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文
這本書近期的緣起，是2011年4月1日我與臺大城鄉所王志弘教授在臺藝大「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論壇」的對話開始，王老師以「文化如何治理？一個分析架構的概念性探討」為題探討文化治理概念的理論嫁接，我則以「文化經世與文化治理：一種在地文化論述的可能性」提出臺灣文化治理「再東方化」的想法，一方面提醒亞洲知識分子應該承擔起文化政策在地論述的學術責任，一方面也表達內心對此深層的焦慮。
從1990年代開始投入東、西方文化以及歐、亞文化政策的研究，經常覺得世界歷史與當代文化治理之間是兩條沒有交集的平行線；而文化的內在價值思想與文化政策實務、文創經濟發展，乃至社會文化行動之間，則經常是幾個互不對話的小圈圈。對於公共議題，藝文界更常限制在自己的同溫層。2009
年重讀傅柯的「統理性」概念，發現歐洲文化的「統理性」概念系譜與中國明、清以來「經世治理」的學術傳統之間，其實存在著深厚的可類比性，以及內在可能超克現代文化官僚體系的潛在特質；而文化治理與政治經濟學、社會實踐和公共領域之間，更存在著文化邏輯上主、客體的強烈辯證及連結關係。
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東方與西方似乎是個早該被拋棄的籠統概念。因為地理上任何一個地緣上的東方，一旦由它所處不斷向東推進，都意味著西方的實質消解。既然如此，在21 世紀臺灣文化政策與文化治理領域，又何須重新點燃「再東方」論述與實踐的火苗呢？
原因其實不難，因為即使在全球化的今天，東、西方之間人們那條已經內化了的現代性心理基線並沒有消除。歐美與亞、拉、非對於文化政策論述、資源競逐以及權力資本的爭奪從來沒有停止過。而再東方化所要表達的，則是一種內在的動力，一種在文化實踐過程中除了凸顯差異外，同時孕育而生的「一股對於差異感同身受，試圖相互理解的驅力」。
這本書是近年來在臺藝大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課程中，我與研究生們針對政策理論與實務之間反覆辯證的思想累積。專書中匯聚了三個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的成果，以及這些年來個人參與國內外學術研討會、文化論壇、文化立法和全國文化會議的啟發。
教授的代表著作應該是一本具有思想體系與實踐支撐的專書，這是我的執著。這幾年間挨著一個個的專題研究計畫，一篇篇學術論文與專書篇章，熬著教授升等的壓力，我努力嘗試貫穿一環一環的學術概念，縫合片段論述之間相互構聯的關卡，再加上臺灣文化政策研究學會的籌備、發起與運作，臺灣、東亞及國際文化政策網絡的串聯，走來並不輕鬆。這本書的完成也算是對近年來自己的學術生活日常有個階段性的交代。
專書收尾的時間點，正值文化部召開全國文化會議、分區論壇，北、中、南、東各縣市藝文團體與民眾針對文化議題百花齊放，嘗試聚合公、私、第三部門就文化政策白皮書共同撰擬的時刻。筆者將參與文化部門的文化立法研議經驗，學術機構與文化部、地方文化局協力規劃公共論壇的執行和磨合過程，進行學術與實踐的交互檢證，並轉化為文字析論彙整於專書之中。身為學者，不得不表達個人長久以來對國家與城市領導人欠缺文化深層思考的憂慮，文化高懸的價值理念總在政治權力的交迭中百般地妥協，臺灣民間要走的文化路還很長。
這本書的完成需要感謝的人很多：首先謝謝在學術道路上總是身體力行，時時不忘鞭策、提攜後進的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人文學院廖新田院長；上任以來對於推動臺灣文化政策智庫研究及跨域、跨藝治理不遺餘力的陳志誠校長；在國內社區總體營造、文化公民權的論述及推動上都樹立典範的前文建會主委陳其南教授；以及在文化研究的思想上、問題意識與路線上給予多方啟發的陳光興教授；他們都個別為專書撰寫了推薦語。特別感謝致力臺灣媒體改革以及倡議「文化例外」的前輩——
政大新聞系馮建三教授，在百忙之中還不吝為專書撰寫推薦序文。
謝謝二位匿名的審查委員對文本內容的修改意見，以及在研究方法上、論述路線上的諸多建議。感謝巨流圖書的編輯沈志翰、林瑜璇在內文編輯與出版行政上的多方協助。同時也謝謝聯合新聞網「鳴人堂」主編許伯崧的邀請，以及《典藏．今藝術》雜誌的幾次專題報導合作，讓我有機會在電子與平面媒體上對文化議題進行公共書寫和大眾對話。
還要謝謝幾個月來協助我進行專書章節文字編排、校閱的繆子琳、李珮綺；協助內文中許多圖表製作的柯惠晴、翁詩惠、康家禎；多年協助我進行專題研究計畫並進行學術對話的劉育良，以及張依文、張宇欣、廖凰玎律師。同時謝謝碩、博班指導過的研究生黃思敏、黃微容、柯柯、育良、林嫻如、施岑宜、盧梅芬、嚴佳音、吳品寬、林宛婷、李佳臻、甘非比、蔡淳任、洪婉喻，在過去七、八年來一篇篇碩、博士論文生產過程中深入的思想對話。
另外要感謝我藝政所任內的幾位秘書張文采、徐惠萍、康家禎對所務行政的「善治」；協助全國文化會議籌辦執行與規劃的古淑薰博士、梁涵詠秘書，以及臺灣文化政策研究學會中和我共同奮鬥多年的張玉漢、李明俐、李倢宇、吳盈諄、吳欣瑀、楊安妮、李亦晟、錢又琳（前文謝過的就不重複感謝了）。還有協助我在韓國首爾隱遁寫作的崔碩浩教授、全能的秘書JJ和韓國KCTI的研究夥伴們。多謝了，艾莉卡。
當然還有在高雄時時關心我、支持我專心留在北部工作的母親；以及不斷搗亂我寫作文稿、打破我思考框架的喵寶。謝謝∼金金。
如同序文一開始所提，在全球化的時代，東亞文化政策與文化治理的實踐和論述，是在地知識分子必須共同承擔的學術責任。臺灣文化政策與文化治理的再東方化過程，我真的很期待更多對文化有理想、有熱血的夥伴一起投入。
劉俊裕
于淡水、竹圍、板橋、高雄、臺中、首爾
2017.1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