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尊明」到「奉清」：朝鮮王朝對清意識之嬗變，1627-1910【限量精裝版】

緒論
 
上編　朝鮮王朝對清意識之面面觀
第一章　朝鮮王朝「小中華」思想的核心理念
一、朝鮮王朝「小中華」思想的淵源
二、「慕華」乃朝鮮王朝前期「小中華」思想的根本
三、「尊攘」乃朝鮮後期「小中華」思想的內核

第二章　檀君朝鮮與箕子朝鮮歷史的塑造
一、箕子朝鮮與明朝之賜國號
二、箕子朝鮮歷史之建構與箕子崇拜
三、箕子對朝鮮半島教化之功
四、箕子認同之消亡與檀君信仰之勃興

第三章　朝鮮王朝關王廟創建本末與關王崇拜
一、朝鮮王朝對關羽的瞭解與《三國演義》東傳之影響
二、關王廟之創建與朝鮮君臣的態度
三、朝鮮關王廟之復興與關王崇拜之弘揚
四、朝鮮關王廟演變之原因及其象徵意義

第四章　入關前清與朝鮮關係的演變歷程
一、薩爾滸戰前朝鮮與建州女真之往來
二、薩爾滸之戰前後朝鮮對後金態度的轉變
三、兩征朝鮮與清韓宗藩關係的確立

第五章　清朝對朝鮮王朝宗藩政策的演變
一、高壓政策的原因與表現
二、德化政策之實施：釋放人質與減免歲貢
三、嚴格控制清朝使節與優禮朝鮮使臣和國王

第六章　清初朝鮮之「復讎雪恥」理念
一、朝鮮宣導「復讎雪恥」的理論基礎
二、宋時烈復讎雪恥的主張
三、朝中黨爭與「復讎雪恥」理念的分歧與變化

第七章　從丁未漂流人事件看朝鮮王朝之尊明貶清文化心態
一、相關資料與漂流人概況
二、漂流人與臺灣鄭氏政權的關係及其眼中的永曆政權
三、義理的考慮與現實的抉擇
四、朝鮮對臺灣漂流人政策的改變與正祖之恩恤

第八章　朝鮮王朝對清觀之演變
一、「清國」之稱與反清意識
二、「周官舊制」與「北學」思想
三、「大清」與「中國」：近代朝鮮的對清觀
 
下編　燕行使視野下朝鮮王朝對清意識的嬗變
引言
 
第九章　「北學」先驅洪大容與浙江三士
一、洪大容燕京之行
二、洪大容與清朝三士之交往與學術交流
三、湛軒歸國與嚴誠之死

第十章　從《韓客巾衍集》之西傳看「北學派」與清人之交往
一、《韓客巾衍集》之西傳清朝
二、李德懋與李調元、潘庭筠之交往
三、朴齊家與李調元、潘庭筠之交往
四、柳得恭、李書九與李調元、潘庭筠之交往
五、《韓客巾衍集》西傳清朝之影響與意義

第十一章　乾嘉「領袖」紀昀與朝鮮正使洪良浩之情意世界
一、紀昀與洪良浩之初識
二、往來書函與學術探討
三、互贈之禮物及其文化意蘊
四、洪良浩之北學思想及其與紀昀交往之關係

第十二章　道咸間朝鮮通譯李尚迪與張曜孫家族之交往
一、張曜孫家世及其與李尚迪之初識
二、李尚迪與以張曜孫為代表的清士人群體之交誼
三、張曜孫南下及其家族與李尚迪之交誼
四、李尚迪與張曜孫等清人交往之心態

第十三章　從朴珪壽兩次燕行看朝鮮近代思想的轉向
一、 朴珪壽兩次燕行及其與清人之交遊
二、 祭拜顧祠與朴珪壽對顧炎武之認識
三、 重裝《九蓮菩薩像》與朴珪壽的對明情感
四、使行間對西洋的關注與朴珪壽思想的轉變

第十四章　領選使金允植天津之行與朝鮮近代洋務活動之展開
一、 金允植天津之行的歷史背景
二、 金允植與李鴻章等之筆談內容
三、 金允植與壬午兵變
四、 金允植與朝鮮洋務活動的展開
結語　文化交流視野下朝鮮對清意識的嬗變
 
附表目錄
參考文獻與徵引書目
後記
索引
 

緒論（摘錄）

本書緣起與旨趣

　　2007年，本人所著《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朝鮮王朝尊周思明問題研究（1637-1800）》一書得以出版，上文已提及。此書乃是本人在香港科大博士論文基礎上修訂而成的，初稿完成於2001年元月，2003年春將修改稿交給出版社，歷經波折，一直等到2007年十一月才最終正式出版。在等待出版過程中，本人於2004年七月，申請到一項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題為「清代中朝學術文化交流史研究」，乃是在博士論文基礎上，繼續進行研究。博士論文論題中心，是朝鮮王朝尊周思明問題，實際上關注朝鮮王朝在臣服清朝最初百餘年內，政治與軍事上，朝鮮雖不得不臣服清朝，但文化心態上以「尊明」旗號，抗拒清朝的影響，故而核心是朝鮮王朝的「尊明反清」問題。事實上，在近三百年清代中朝關係史上，清朝向朝鮮不斷施恩，採用德化政策，朝鮮一點點放鬆思想，慢慢被「感化」。在這個過程中，朝鮮思想界出現了許多爭論與抗拒，但最終隨著洪大容的燕行，以及他與浙江三士交往的傳奇，在朝鮮士人中間廣泛傳頌，成為朝鮮燕行使不斷效仿的榜樣，終於開啟了一個全新的中朝學人的大交往時代。探討這種關係的變化以及彼此交往的情形，正是本人所申請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核心問題所在。2008年又申請到復旦大學「985」二期研究項目「清乾嘉學派對朝鮮北學派的影響與交流研究」，也是社科基金項目相關的部分。2012年，社科基金項目已經結項，本書即是在結項報告基礎上，進一步修改完善而成的，乃是著重探討朝鮮從「尊明反清」如何過渡到「尊明奉清」，以及乾嘉以後兩國學人彼此交往情形的演變。或許某種意義上，本書可以視作《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一書的姊妹篇吧。

　　本書乃是在專題研究基礎上而形成的，全書分上、下兩編。上編「朝鮮王朝對清意識之面面觀」，共八章，多重層面討論朝鮮王朝對清意識之演變。朝鮮王朝「小中華」思想，是近年來中韓學術界研究中朝關係史關注的中心問題之一，也是闡釋清代中朝關係演變的關鍵問題。但是對於這個詞何時出現、思想的內涵與演變如何，在中外學術界並未有十分明確的論定。依筆者考證，「小中華」一詞，最初是統一新羅時期，由佛教創立。宋代時期，就已經被中朝雙方廣泛接納，宋朝將接待高麗使臣的館舍命名為「小中華館」，高麗也以「小中華」自居，但是其思想上的內涵還很模糊。朝鮮王朝時期，隨著性理學的發展，與對明朝政治上的臣服和文化上的皈依，「慕華」成為朝鮮「小中華」思想的根本。而朝鮮王朝後期被迫成為清朝的藩國，政治上與軍事上的被迫臣服，性理學對政治的影響以及現實利益的考慮，「尊攘」思想、即「尊周思明」、「尊明攘清」成為朝鮮後期「小中華」思想的核心，因此左右著朝鮮後期對清意識的發展。故而本書以〈朝鮮王朝「小中華」思想的核心理念〉作為第一章，為全書論述奠定基礎。

　　接著兩章〈檀君朝鮮與箕子朝鮮歷史的塑造〉、〈朝鮮王朝關王廟創建本末與關王崇拜〉，選取兩個重要問題：朝鮮王朝箕子崇拜與關王崇拜，亦是與朝鮮王朝「小中華思想」密切相關的兩個重要問題。朝鮮王朝初期，朝鮮認同明朝是中華，並把朱元璋賜李成桂國號朝鮮，比附周武王封箕子於朝鮮，因而有明一代，朝鮮王朝一直信奉箕子朝鮮。不僅祭祀箕子，編修有關箕子朝鮮的史書，還有人自認為箕子的後人。與此同時，對於始祖檀君傳說，則多斥之為荒謬不經。隨著歷史變遷，清朝取代明朝之後，朝鮮自認為保存「中華」一脈，視清朝為夷狄，自主意識增強，檀君信仰漸漸有所恢復。而近代以後，隨著大韓帝國日漸衰落，並最終被日本吞併，在爭取民族獨立過程中，檀君最終取代箕子，成為韓國爭取民族獨立的重要象徵。在分析這一過程之中，我們看到對於歷史與傳說的選擇，真正歷史面目並不重要，而是後人認同的需要，決定著大韓民族對於根基歷史的認識。朝鮮的關王崇拜，乃壬辰倭亂時期（1592-1598），明朝將士傳入朝鮮半島的，當時明朝將領建立了數處關王廟。戰爭結束後，明朝將領撤歸，朝鮮半島上的關王廟一度荒廢，後來隨著朝鮮崇明反清思想的瀰漫，朝鮮半島上的關王廟崇拜，被朝鮮君臣接納為尊周思明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朝鮮國王從顯宗開始，不斷去參拜關王廟，並漸漸將明朝遺留下來的關王崇拜，納入朝鮮王朝自身文化的重要部分。在關王廟崇拜之中，不斷「刻上」韓國的標誌，最終成為韓國文化的重要部分。這兩章從思想史層面，探究朝鮮王朝「中華思想」內涵，實際上關注的核心論題是，朝鮮王朝對清的認同問題。

　　第四、五兩章〈入關前清與朝鮮關係的演變歷程〉和〈清朝對朝鮮王朝宗藩政策的演變〉，回到清韓關係史具體問題上，從清朝角度來討論彼此關係的演變。儘管清代中朝宗藩關係研究已經相當成熟，但學術界大多注重軍事和政治層面的研究，很少從思想史層面進行討論。本專題關注政治層面問題的同時，更注意從思想與認同層面，去探討雙邊關係的特質。無論是探討薩爾滸之戰和清入關前後與朝鮮關係的變化歷程，還是在隨後二百多年雙邊關係的演變，都將彼此認同作為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進行討論。而且既考慮清朝對朝鮮宗藩政策的變化對雙邊關係的影響，又從朝鮮思想史的角度，探討其文化心態上的變化對雙邊關係的影響問題。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清代中朝宗藩關係的研究，使我們能更加把握清代中朝宗藩關係的獨特之處。這兩章乃是將政治史、軍事史與思想史結合起來進行論述的一種嘗試，從多重視角，試圖揭示更為豐富的歷史圖景。

　　第六、七兩章〈清初朝鮮之「復讎雪恥」理念〉、〈從丁未漂流人事件看朝鮮王朝尊明貶清文化心態〉。朝鮮王朝成為清朝藩國以後，長期以來有「尊明反清」的思想情緒，暗中進行崇明反清的活動，國王在昌德宮中建大報壇崇祀明朝皇帝，朝鮮儒林在萬東廟、明遺民後裔在大統廟分別崇祀明朝皇帝。在朝鮮暗中崇祀明朝活動之同時，對於清朝，儒林之中更有著一種強烈的「復讎雪恥」理念，瀰漫著相當長的時期，第六章討論這種「復讎雪恥」理念及其演變的歷程，這既是一個思想史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反映在雙邊認同層面上。第七章，透過闡釋1667年朝鮮對待臺灣鄭氏95位漂流人態度的變化，細緻分析這一個案，考察朝鮮士人崇明貶清的文化心態。這兩章表面上看，重在討論朝鮮王朝之「尊明」問題，但只限於口頭上的討論，遇到現實問題，不得不行「奉清」之實。「尊明」是朝鮮後半期思想意識的主流，似乎成為官方與士人意識中的底色。「貶清」則是與之相輔相成的另一面，但是當面對現實問題時，則有很多變化。1667年，時為康熙八年，林寅觀等95人被送往遼東的事件，正是一個典型事例。這是朝鮮首次真切地感受到南明的存在，看到95位穿著明朝的服裝來自臺灣的商人，帶著南明永曆的曆書，對於朝鮮人來說是一種難得的慰藉。從義理上考慮，從「尊明」的思想上著想，朝鮮理應將95人送還臺灣或者送到日本，給他們一條生路。但是經不住現實的考慮，採取「奉清」的行動，最終將他們送到遼東。但傳來全被處死的消息時，朝鮮君臣又陷入痛苦之中，最終採取各種辦法，試圖彌補內心的創傷。

　　第八章〈朝鮮王朝對清觀之演變〉，則梳理朝鮮王朝從臣服清朝以後，一直到最終被日本吞併，近三百年的時間中，朝鮮王朝對清朝稱謂用詞的變化，考察其對清文化心態的演變，進而呈現清代中朝關係親疏的變化及其背後的根源。從最初稱「清國」，用「胡」、「虜」等帶有貶抑性的詞彙，指代清人，到「北學派」人士肯定清朝掌握「周官舊制」，應該向清朝學習「利用厚生」之學，逐漸發生了改變。近代則一改原來的用詞，同明朝一樣，也稱清朝為「中國」，抑或稱「大清」，表達一種尊崇之意。這種對清用詞的變化，恰恰體現了朝鮮對清意識，由「尊明貶清」到「尊明奉清」的演變。

　　可見，上編關注的重心，乃從思想史與文化認同層面，抓住一些關鍵問題，共時性地考察朝鮮王朝中華觀與對清觀問題。其間有激烈的交鋒與碰撞，以多重視角，試圖說明朝鮮中華觀對其「尊明反清」與「尊明奉清」思想的影響，並以箕子朝鮮與檀君朝鮮尊崇的消長，對關王崇拜由漠視到熱衷的變化，朝鮮王朝對清稱謂用詞的變化等方面，揭示朝鮮王朝對清認同的演變。

　　下編「燕行使視野下朝鮮王朝對清意識的嬗變」，共六章，選取洪大容以後六個頗具代表性的個案，梳理清乾嘉以後中朝文化交流史的演變及其特徵。清代中朝學術文化交流史最重要的途徑就是使行往來，其實，在1765年洪大容來中國之前，儘管每年朝鮮都有數批使臣前來北京，但因為他們一直奉行「尊明反清」的思想，不願與清朝人交往，加上清初對朝鮮的控制也比較嚴，最初他們到北京後也沒有活動的自由，故而真正的學術交往並沒有展開。乾隆三十年（1765），洪大容隨叔父到了北京，他生平一直很想與清朝學人交往，終於在琉璃廠邂逅了來京參加會試的浙江舉人嚴誠（1732-1767）、潘庭筠（1742-?）和陸飛（1719-?）三人，一見如故。在北京隨後一個多月中，相聚七次，傾情相交，結下了生死情誼，從此開創了朝鮮學人與清朝學人交往的先聲，也打開了清代中朝學術文化交流史的大門。〈「北學」先驅洪大容與浙江三士〉，正是詳細分析了洪大容與清朝三士交往的經過、相互討論的學術問題、離別的情感及其深遠的影響。洪大容個人的意願恰好契合了時代的需要，也從此打開了朝鮮燕行使與清朝士人交往的大門，開啟了一個新的交往時代。這種交往的不斷發展，顯示著雙邊關係的日益緊密，歷時性地顯示著朝鮮王朝對清意識的轉變。

　　〈從《韓客巾衍集》之西傳看「北學派」與清人之交往〉，則是在洪大容回國以後，朝鮮青年士人李德懋、朴齊家（1750-1805）、柳得恭（1748-1807）、李書九沿著洪大容的足跡，積極主動與清朝士人交往。他們的詩詞合編《韓客巾衍集》，讓柳琴帶到北京，從此以詩會友，結識李調元（1734-1802）、潘庭筠等清朝學人。本章就集中討論《韓客巾衍集》傳入清朝的經過及其影響，並論及隨後朝鮮「北學派」人士與清朝學人的交往，從此開創了一個大交往的時代。因為有關朝鮮王朝「北學派」的研究，在中韓學術界都有非常豐富的成果，本文以《韓客巾衍集》的西傳為研究對象，既避開直接研究「北學派」的相關人士，同時又關注到其影響，乃一種有意識的考慮。洪大容是一個人，「北學派」則是一群人；一個人的行動，帶動著一群人的跟隨，並從此成為一股潮流。

　　隨後四章，則分別討論洪良浩（1724-1802）與紀昀（1724-1805）、李尚迪與張曜孫（1807-1862）、朴珪壽（1807-1877）與清咸同士人的交往，以及領選使金允植的天津之行對朝鮮近代洋務的影響，儘管時代有所不同，但是中朝士人交往的熱潮則越來越烈，這六個個案，各具代表性。洪大容是個隨行子弟，「北學派」也是一群下層的使行人員，他們交往的清人也多是中下層官吏與士人。洪良浩則是正使，紀昀是大學士，他們兩人的交往，顯示朝鮮燕行使與清朝官員全方位交往的展開，他們情感交融，彼此認同，相互珍惜，進入同一個「情」的世界。李尚迪作為朝鮮譯官，十二次來華，他既與以張曜孫為代表的清朝士人團體有親密的交往；同時，他也被張曜孫家族接納，他也接納張曜孫家族，成為家族共同的朋友，友情又似乎加上了親情的成分。朴珪壽與金允植師徒，是朝鮮近代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面對著西方列強與日本的侵擾，他們受命西來，尋求解決之道。朴珪壽出發之前，國王竟然叮囑他應該盡可能利用與清人的交往，多方打聽西洋的情況。朴珪壽在北京期間，多方與清朝士人交往，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但當他看到以明神宗母親為對象而畫的九蓮菩薩像破敗不堪時，觸動了他內心深處的「尊明」情感。經過多年努力，他寄回五十兩銀子，讓清朝友人代為重新裝裱，以便尋求內心的慰藉。可見，即便在近代，「奉清」已被廣為接受，但「尊明」從未走遠，只是深埋在朝顯士人內心深處。金允植在天津一年，在李鴻章等清朝洋務派人士的耳提面命之下，學習洋務，回國後，在朝鮮推行洋務，成為朝鮮近代轉型的重要人物。而在此期間，朝鮮發生「壬午兵變」，金允植當即向清朝請兵，在清朝的干預下，最終將政變平息。因此，當面對西方與日本的侵擾時，清朝又是朝鮮仰仗的「上國」，成為朝鮮的庇蔭。

　　因此，上編是從思想史的層面，將政治史、外交史與思想史結合起來，以專題問題為切入對象，試圖從幾個方面，宏觀呈現朝鮮王朝對清觀的演變情況。下編選取六個燕行使為研究對象，歷時性地解剖朝鮮王朝對清觀的嬗變。二者彼此關照，自成體系。因為本書並非通論性的著作，而是圍繞朝鮮王朝對清意識演變這個主題，從不同的專題上進行論述。故而有些問題，例如宗系辯誣問題與陽明學的傳入問題，皆未涉及，因為本書意不在全面探討清代中朝關係史，而這兩個主題與朝鮮王朝對清意識的關係也並不緊密，故存而不論。至於壬辰戰爭問題，本書雖未有專論，但是多章關注到了，壬辰戰爭主要是明代中朝關係史的主要問題之一，對於清代中朝關係，雖有影響，亦可存而不論。本書乃是接著《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一書，進一步深化的研究，有關朝鮮「尊明」問題，前者已進行了深入的探討，有些論題，例如大報壇的問題，在前書中已有系統的探討，本書不再贅述。儘管在思想史的層面上，因為性理學的支配，即便到了朝鮮王朝末期，朝鮮士人都沒有完全放棄「貶清」的意識，但在實際層面上，尤其是朝鮮王朝官方意識中，確實實現了由「尊明貶清」過渡到「尊明奉清」的轉變。這樣的認識，可以深化我們對清代中朝宗藩關係的理解。這正是本書撰著的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