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我其誰:胡適,【第四部】國師策士,1932-1962

舍我其誰:胡適,【第四部】國師策士,1932-1962
定價:950
NT $ 618 ~ 855
  • 作者:江勇振
  • 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
  • 出版日期:2018-01-30
  • 語言:繁體中文
  • ISBN10:9570850728
  • ISBN13:9789570850727
  • 裝訂:精裝 / 864頁 / 17 x 23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內容簡介

胡適與蔣介石同道相謀反共,但比蔣介石更為徹底和極端。

  繼《舍我其誰:胡適,第一部:璞玉成璧,1891-1917》、《舍我其誰:胡適,第二部:日正當中,1917-1927》、《舍我其誰:胡適,第三部:為學論政,1927-1932》後,江勇振教授推出《舍我其誰:胡適,第四部:國師策士,1932-1962》。

  1932至1962年這段期間,是胡適一生當中最被人誤解、不解與亂解的階段,胡適跟蔣介石同道相謀反共,但比蔣介石更為徹底和極端。

  《國師策士》是四部曲的《舍我其誰:胡適》系列的完結篇。

  這部完結篇所分析的,是胡適一生當中最被人誤解、不解與亂解的幾個階段:包括他1930年代的政治學術思想、擔任中國駐美大使時期的言論與作為,以及從國共內戰到蔣介石敗走台灣以後的所作所為。

  胡適和蔣介石同道相謀反共。他們之間的不同,是蔣介石心知要反攻大陸就必須靠美國,但在嘴巴上就是不肯承認;胡適則明白宣示他「苦撐待變」的真諦,是在等待美國發動全球性的反共聖戰,以便一舉反攻大陸,甚至直搗國際共產的老巢莫斯科。胡適的反共,比蔣介石更為徹底和極端。

  胡適不但是美國思想脈絡之下的冷戰鬥士,他更是美國冷戰鬥士裡的冷戰鬥士、美國冷戰鬥士的鷹派裡的鷹派。晚年的胡適不是「自由主義者」這個籠統的字眼所能形容的。他是美國脈絡之下的「新保守主義者」。這種保守主義不是西方傳統的保守主義,而是以確保美國霸權為宗旨的「新保守主義」。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江勇振


  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美國哈佛大學博士。現任美國印第安那州私立德堡(DePauw)大學歷史系教授。主要著作包括:《張君勱傳》(臺灣商務,1979);Social Engineering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919-1949(《社會工程與中國社會科學, 1919-1949》)(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Performing Masculinity and the Self: Love, Body, and Privacy in Hu Shi”(〈男性與自我的扮相:胡適的愛情、軀體、與隱私觀〉),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3.2 (May, 2004), 305-332;“Womanhood, Motherhood and Biology: The Early Phases of The Ladies’ Journal, 1915-1925”(〈女性、母性與生物界通律:《婦女雜誌》的前半期,1915-1925〉), Gender & History, 18.3(November 2006), 519-543;《星星‧月亮‧太陽——胡適的情感世界》(聯經,2007;新星,2006);(增訂版)(新星,2012);《舍我其誰:胡適,第一部:璞玉成璧,1891-1917》(聯經,2011;新星,2011);《舍我其誰:胡適,第二部:日正當中,1917-1927》(聯經,2013;浙江人民,2013);“Appropriating Dewey: Hu Shi and His Translation of Dewey’s ‘Social and Philosophical Philosophy’ Lectures Series in China”(〈挪用杜威:胡適翻譯杜威在華的「社會政治哲學」系列演講〉), European Journal of Pragmatism and American Philosophy, 7.2 (December, 2015), pp. 71-97.
 
 

目錄

前言

序幕

第一章 輿論界牛耳,保守政論家
保守的政治立場與哲學
「民主政治是幼稚園的政治」
「專家政治是研究院的政治」
對日策略變、變、變:妥協與抵抗的兩難之局

第二章 苦撐待變兮,引領望美師
秘密任務──請羅斯福調停中日戰爭
以夷制夷、長期抗戰
偉哉〈慕尼黑協定〉
新官上任就惹禍
苦撐待變

第三章 史達林狡譎,美國真無邪
從「卒子」變「棋子」
冷戰鬥士

第四章 自由誠可貴,反共價更高
新保守主義者
反攻大陸:胡適、蔣介石有志一同
與自由主義最後的虛與委蛇
從毀黨造黨、毀黨救國、到永遠不想取得政權的在野黨
容忍比自由重要

幕落
 
 

前言

  我的《舍我其誰:胡適》系列出版以後,偶爾會看到一些讀者評論說:「太用力了!」我一直不太懂這個所謂的「太用力了!」的意思是什麼。是因為胡適彷如天人,不該被以凡人視之?還是因為胡適清澈如水,完全可以透視,根本就沒有帶著潛水鏡潛進去作近距離觀察的必要?還是因為胡適是一個大師、君子,不應該以凡夫、小人之心度之?還是因為胡適的其人其事已經眾所周知,他還有什麼新鮮事是人所不知的?還是因為胡適畢竟也是凡人,何必吹毛求疵、太苛責他?還是因為胡適是歷史上的人物,應該用他所處的歷史脈絡來評判他?還是因為胡適已經被研究得夠透徹的了,何必擠進去這個領域吹皺一池春水?還是因為胡適的思想事蹟早就已經有了定論,何必進來攪局?還是因為研究胡適應該是各做各的,大家相安無事,應該像《老子》裡所說的:「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何必要質疑問難,弄得像劍拔弩張式的?

  我想我對以上提出來的自問,應該是捕捉到了這個所謂的「太用力了!」的籠統的心理反應裡的諸多面向。在我所假設的這些自問裡,有些我希望《舍我其誰》的系列已經作了回答。至於我的分析是否言之成理,就有待研究者的檢驗與剖析了。

  如果說我「太用力了!」的反應裡,確實有我所假設的:「胡適是歷史上的人物,應該用他所處的歷史脈絡來評判他」這一項,則這是一個嚴肅的歷史研究的問題。這是一個嚴肅的歷史研究的問題,因為歷史研究入門第一個戒條,就是不犯「時代錯誤」(anachronism)的謬誤。這「時代錯誤」的謬誤,用一些最簡單的例子來說,就是例如演一個宋朝的人,穿西裝、用刀叉吃飯、出入開汽車。從不犯「時代錯誤」的謬誤這個初級的戒條,進一步就是不犯「以今套古」(presentism)的謬誤。不要犯「以今套古」的謬誤的意思,一言以蔽之,就是不要把今天的價值觀念、行為準則、思想學說強加諸古人身上。

  「太用力了!」的另外一個意思,就是說我對胡適太過吹毛求疵、太過苛責了,且不論這也包括我對歷來研究胡適的人太過吹毛求疵、太過苛責了的意思。在這個意義之下,「太用力了!」用比較學術的語言來說,就是沒用「同情的瞭解」的態度來研究胡適。

  問題是,「同情的瞭解」在中文世界裡,其實是一個濫用、誤用的名詞。「同情的瞭解」這個名詞是從英文翻過來的,原文是“empathy”。這個字在英文裡本身就沒有一個人所公認的定義。它不但沒有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嚴格的定義,而且隨著時代、社會需要的變遷,其定義也跟著改變。中文裡約定俗成的翻譯其實是不恰當的,因為它讓人容易望文生義,把它與「同情」(sympathy)混淆了。比較切當的翻譯是:「體己之心」。為什麼我說“empathy”翻成「同情的瞭解」是不恰當的呢?這個字的翻譯並不是在後面加上「瞭解」兩個字就能夠幫忙釐清的。「同情的瞭解」,望文生義的結果,是由「同情」進而「瞭解」。

  「體己之心」與「同情」之不同,可以用一個最簡單的例子來說明。我們在理論上也許可以試圖以「體己之心」來理解希特勒、納粹黨、美國白人至上主義的「三K黨」、日本軍閥;然而,任何一個正常人都不可能同情希特勒、納粹黨、「三K黨」、日本軍閥。

  事實上,希特勒、納粹黨、「三K黨」、日本軍閥這幾個例子,就充分地說明了即使「體己之心」也有其限度。這是因為我們如何能用「體己之心」去研究這些人魔呢!用「體己之心」去研究人魔,這不但在道德上令人作嘔,而且根本就是一個自相矛盾之詞(contradiction in terms)。我不知道一個有良知、良能的人如何能有辦法以「體己之心」去瞭解人魔。然而,從理論上來說,一個能夠忍受著道德上令人作嘔的感覺,而願意去研究希特勒、納粹黨、「三K黨」、日本軍閥的歷史研究者,就必須要硬起心腸準備以「體己之心」作為從事研究的先決條件。

  「體己之心」不但是研究歷史所必須具有的態度,而且也是生活在多元文化、種族、性別、階級的社會裡的人都必須具有的現代公民的素養。然而,「體己之心」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我們只要看今天世界裡所充斥著的各種文化、宗教、種族、地域、性別、階級、職業上的歧視,就可以領會到有多少人連「體己之心」這個作為現代公民所必須具有的基本素養都還作不到。

  我們生活在當下,身邊環繞著的,是深入骨髓的歧視,以及許多可以讓人為之血脈僨張的文化、政治、宗教、種族、性別、階級認同上的分歧與對抗。所有這些,因為我們耳濡目染,習以為常,以至於往往忘卻了我們都有對當代、社會上、以至於這個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必須要有「體己之心」的必要。值得令人省思的是,在對待歷史人物的時候,由於時間與空間的距離,讓許多人自以為能夠站在一個旁觀、超然、不偏不倚的立場。於是乎,「體己之心」就可以琅琅上口了。

  然而,「體己之心」在歷史研究上也同樣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首先,歷史人物跟我們一樣。他們所處的時代、社會,也有各種歧視、成見、分歧、與對抗。其性質、程度、範圍雖然可能與今天不同,但歧視、成見、分歧、與對抗,不是今天才有,古也有之。就正因為有「體己之心」,歷史研究者並不見得能自外於研究對象所捲入的歧視、成見、分歧、與對抗裡。換句話說,歷史研究者在自覺與不自覺中,不但選擇了其英雄,而且也選了邊站。

  研究歷史如此,研究胡適亦然。胡適也是他的時代的產物。他有朋友,也有敵人;他有識見,也有成見;他說超然,仍然選邊;他要自由,可又妥協;他講開放,卻弄門戶;他說容忍,又要打倒。胡適在思想行動上有他的一致性,但也有他的矛盾。胡適有走在時代前端的面相,但也有時代所給予他的局限。在政治上,他選擇了跟蔣介石的國民黨妥協,從1930年代開始作蔣介石的國師策士。到了晚年,他對蔣介石至死不渝,跟他志同道合地宣揚反共的理念以及反攻大陸的夢想。

  如果時間與空間的距離,都不足以保證研究古人的歷史研究者可以保持旁觀、超然、不偏不倚的立場,更遑論像胡適這樣一個到今天為止,仍然是許多未完未了的政治、文化、思想論爭裡的標靶人物。換句話說,我們到今天仍然活在胡適所處的時代的政治、社會、文化、思想鬥爭的遺緒與陰影之下。當有人說研究胡適要有「體己之心」──我是否該說「同情的瞭解」?──的時候,我們所該反問的是:我們是否能先有自覺,自審自己所「同情瞭解」的,是屬於哪一國?哪一黨?哪一派?哪一個個人?不先有這個自覺、自審、與自律,則所有所謂的「同情的瞭解」都只是黨派之見的護身符。

  胡適不是超然的。研究胡適的人,在遵守了「體己之心」這個先決條件以後,就必須冷眼剖析、解構胡適所謂的「超然」。換句話說,「體己之心」只是一個態度。接下去的剖析、解構才是真正研究工作的開始。

  其實,胡適一定會是第一個支持剖析、解構胡適的人。胡適在〈《國學季刊》發刊宣言〉裡,套用段玉裁「教經之法」的話說:「研究國故,必須以漢還漢、以魏晉還魏晉、以唐還唐、以宋還宋、以明還明、以清還清;以古文還古文家、以今文還今文家;以程朱還程朱、以陸王還陸王……各還他一個本來面目,然後評判各代、各家的義理是非。」

  胡適上面這段話,不少學者徵引過。然而,大家所忽略的,是胡適接下去所說的更重要的話:「不還他們的本來面目,則多誣古人;不評判他們的是非,則多誤今人。但不先弄明白了他們的本來面目,我們決不配評判他們的是非。」

  這段話說得再精采也不過了:「不還他們的本來面目,則多誣古人;不評判他們的是非,則多誤今人。」套用我在此處的話來說,不用「體己之心」來研究他本來的面目,則多誣胡適;不評判胡適的是非,則多誤今人。這個道理是非常簡單的。我們不懂得把古人放在他們所生活的時代脈絡之下來研究,犯的就是「時代錯誤」以及「以今套古」的謬誤。然而,這只是一個最基本的研究態度。接下去的評判才是研究的開始。我們研究歷史,是為活在今天的我們所作的。歷史研究既然是為活在今天的我們所作的,我們用的自然是今天的話語以及今天的評判的標準。歷史研究是現在與過去的交會。過去給予現在以素材;現在的視角與眼光,則賦予過去的素材以新的意義。這被賦予了新的意義的過去,又回過來賦予與其交會了的現在以意義。

序幕

  胡博士不是那種會把自己的才華深藏不露的人。他有什麼,就披露什麼。他所知道的,他就全都表露出來──在他的書裡、在他的言談之中、在他的一舉一動裡。他不相信人應該隱藏任何東西。他沒有秘密(mystery):在他身上只有陽光,沒有陰影。他的心靈就像一個一望無垠、晶瑩剔透的湖泊。它沒有羅曼蒂克的深淵,也沒有來自其他世界的回音。對這樣一個湖泊,我們所關注的,不是在其湖底,而是在其映照了一切的湖面。它的力量,在於給予了我們這個宇宙整齊、清亮、井然的圖像。在這些圖像裡,陰影(nuance)、靈魂、宗教都沒有其存在的位置。

  這是北大英語系教授溫源寧1934年在英文《中國評論》(The China Critic)上所發表的一篇〈哲人:胡適博士〉(Dr. Hu Shih, A Philosophe)裡的一段話。

  作為形容胡適是一個透明、有什麼話就說什麼話、不躲躲藏藏的人,這段話再典型、再透徹不過了。只是,胡適真的是這麼樣的一個人嗎?胡適很可能從來就不是這樣一個人。他會給人這樣透明的印象,就是他高明的所在。換句話說,他隱藏得高明,一點都不露痕跡。當然,也有可能,在胡適年輕的時候,他曾經是這樣透明的一個人。只是,隨著年齡的增長,隨著他在黑暗、渾濁的社會,特別是政治圈裡,見識到政壇上的輝煌騰達彷如朝花夕露,處處是爾虞我詐以後;在他自己躲過了一些暗箭、受過傷、以至於中箭下馬以後,他完全變了一個人。從此,他就再也不是一個透明、有什麼話就說什麼話、不躲躲藏藏的人了。不管胡適是生性本來就不透明,還是歷練使他如此,這所說明的事實是:胡適之的朋友口中的胡適,不見得是真正的胡適。

  到了1930年代大步邁向保守、與蔣介石妥協的胡適,早就已經不是一個透明、有什麼話就說什麼話的人了。1946年從美國回到中國出任北京大學校長的他,更已經是一個極其不透明、躲躲藏藏的人了。到了1949年流亡美國以後,他就完全已經成了一個三緘其口的金人、密不透風。那已經不再晶瑩剔透的湖泊雖然失去了其映照的能力,至少陽光還能入水幾分。一個三緘其口的金人,不要說是陽光了,它可是連刀槍都不入。胡適是一個三緘其口的金人的真相,就在《口述自傳》的訪問過程中原形畢露。

  唐德剛1958年在紐約幫胡適所作的《口述自傳》,用唐德剛自己的話來說,「它的內容根本沒有什麼新鮮的材料。」唐德剛說,胡適當初作《口述自傳》的時候,他所想像的「將來的讀者」是美國治漢學的研究生。這就決定了這個《口述自傳》的章目結構及其材料的取捨。更讓人心嚮往之、恨不得有記錄留下來的,是「在那十餘萬言原稿的背後,還有胡老師與筆者千百萬言的中文討論和對話。如果這本書的讀者,忽然從碧眼黃鬚的美國學生,轉變成黑髮無鬚的中國學生,那這些錄音背後的討論和對話,就可能比錄音稿上的正文更為有趣而『實用』了。」

  唐德剛所沒有告訴我們的,是為什麼胡適這本《口述自傳》「根本沒有什麼新鮮的材料」真正的理由。唐德剛沒告訴我們,有可能是要為賢者諱、為胡老師隱。所以他才會曲筆地說《胡適口述自傳》的章目結構及其材料的取捨,是取決於胡適當初所想像的「將來的讀者」──美國治漢學的研究生。事實上,口述訪問的大綱是唐德剛跟哥倫比亞大學口述史計畫已經擬好的,只是胡適因為顧忌太多,不願意遵照而已。

  當然,唐德剛沒信筆直書還有另外一個可能。唐德剛把胡適的《口述自傳》翻譯成中文的時候,已經是這個「口述自傳」的工作完成二十年以後的事情了。訪問過程中的細節他可能早就已經忘卻了。幸好哥倫比亞大學留下了「中國口述史計畫」(The Chinese Oral History Project)之下的「胡適口述自傳」的報告以及來往信件。這些資料就把胡適這個「口述自傳」為什麼根本沒有什麼新鮮的材料的真正的原因暴露無遺了。

  這個「中國口述史計畫」的主持人是哥大的兩位教授:中國史教授韋慕庭(Martin Wilbur)與經濟系教授何廉。韋慕庭和何廉在1958年2月間,可能是透過唐德剛,聽說胡適願意接受「中國口述史計畫」的訪問作口述史。他們立刻與胡適約在2月25日午餐談這件事。等細節商定以後,唐德剛就在3月21日第一次帶錄音機跟胡適試作錄音。4月2日,胡適啟程到台北去出任中央研究院的院長並主持第三次院士會議,訪問的工作於是暫停。一直到胡適在6月21日回到紐約以後,唐德剛才能開始安排訪問的工作。

  韋慕庭很體貼地為口述訪問作了妥善的安排。訪問的地點在哥大。他請胡適搭計程車到哥大。計程車的費用由哥大每兩個星期根據胡適報銷的收據付給胡適。如果胡適能夠在一天當中在上午與下午各作一次的訪問錄音,就請唐德剛帶胡適到哥大的「教授俱樂部」午餐。

  根據唐德剛的報告,胡適「口述自傳」在1958年7月18日正式開始。到了9月27日,一共作了16次的訪問錄音。每次平均四小時。錄音訪問的總時數是64個鐘頭。這16次、64個鐘頭的訪問錄音,在唐德剛整理以後,打出來的打字稿有332頁。一共分三個部分,28個子題(其實是29個子題,詳下文)。這基本上就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胡適口述自傳》的初稿。這個初稿只是「中國口述史計畫」原先策畫好的口述自傳的三分之一而已。

  哥倫比亞大學這個「中國口述史計畫」作得極為認真與嚴謹。就像現任哥大東亞圖書館中文部主任王成志先生所說的:從事訪問工作的人幾乎全為正規中國史專業科班出身的學者。「採訪者從相對有限的採訪中獲取盡可能多的、有用的歷史信息,並查對史實,糾正錯誤;將錄音轉錄、整理成傳記文稿;將文稿翻譯成英文;文稿正式出版時,又負責編輯、校對等。」換句話說,哥大這個口述史計畫不是讓受訪者信口開河的。所有訪問者都必須在訪問之前作好基本的研究與準備。接著,訪問者還必須在口述訪問的基礎上,從事查證、與受訪者再核對,以及補充的工作。最後,在整理、增補、校對以後,打出最後的訪問稿。

  同樣是這個「中國口述史計畫」下的成果,顧維鈞的口述史長達10,436頁;何廉的口述史也有用小號字體打出來的450頁。胡適這個口述自傳的332頁,為了方便胡適增訂起見,是用大號字體打出來的。而且,這個口述自傳只完成了原計畫的三分之一(其實不到三分之一,請參見下文「修訂暫定大綱」),實在是令人失望。

  這個只完成了原擬計畫三分之一的口述自傳的三個部分,確實「根本沒有什麼新鮮的材料」。用唐德剛自己在結案報告裡的話來說,第一個部分:家庭與幼年生涯。胡適說關於他的家庭的故事,他已經在中文裡寫過很多了,將來只要把它們翻成英文就可以了。他說得比較多的,是他完全沒有記憶的父親。對他最親愛的母親,則一句話也沒有。胡適解釋說,有關他母親的事蹟,他都已經在《四十自述》裡說過了,沒有重複的必要。第二部分:留美生涯。基本上是他《留學日記》的濃縮版。唐德剛為胡適辯護說,雖然沒有新資料,但作為他晚年對他自己留美初期教育的回顧,還算是有意義。第三部分:中國的文藝復興。這個部分也是胡適以前所寫過的東西的濃縮版。唐德剛略帶嘲諷地說,那些作品:「胡博士曾經自誇說有一千萬的中國人讀過。那些舊作裡的幾個主旨,博士到今天仍然拿出來說教。」

  胡適在1958年10月30日又離開紐約回台灣,繼續去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職位。他什麼時候會有時間再回紐約,甚至是否有時間繼續「口述自傳」的工作,都已經不是任何人所能預料的了。唐德剛於是就在10月20日把這個「口述自傳」的初稿呈交「中國口述史計畫」,作為結案報告。
 

內容連載

第一章 輿論界牛耳,保守政論家
 
二十世紀前半葉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胡適無疑地是第一人,而且樂在其中。1941年11月13日,他應邀在美國「記者協會」(the Sigma Delta Chi)在路易斯安那州所舉行的年會上作了一個演講:〈在現代中國辦報、編雜誌的快樂〉(Thrills and Adventures of Pamphleterring Journalism in Modern China)。他在這篇演講裡說:
 
現代中國是「報章、雜誌」的產物。幾乎所有中國這五十年來在社會、思想、教育、與政治上的改革,都是報章雜誌鼓吹出來的結果。這些辦報、編報的人不為賺錢、不要權力、一心只在於宣揚他們的理念。
 
毫不意外地,胡適用來作為例證的報章雜誌,就是《新民叢報》、《民報》、《新青年》,以及他在1930年代主編的《獨立評論》。同時,胡適特意表彰這些辦報、編報的人「不為賺錢、不要權力」的特質。他以《獨立評論》是由同仁認捐而辦起來的事實作為例證,證明他們不是在維護既得利益,而永遠是為他們的獨立與自由而奮鬥。
 
胡適在這篇演講裡的盲點當然很多。首先,「現代中國是『報章、雜誌』的產物。」這句話就似是而非。只有在特定的意義下,這句話才有其意義。然而,其所在在顯示出來的,是胡適的菁英主義,以及他以「文」概全的傾向。其次,「不為賺錢、不要權力」,並不就表示他們是獨立和超然的。只要是人,就會有立場、有意識形態。胡適所自詡「獨立」的《獨立評論》亦然。蔣廷黻在1934年12月28日給胡適的一封信,就一語道破了這個事實:
 
你對我的政治偏右不贊成,對我的經濟偏左也不贊成嗎?《獨立》的政治主張已經夠灰色了,經濟簡直沒有主張。投經濟稿子的人似乎更帶書氣,更不敢有所主張。我們因此喪失一個很好指導輿論的機會。
 
蔣廷黻承認他自己的政治立場偏右、經濟立場偏左。他批評《獨立評論》有「沒有主張」──這當然是不可能的──的立場,更有投稿的人有「不敢有所主張」的立場。他所期許的,是《獨立評論》應該要有「指導輿論」的抱負。這就在在地說明了《獨立評論》不是超然的,而是有它所希望的「立場」出現的「立場」。事實上,騙子不可怕,鄉愿才可怕,面善心惡的人更可怕。同樣地,一個人有立場不可怕,說他沒有立場的人才可怕,說自己立場超然的更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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