，中國內戰，政權轉移，馮先生以形上學的立場所做的研究，與新政權的唯物主義，格格難以兼容。在政治權力壓迫之下，馮先生不得不牽蘿補屋，將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作一番揉合。這個努力，其實相當困難；馮先生得到的結果，也很難取信於讀者。於是，本來的「貞元六書」，竟不再被人注意。在海內外，牟宗三、唐君毅等先生，延續熊十力先生提示的線索，希望重建儒學。世人對他們的注意，現在已經超過對於「貞元六書」的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