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節錄）
如果不算譯作，《儒家與康德》是筆者於1986年從德國返國任教後的第一部著作。此書出版於1990年，迄今已逾27個年頭了。此後，「儒家與康德」這個主題依然是筆者的研究重點，並為此陸續發表了不少著作。其中，以專書形式發表的有《康德倫理學與孟子道德思考之重建》（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4年）與《四端與七情――關於道德情感的比較哲學探討》（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年）二書，均可視為《儒家與康德》一書的續篇。此外，在筆者的下列著作中亦可見到與此相關的篇章：
《當代儒學之自我轉化》。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4年。
《儒家視野下的政治思想》。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年。
《儒學與現代意識》。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年增訂版。
Konfuzianischer Humanismus. Transkulturelle Kontexte. Bielefeld: transcript, 2013.
Confucianism: Its Roots and Global Significance. Edited by David Jone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ʻi Press, 2017.
因此，如果說：「儒家與康德」這個主題貫穿著筆者多年來的哲學研究，亦不算誇張。
在這段期間內，筆者除了在臺灣的大學授課之外，近年來經常應邀到中國大陸的大學（如廣州中山大學、武漢大學、山東大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講學，難免會涉及「儒家與康德」的主題。不少學生都希望參閱此書。因此，幾年前聯經出版公司就希望筆者修訂並擴充此書的內容。但因筆者的研究工作繁重，加上健康出了問題，此事便耽擱下來。
直到前年六月，美國維思里安大學（Wesleyan University）哲學系教授安靖如（Stephen C. Angle）來信告訴我：他在他的「比較哲學」的課程中讓一位華裔學生余景聰（Maxwell S. Fong）評論我這本書，並寫成一篇評論文章。安靖如教授將這篇文章收入他所編的電子書 Comparative Philosophy: Reviewing the State
of the
Art。我看了余景聰的評論之後，覺得很難簡單回應。因為《儒家與康德》出版之後，在中文學術界引起了一些討論與批評。針對這些討論與批評，筆者在其後發表的著作中陸續有所回應與補充。但余景聰的評論並未考慮這些著作。這凸顯西方漢學研究中存在的一個很奇特的現象：除了少數的例外，上一代的西方漢學家幾乎不參考中文的二手資料，只是在西方文獻（特別是英文文獻）裡打轉。這種心態實在很奇怪。因為筆者研究德國哲學時，不會不參考德文的二手資料，為什麼研究中國哲學的西方學者就可以不參考中文的二手資料呢？安靖如教授讓他的學生評論《儒家與康德》，表示他已意識到這個問題，而開始改變態度，並願意與中文世界對話。這是值得肯定的。
前年十一月筆者應武漢大學國學院之邀，去年十月應華東師範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之邀，擔任講座教授。為了讓研習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的學生都能受益，筆者在兩校都以「儒家與康德」作為講座的主題。由於這些機緣，筆者深深感受到增訂此書的迫切需要。最近筆者特別騰出時間，對此書作了全面的修訂。此書的主體部分原先包含五篇論文，增訂版增加兩篇尚未收入筆者其他著作的論文，即〈從康德的實踐哲學論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與〈從康德的「道德宗教」論儒家的宗教性〉。筆者的修訂主要著重於體例的統一、小標題的擬訂、措辭的修飾與引用資料的更新，在內容方面基本上保持不變。筆者在修訂本書的過程中得到王又仕先生的協助，在此謹致謝忱。
正如上文所述，要完整了解筆者關於「儒家與康德」這個主題的觀點，還得參閱筆者上述的其他著作。此書已有金基柱與李基薰的韓文譯本（首爾：Yemoonseowon，2012年），希望增訂版之出版可進一步促進中外哲學界的交流與對話。
導論（節錄）
在西方如此多哲學家當中，特別挑出德國哲學家康德與儒家相比較，這決不是出於一時的興會，亦非出於個人的偏好。對西方哲學稍有了解的人大體都知道：康德在西方哲學中有其獨特的貢獻與地位，因為正如他自己所言，他在知識論中造成一種思考方式的根本轉向，類乎哥白尼在天文學中的貢獻，故這種轉向被稱為「哥白尼式的革命」。這場革命使康德以後的西方知識論不能不正視知識的「主體性」問題。但康德在這方面的貢獻與傳統儒家思想並無直接的相切點，因為知識論並非傳統儒家思想的重點。不但是傳統儒家，甚至整個中國傳統文化均以實踐哲學為其勝場，而在理論哲學方面則極為虛歉。這點與西方哲學正好形成一個鮮明的對比。我們固然不能說：傳統的西方哲學家不重視實踐哲學；但是在康德以前，西方的實踐哲學（尤其是道德哲學）多半是理論哲學之延伸，其本身無獨立的地位。過去的西方哲學家在建立其哲學系統時，並不以道德哲學為其基礎或核心。斯賓諾莎（Baruch
de Spinoza, 1632-1677）雖然將其主要著作名為「倫理學」，但這基本上是一部形上學著作。直到康德建立「道德底形上學」（Die Metaphysik der Sitten），提出「自律」（Autonomie）的原則，這種情形才有了根本的扭轉。康德在《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及《實踐理性批判》（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二書中對過去西方的倫理學系統作了全面性的批判，一概歸之於「他律」（Heteronomie）的原則；可見他也意識到自己在倫理學方面造成了一場革命，美國學者西爾柏（John R. Silber,
1926-2012）獨具慧眼地稱之為「倫理學中的哥白尼式革命」。正由於他在倫理學思考中造成的這種革命，康德哲學與儒家思想才有接榫之處。
這種「倫理學中的哥白尼式革命」實具有多方面的涵義，這些涵義可以顯示康德哲學與儒家思想間的本質關聯。首先，筆者要指出：康德是西方哲學史中第一個建立「道德底形上學」的哲學家。根據康德的構想，道德底形上學其實就是「純粹道德學，其中並無人類學（無經驗條件）作為基礎」。康德建立道德底形上學，並非要提出一套獨特的倫理學系統，以與其他的倫理學系統相競爭，而是要說明道德的本質。道德的本質不是任何哲學家所能規定的，而是已經隱含在一般人的道德意識中。但一般人並不能以反省的方式說明其實際秉持的道德法則；借匈牙利裔英國哲學家波藍尼（Michael
Polanyi, 1891-1976）的用語來說，一般人對道德法則的意識只是一種「隱默之知」（tacit knowing）。康德將這種存在於一般人的意識中的道德法則稱為「純粹實踐理性底事實」（簡稱「理性底事實」）。道德底形上學旨在藉哲學性反省抉發「理性底事實」之內涵，以確定道德的本質。因此，康德的倫理學係以「通常的人類理性」（gemeine
Menschenvernunft）為出發點。故他在《實踐理性批判》一書中針對提泰爾（Gottlob August Tittel, 1739-1816）的批評寫道：
一位想對本書有所責難的評論家說：在本書中並未提出一項新的道德原則，而僅提出一項新的程式；當他這麼說的時候，他比他自己可能想要說的還更中肯。但是，有誰真的想為一切道德引進一項新的原理，並且彷彿首度發現道德，就好像在他以前，整個世界對於義務為何物一無所知或者全都弄錯了？
同樣的，儒家講仁義道德，總不離人倫日用之間，決不抽象地、懸空地說。借用王船山的話來說，儒者必須「即事以窮理」。儒家的聖人制禮作樂，亦本乎人心。聖人不過是「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一般人的道德意識正如孟子所說的，「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聖賢不過是能自覺到此「道」之本乎人心而貞定之，且將之落實於生活世界中。這種特色表現在思想方式上，即是偏重具體性解悟。孔、孟在與弟子或時人對談時，多隨事指點之，此即具體性解悟之表現。孔子答弟子問仁，常針對不同的情境提出不同的答案。今人對西方思想略知皮毛者，往往視之為「仁」的定義，而不知唯有在抽象性解悟中始有定義可言。定義而可變換內容，焉得為定義？又如孔子修《春秋》，寄道於史，依事顯理，亦是具體性解悟之表現。在具體性解悟中所顯的事理即宋明儒所謂的「實事實理」，亦即康德所謂的「理性底事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