錫安主義：從猶太家園到猶太民族主義

　　「如果猶太人有一天真能『返家』他們接著就將發現，他們並不是同一群人。幾個世紀以來，他們在不同民族主義中生根；他們一群一群地各有不同。唯一的共同點，是使他們結合起來的壓力。」

　　從擔任《紐約客》中東特派員到為《紐約時報》撰文，米爾頓˙維歐斯特將漫長職涯的一大部分都奉獻給認識中東。現在，他在這本巨作中，探討錫安主義最初「為歐洲處境艱難猶太人建立避難處」的根本目標，是怎麼一路演變成今日以色列掌控軍事占領區內上百萬阿拉伯人的藉口。

　　在本書中，作者探索了錫安主義運動，是怎麼在啟蒙時代猶太傳統社會的崩壞到十九世紀歐洲反猶太主義的惡行之間，透過幾位關鍵領袖的生命和想法而誕生發展。這些領袖儘管同樣地傑出、壞脾氣、大膽、不屈不撓，但他們共同信奉的信條只有一則：猶太人需要在自己的故土上打造自己的命運，而這是兩千年來的第一次。他們的艱辛奮鬥，催生了一個擁有強大軍力而旺盛的猶太國。然而他主張，如今錫安主義已把曾經享有的善意揮霍殆盡，並將色列的命脈置於危險中。

　　兼備專業和知識的作者，十多年來致力研究猶太問題，他靈巧地向讀者展示猶太民族的歷史，並揭示以色列以至中東今日所面對的危機。

名人推薦

　　「面對『追求猶太國家』這個頗具爭議的主題，維歐斯特採取了相當客觀的方法......一部內容精彩、平衡而動人的著作。」──《科克斯書評》（Kirkus Reviews）

　　「現代以色列從一個在錫安主義者理想奮起中誕生的國家，轉變為一個與鄰國甚至自身都交戰不止的民族國家；針對這段過程，米爾頓˙維歐斯特──這位身兼記者學者於一身的知名典範──寫出了一本驚人的新書。從西奧多˙赫茨爾到班傑明˙納塔尼亞胡，維歐斯特對以色列重要領袖栩栩如生的描繪，提醒了我們『想法』有多重要，也告訴我們以色列最迫切的生存危機其實正起於內部。這本關於以色列未來的著作，話題值得爭議，內容深思熟慮且至關重要。」──凱˙比爾德（Kai Bird），普立茲傳記文學獎得主，《好人間諜：羅伯特˙亞莫斯的生與死》（The Good Spy: The Life and Death of Robert Ames）作者

　　「針對錫安主義始於赫茨爾直至納塔尼亞胡的整段緣起、爭雄、危機、勝利、爭論、變質之歷程，維歐斯特為我們帶來了一部引人入勝、愛不釋手的歷史著作。閱讀這本傑作時我始終帶著敬畏之心──同時因為想起以色列的當前現實，而苦惱不已。」──蕾堤．柯亭．波葛賓（Letty Cottin Pogrebin），《黛博拉、果爾達和我：在美國身為女性與猶太人》（Deborah, Golda, and me: being female and Jewish in America）作者

　　「就我讀過的猶太人歷史來說，這本是最為原創的詮釋，從許多方面來看也是最駭人的。猶太人沒本錢再忽視維歐斯特的懇求之聲。」──貝爾福˙布里克納拉比（Rabbi Balfour Brickner），名譽退休資深拉比，紐約史蒂芬˙慧斯自由猶太教會堂
 

作者簡介

米爾頓‧維歐斯特 Milton Viorst

　　曾擔任《紐約客》的中東特派員，也曾替《紐約時報雜誌》、《華盛頓郵報》、《大西洋》（The Atlantic）雜誌、《外交》（Foreign Affairs）雜誌、《中東政策》（Middle East Policy）期刊、《國土報》（Haaretz）、《國家》（The Nation）雜誌、《洛杉磯時報》及《華爾街日報》撰寫中東相關文章。他的中東相關著書包括《在先知的陰影下》（In the Shadow of the Prophet）、《沙堡》（Sandcastles）、《以阿拉之名：1400年的伊斯蘭聖戰》（Storm form the East）、《我拿這百姓怎麼辦？》（What Shall I Do with This People?）等。維歐斯特也是傅爾布萊特交流學者以及普林斯頓大學的費里斯新聞學教授。他現與妻子──詩人茱蒂斯˙維歐斯特（Judith Viorst）住在華盛頓特區。

譯者簡介

唐澄暐

　　政治大學新聞系、台南藝術大學紀錄所畢業。曾任《台灣立報》國際版版主及編譯。喜愛怪獸及幻想作品，目前同時從事翻譯及怪獸小說寫作。譯有《世界觀：現代年輕人必懂的科學哲學和科學史》、《五十億年的孤寂》、《地球之後》、《怪獸大師圓谷英二》等書。著有短篇小說集《陸上怪獸警報》等。
 

摘錄
 
到了十九世紀中，在西歐長大的好幾代猶太人，都已經具備一種對猶太解放運動的天然興趣。他們漠視拉比的權威，且不願接受任何下等社會地位。如果猶太正教派信徒還在決意等待彌賽亞，那麼那些自認為已解放的猶太人，就是下定決心要在國家內有積極作為。他們展現的訊息是，他們已經準備好要自行創造命運。
 
有些猶太人未能注意到，對歐洲大眾而言，啟蒙運動在拿破崙之後已經沒剩什麼吸引力。讚美一種簡化式過往的浪漫主義，取代了原本處在大眾思想核心的理性主義。猶太人在一八三○和一八四八年的起義中，企圖拯救啟蒙主義的自由價值，但最終證明這些反抗只是啟蒙運動的最後一口氣。
 
到了該世紀中，許多解放的猶太人對他們在歐洲的社會地位已經失去自信。此時猶太思想家轉而撰寫文章或書籍來審視日漸增長的不安，也絕非一種巧合。有些人受到基督教浪漫主義影響，有些人則受周遭世俗的民族主義興起所影響，也有人兩者皆收。他們寫下猶太人回歸聖經規矩耕作生息的文句。他們主張，應讓長期壓抑的猶太民族主義復甦。日後回溯起來，這些思想家可以看作赫茨爾錫安主義的前驅。
 
生於十八世紀末的葉胡達．阿卡萊（Yehuda Alkalai）和茲維．卡立夏（Zvi Kalischer），是離開傳統正教派、鼓吹猶太人團結行動重返巴勒斯坦的兩位拉比。他們都沒有從世俗中尋找追隨者，其願景反而是把哈拉卡送回聖地。目睹了大眾在塞爾維亞反抗土耳其，以及在波蘭反抗俄羅斯之後，他們開始鼓吹猶太人記取非猶太人民族主義者的教訓，並尋找一條全新獨特的猶太人之路。
 
阿卡萊乞求猶太富人從土耳其人手中租下巴勒斯坦，而這就預示了未來赫茨爾的外交策略。「集體的回歸由所有先知所預告……，」他如此論稱：「我們清楚知道，天國的覺醒仰賴地上的覺醒……蘇丹不會反對，因為他知道猶太人是忠實的人民。」赫茨爾的祖父恰巧就和阿卡萊住在同一個塞爾維亞小鎮。
 
投身猶太民族主義的卡立夏，則是說服猶太富人在巴勒斯坦設立一間農業學校，聲稱猶太人的耕作會加速彌賽亞到來。「猶太人的農耕，」他寫道，「將激發彌賽亞式的贖罪……讓我們牢記義大利人、波蘭人、匈牙利人的例子，他們放下性命財產來爭取民族獨立，但我們這些以色列之子，即便擁有最光榮神聖的土地作為遺產，卻喪志而沉默。我們不應引以為恥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