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人的學校」之夢:從世界史的視角看日本的臺灣殖民統治(上)(下)

「臺灣人的學校」之夢:從世界史的視角看日本的臺灣殖民統治(上)(下)
定價:1100
NT $ 45 ~ 1,045
 

內容簡介

  帝國、殖民、教會、反抗
  臺灣人主體,如何在學校之夢中展現?


  臺灣在清代納入中華帝國的邊疆,十九世紀開港後開始受到大英帝國的影響,隨後於十九世紀末成為日本帝國的殖民地。這些帝國勢力盤根錯節,英格蘭長老教會宣教師於1885年設立之「臺南長老教中學校」即為這三大帝國相互交錯的特殊場域。在如此時空背景中,「臺灣人的學校」之夢逐漸浮現。

  本書時序自鴉片戰爭至太平洋戰爭大約橫跨一百年,全書共分三部,先以馬提昇、伊藤博文、李春生、馬偕家族、高長家族、林茂生等個人史為開端,在世界史的脈絡中描繪出英國人宣教師、日本人官僚及臺灣人基督徒等各群體之輪廓;其次以臺南長老教中學校的歷史為窗口,一窺英國與日本兩大帝國之間的競合而形成垂直關係的重層暴力,及與之對峙的「臺灣人」主體面貌;最後在探討極權主義式的運動如何攻擊基督教系學校,並將攻擊運動延燒到日本帝國全體的經過。

名家推薦

  吳密察(故宮博物院院長)
  近藤正己(臺師大臺史所客座教授)
  陳文松(成大歷史系副教授)
  陳培豐(中研院臺史所研究員)
  陳翠蓮(臺大歷史系教授)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駒込武


  東京大學大學院教育學博士,現任京都大學教育學研究科教授,研究領域為臺灣近現代史及日本殖民地教育政策。近期關注英國宣教師在日治時期臺灣與朝鮮展開教育活動的背景、其與當地民眾的互動情形,及與日本政府的外交關係。著有《殖民地帝國日本的文化統合》等書。

譯者簡介

蘇碩斌(序章、第一部)


  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現任國立臺灣文學館館長、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研究領域為文學社會學、文化研究。著有《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譯有《媒介文化論》等,並企劃主編《終戰那一天──臺灣戰爭世代的故事》。

許佩賢(第二部、終章、後記)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現任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研究領域為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長期從事教育史研究及教育史料蒐集整理工作。著有《殖民地臺灣近代教育的鏡像》、《太陽旗下的魔法學校》,並譯有《殖民地帝國日本的文化統合》、《攻臺戰記》等書。

林詩庭(第三部、附錄)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畢,日本北海道大學法學碩士。大學時期即開始學術論文的日文翻譯;赴日留學後定居日本,持續從事英、日文筆譯及日文口譯工作,現為自由譯者。譯有《殖民地帝國日本的文化統合》、《總力戰與臺灣》等書。
 

目錄

【上冊目次】

導讀:奧林帕斯的凝視/吳叡人
審訂者序/許佩賢
中文版序

序章 從帝國的夾縫中思考
問一個歷史裡的夢:研究對象與課題
個人史接繫世界史:本書構成
殖民地統治的暴力性與主體性:方法論式的考察
帝國主義研究與帝國史研究之間
殖民地研究的「敵對性共犯關係」
環繞臺灣現代史的「迷宮」
臺灣史研究中的「臺南長老教中學校」
做為透視圖而浮現的主體:本書使用的資料範圍

第一部 臺灣殖民地化的過程:帝國主義體制下的文明秩序
第一章 大英帝國來的使者:英格蘭長老教會與中國、臺灣
英格蘭長老教會的起源
維多利亞時代的暴發戶:馬提昇
臺灣宣教的開始
結語:投向文明的「改宗者」
第二章 「被輕蔑的帝國」之擔綱者:日本帝國的臺灣領有與英國
「馬提昇男孩之一」:伊藤博文
臺灣的軍事占領與日英關係的緊張
帝國的「共存共榮」
結語:英日臺的三角關係及其重新調整
第三章 信奉「番仔教」的人:日本殖民地統治下的長老教會
清朝的「棄地遺民」:李春生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的信徒
結語:總督府與信徒之間的潛在火種
第一部小結:殖民地統治是什麼
針對文明觀的交涉與抗爭
殖民地統治中的「螺旋上升路」
日本帝國的種族主義實踐

第二部 「臺灣人」主體:殖民統治下的自治空間
第四章 臺南長老教中學校的變化:從英國母教會的「分店」到「本島的學校」(1900-1910年代)
為了「開化文明」的教育
臺灣人中學校設立運動的展開
臺南長老教中學校的普通教育機關化
結語:關於教育公共性的提問
第四章補論 第一次《臺灣教育令》中私立學校的定位:臺灣人教育熱的發展
排除私立學校條款的制定過程
私立學校所處的環境
結語:關於臺灣人「向學心」的攻防
第五章 抗日運動中的臺南長老教中學:「臺灣人的學校」之夢(1920年代)
第二次教育令與《私立學校規則》
追求「臺灣人本位的教育」
對「優勝劣敗」的懷疑:學生的經驗
結語:消減同化壓力的空間
第六章 林茂生的「公教育」構想:做為「內部觀測」的歷史敘述
對臺灣教育的歷史與現在之提問
教育研究與帝國主義
結語:「缺少政治性解放之世界主義」的下一步
第二部小結:自治空間是什麼
同化主義這個封閉場域
做為公共領域的臺南長老教中學
被統治民族集體自我決定

【下冊目次】

第三部 極權主義的帝國:戰爭時期之「內部敵人」
第七章 攻擊上智大學、大島高等女學校運動之餘波:橫貫臺灣、內地、朝鮮的震盪(1929-1933)
與內地基督教界的聯繫
軍部對基督教系學校的施壓
臺南長老教中學的「不幸分裂」
結語:上智大學事件帶來的影響
第八章 攻擊臺南長老教中學運動:自治性空間的扼殺(1934)
「懲治非國民」:攻擊運動的展開過程
攻擊的多重性主體
颳起「激烈的憎恨暴風雨」後留下之爪痕
結語:種族主義式的暴力實踐
第九章 攻擊淡水中學運動:「臺灣法西斯主義者」之興起(1935-1936)
臺灣軍「下山」時
「大英帝國立淡水中學」:被臺北州接收的歷程
納入戰時總動員體制
結語:大英帝國與日本帝國的夾縫間
第十章 延伸至攻擊崇實學校、同志社運動:極權主義之封閉場域(1935年以降)
朝鮮的攻擊崇實學校等運動
攻擊同志社運動和內地基督教界
宣教師對「國家神道」的視線
結語:臺灣、朝鮮與內地之間落差的涵義
第三部小結:極權主義是什麼?
極權主義與恐怖行動
從同化主義到極權主義
「國家神道」與殖民地統治

終章 林茂生與二二八事件,或被中斷的夢之續章
「聖戰完遂」的呼籲聲中
「歸還」中華民國
對去殖民地化的追求
創造「我們的大學」
孤立無援的島嶼
走向「災難性屠殺」
失蹤者的「罪狀」
新生之芽

後記

附錄表1 內地基督教系中學校/高等女學校之狀況
附錄表2 1934至1936年間攻擊臺南長老教中學、淡水中學運動相關報導文章一覽
圖版出處
索引


 
 

中文版序

  本書中文版出版之際,首先想向撰寫導讀的吳叡人老師以及辛苦翻譯的蘇碩斌老師、許佩賢老師和林詩庭小姐表達衷心感謝。

  本書在日本出版時,很多人被價格之高及書本之厚嚇到。所以當許佩賢老師提議要翻譯本書時,我雖然覺得很感謝,但心裡猜想要翻譯將近九百頁的本書,大概得花上十年吧,沒想到僅用了三年的時間就完成了。如此驚人的速度,一定是短時間內承擔非常驚人的工作量才有可能。

  本書在臺灣出版時,把原書名《世界史の中の台湾植民地支配》改成《「臺灣人的學校」之夢》。因為「由臺灣人經營管理、為了臺灣人而成立的學校」這樣的夢想,正是本書主題。可能會有人覺得,臺灣人聚集起來學習的地方,當然是「臺灣人的學校」,為什麼還要特別強調「臺灣人的學校」呢?以下想簡單介紹本書,同時說明此書名。

  日本殖民時期中很長一段時間,除了公學校之外,臺灣人就讀的學校只有國語學校及醫學校。在來自西洋的新知識、技術被視為權力來源的時代,中、高等教育機會幾乎完全被封鎖,就等於是在政治上、社會上失去競爭的可能性。眾所周知,1910年代以林獻堂為中心,推動中學校設立運動,終於成立供臺灣人就讀的臺中中學校。但是,林獻堂等人本來是希望能成立「私立」的中學校,以便能夠由自己管理經營,卻被臺灣總督府強制改為「公立」。1920年代,「公立」臺中中學校變成「日臺共學」的學校,但是在日本人本位的教育體制下,歧視事件不斷發生。因此,有必要設立以臺灣人為本位的「私立」中學校這樣的想法逐漸擴散,意圖將原本在傳統社會秩序中位處邊緣地帶的「私立」臺南長老教中學(今長榮高級中學)建設成「臺灣人的學校」而展開運動。正好,此時臺灣文化協會等要求民族自決的活動蓬勃發展,林茂生(1887-1947)成為連結這個新政治風潮與臺南長老教中學的媒介者。

  「臺灣人的學校」之夢想,與「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之類的目標比起來,是非常渺小的願望,然而連這樣渺小的願望,也不斷被高牆厚壁所阻撓。為了傳教而創設臺南長老教中學校的英國人宣教師、身為殖民統治者規範教育制度框架的日本人、戰後以「祖國光復」名義來臺的中國國民黨,以及身為「西方陣營」盟主支持國民黨政府的美國人,上述各以不同國家為後盾的人們,有時看似為了實現夢想而走在一起,卻在關鍵時刻背叛、踐踏夢想。在各帝國複雜交錯而重層的暴力之間,「殖民主義」是什麼、「種族主義」是什麼、「同化主義」是什麼、「自治」是什麼、「極權主義」是什麼,這些問題群便浮現出來。

  本書對殖民主義的定義,並非套用既存的歷史性概念,而是從林茂生的經驗與思考精煉出來。例如,本書所引用兒玉源太郎總督的訓示:為了不要讓被殖民者落入「權利義務論」,對教育應該謹慎為之。讓我注意到這個訓示之重要性的,也是林茂生向哥倫比亞大學提出的博士學位論文(參見本書第六章)。「知識」與「政治地位」分配的政治,是殖民主義的核心。正因如此,身為「知識分子」、持續參與「教育」事業者,正是站在殖民主義式暴力的「最前線」。透過林茂生之眼來看歷史,便浮現出這樣的假設。

  今後,為了可以發展這個假設,我想開始對臺灣農民組合領袖簡吉(1903-1951)及以臺灣原住民族「先驅」為人所知的高一生(1908-1954,Uyongu Yatauyungana /矢多一生)之足跡進行比較研究。如果簡吉是抗日運動的「最左翼」,那麼林茂生可說是「最右翼」。林茂生與高一生之間,也有漢人與原住民族這種社會、文化的龜裂。當然,三者立場大相逕庭;但是,他們卻有共同的命運。簡吉在參加農民組合運動前,畢業於臺南師範學校,曾任鳳山公學校教師。高一生就讀嘉義小學校、臺南師範學校,以巡查身分在達邦教育所從事教職。對簡吉而言的鳳山公學校、對高一生而言的達邦蕃童教育所、對林茂生而言的臺南長老教中學,都是他們各自的「母校」。這點正說明被殖民者即使能夠成為「同胞」中極為例外的菁英,但可以發揮其知識與能力的場域卻極為有限,幾乎只限於他們的母校。與本人自覺的程度無關,身為「知識分子」一事,對殖民地權力而言便是「麻煩人物」,這也象徵著他們位於殖民主義式暴力的「最前線」。

  林茂生、簡吉、高一生之足跡的共通點,還包括他們都是戰後國民黨政權下的政治受難者。本書終章雖然言及二二八事件,但與今日臺灣的豐富研究相比還有許多不足之處。今後,我想從殖民主義式暴力的連續性觀點,探討在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中,「知識分子」為什麼、又是如何再度成為統治者的目標。因為掌權者雖然從臺灣總督府變成國民黨政府,但掌握「知識分子」之架構、情報,以及鎮壓的方式,兩者之間存在著某種連續性。

  對於本書這種重視「知識分子」之歷史的立場,應該也會有人提出批判,主張從女性的立場或底層民眾的立場來看歷史更為重要。當然,對女性的歧視或階級的壓迫都是歷史研究的重要主題。實際的歷史中各式各樣的歧視、壓迫都是盤根錯節、錯綜複雜。然而,為了釐清錯綜複雜的歧視與壓迫之實態,也有必要探究殖民主義式的歧視與壓迫為何。而且,這個問題看似已被充分解析,實際上還是很不足夠。本書即是從這樣的觀點,將焦點放在林茂生這一位「知識分子」之經驗與思考上進行論證。

  或許有人會批判,透過特定人物來看歷史,如果是該人物所無法感知之事,就難以深入了解。本書對這樣的問題點有所自覺,因此不只追跡林茂生之思想與行動,也試圖描繪林茂生所面對的「高牆」。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樹在耶路撒冷文學獎得獎演講中說,「假如這裡有堅固的高牆和撞牆破碎的雞蛋,我總是站在雞蛋那一邊」;他還說:「我們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是一顆雞蛋」,同時「我們也或多或少都面對著堅固的高牆。」如果把本書中林茂生及他周圍的人看成「雞蛋」,那麼,殖民地統治之制度就是「高牆」。因為我認為描繪「雞蛋」,就是在描繪「高牆」;而描繪「高牆」,就是在描繪「雞蛋」,因此本書花了相當多篇幅在確認「高牆」有多高、有多硬。其中,也可能有讀來非常煩瑣的考證。如果讀者讀到這些地方,可以了解我是在描繪「高牆」,那麼我會非常高興。

  本書整體而言,可以說是對林茂生學位論文所做的很長、很長之「註釋」,同時我也希望本書透過他在學位論文執筆後的經驗與思考,成為其學位論文的「補遺」。

  本書出版之前,2018年秋天起我有機會在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客座半年,對來自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大學、政治大學等校的學生講授本書內容。給予我這個寶貴機會的許佩賢教授、協助我練習中文講課,以及讓我得以在臺北順利生活的臺灣史研究所之助教及同學,還有忍耐聽我上課、並且提出敏銳問題的研究生及學生們,在此致上由衷的感謝。或許是有些僭越的說法,我有時覺得好像是林茂生的靈魂借由我這個「道具」,在向臺灣的年輕人講話。包括覺得這個奇怪的日本人好像被附身、說些奇怪的話也可以,我很期待本書可以在臺灣人之間引起迴響,或是因此而有新的相互認識。

  和日文版一樣,中文版也使用了陳澄波(1895-1947)的畫作當封面圖版。非常感謝爽快同意授權的陳澄波文化基金會。到底如何在殘酷的現實中,還能畫出這樣美到讓人歎息的畫作。未來有機會,我也想要研究陳澄波的畫作之所以如此美麗的祕密。

 
 

內容連載

第四章 臺南長老教中學校的變化:從英國母教會的「分店」到「本島的學校」(1900-1910年代)(摘錄)
 
為了「開化文明」的教育

 
東西學校構想的出現
 
臺南長老教中學校(以下原則上省略「臺南」)第一任校長余饒理歸國後,1901年新任宣教師費仁純(Frederick R. Johnson)接任第二任校長。1904年時,教師共五人,包括費仁純及其夫人、林燕臣、許凌雲、井上秀夫等。林燕臣如同本書第三章所述,是有秀才功名的讀書人。1898年受洗,在長老教中學校教授漢文、習字、作文等科。許凌雲(1862-1944),澎湖出身,有科舉考試的秀才功名。1892年受洗,教授漢文譯聖經等。還有一位姓井上的日本老師,經歷不詳,但他投稿到《使信月刊》的文章中提到:「如果想在這個島活下來的人,一定要學日本語。」因此得到聘用。
 
當時學生數只有三十餘名,整體來說是臺灣人信徒小圈圈中規模很小的學校。值得注目的是,1903年度的學生中有林茂生與趙天慈(1889-1975)。林茂生是前述林燕臣的兒子,趙天慈是傳道師趙爵祥(1847-1918)的兒子。林茂生後來對學生時代回憶如下:自己在學校讀書時,臺灣社會充滿「迷信」且「缺乏科學知識」,呈現「悲慘而黑暗的狀態」。該校在這樣的狀態中,比其他地方更早「輸入泰西科學,也為了傳其宗教」而創設。
 
由此可見,他從歐美宗教及科學的導入,看到該校存在的意義。而且值得注目的是,他並不認為兩者是對立的,甚至要選一邊的話,他認為科學比宗教(基督教)更為重要。
 
林茂生與趙天慈二人,都於1908年在宣教師與教會關係者的財政支援下,前往內地的同志社普通學校留學,歸臺後在母校任教。林茂生後來擔任理事長,趙天慈是戰後第一任臺灣人校長。由此來看,我們可說學校擴張的胚胎在此時期已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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