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節錄】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初，國軍第七兵團黃伯韜部掩護友軍放棄海州（連雲港），兼程轉進徐州途中，遭中共人民解放軍重重阻截，困守碾莊待援，正式拉開國共內戰決定性一役──徐蚌會戰（共方稱之為「淮海戰役」）的序幕。國軍主帥徐州剿匪總司令劉峙集結國軍精銳五十萬兵馬，與共方華東野戰軍、中原野戰軍六十萬人眾（另動員大量民兵）鏖戰三個月（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九四九年一月），最後國軍澈底慘敗，幾遭全殲，黃伯韜及第二兵團司令邱清泉力戰殉國，徐州剿總副總司令杜聿明、第十二兵團司令黃維被俘，劉峙則僅以身免。此役國軍犧牲慘重，大量兵力耗損，尤其杜聿明、邱清泉等國軍重要戰將或被俘或成仁，軍心士氣大為震盪；加之解放軍擊敗國軍據有淮河流域後，兵鋒直逼江北，京滬人心惶惶，對於國共內戰形勢影響甚鉅。而劉峙從此背負「敗軍之將」的罵名，成為終身的恥辱。今年（二○一八）適逢徐蚌會戰七十周年，劉峙之子劉滌宏整理其先人遺留日記，將劉峙徐蚌會戰期間日記（一九四八年五月－一九四九年一月）交秀威資訊科技公司出版，並節錄劉峙回憶錄──《我的回憶》徐蚌會戰部分一併刊行，這對民國史及國共內戰史而言，毋寧是件深具歷史意義的盛事。
劉峙（一八九二－一九七一），字經扶，江西吉安人，保定軍校第二期步科畢業。一九二四年黃埔軍校創辦，任兵學教官兼校本部參謀處科長，並擔任教導團第一團第二營營長，從此輔佐校長蔣中正治校建軍，成為蔣的重要親信，被譽為「五虎上將」之一。一九二五年蔣中正發動兩次東征，劉峙戰績彪炳，升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軍長蔣中正）第一師第一團上校團長。一九二六年二月，第一軍第二師編成，任副師長兼參謀長；師長王懋功旋因親俄嫌疑被蔣中正撤職，由劉峙接任。同年三月中山艦事件爆發，蔣中正宣布廣州戒嚴，劉峙率第二師搜捕共黨份子，解除工人糾察隊武裝，贏得蔣的充分信任。北伐期間率部出征，屢立戰功，歷任第一軍軍長、第一集團軍第一軍團總指揮等職。北伐完成後，劉峙以討逆第二路軍總指揮身分，討平各地反蔣派，獲勝連連，被譽為「常勝將軍」，並於一九三○年出任駐豫綏靖公署主任兼河南省政府主席，使河南成為南京中央插足華北的灘頭堡。此外，因圍剿鄂豫皖蘇區有功，蔣中正曾令河南新集改名「經扶」縣。抗戰期間，歷任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重慶衛戌司令、第五戰區司令長官等職。國共內戰時期，先是出任鄭州綏靖公署主任，並當選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一九四八年六月奉委徐州剿匪總司令，徐蚌會戰失利遭撤職，轉任總統府戰略顧問。一九四九年大陸陷共後先赴香港，後轉赴印尼。一九五三年奉准來台，定居台中，歷任總統府國策顧問、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委員，一九七一年病逝。
綜觀劉峙半生戎馬，不論是中山艦事件迅赴機先，北伐、討逆諸役屢立戰功，甚至國共內戰兵敗徐蚌，均與民國命運息息相關，但學界對其之研究似不多見。本人曾指導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系碩士張嘉皜撰寫碩士論文〈建國與備戰──劉峙在河南的治理（一九三○－一九三五）〉（二○一一），這大概是當前學界對劉峙研究的代表作，但仍僅聚焦於抗戰前劉峙主政河南的政軍建設等作為。劉峙為學界所忽視的原因有二：一為其前半生雖戰功彪炳，但抗戰以後即無突出表現，內戰更背負徐蚌敗戰的責任，「敗軍之將，何敢言勇」，這是影響劉峙歷史評價的主因。二是相關研究資料不足，劉峙來台後，回首前塵往事，雖曾撰有前述《我的回憶》一書，但敘事簡略，發行量亦不多。今其徐蚌會戰戰時日記將正式發行，當對資料不足限制有所改善。事實上，近年來隨著陳誠、胡宗南、王世杰、徐永昌、錢大鈞、王子壯等眾多國民政府黨政軍要人日記陸續整理出版，民國史研究不僅取得重要的進展，更豐富了歷史研究的多元色彩。日記本為個人私密記載，除少數例外（如《胡適日記》），大多數日記的主人翁從無意公開發表，所以一般研究者均將日記視為「無意史料」，其可信度較高，史料價值遠在政府檔案、官方文書等「有意史料」之上。
以劉峙徐蚌會戰戰時日記為例，其平日內容雖多記載日常活動、來往人物等瑣事，但每個星期「上星期反省錄」及每個月「上月反省錄」卻頗有可觀。如一九四八年十月九日「上星期反省錄」，即對蔣中正的指揮風格大不以為然：
軍事之機微繫於一念，苟有一念之差為政治無窮之憂。政治牽制軍事固不可，而最高統帥不予前方指揮官以獨斷之權尤為失敗之根源。日喊主動機動而事事干涉掣肘，豈非縛其兩腳而令其賽跑決勝耶，甯有此理。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徐州國軍突圍失利，杜聿明被俘，邱清泉殉國，徐蚌會戰以國軍大敗告終。面對此難堪結局，劉峙在一月三十一日「上月反省錄」中稱：
擔任徐州剿匪總司令計自去歲六月十四日起至本年一月廿日止為時七個月又六日，其間經豫東、兗、濟、徐、蚌各次會戰，損失武裝兵員達五十餘萬，是誰之過歟。國防部戰略上舉棋不定，政略與戰略失調為大錯誤。各部隊長不能練兵、用兵，反私而忘公，而徵兵之遲緩與補給之不足尤為缺乏戰鬥力主因。加以余之威望難孚，才輕低能致遭此空前大敗，愧憤欲死，盱衡世局大難未己，今後誓必藏拙，不願再負重任，得為一升斗小民足矣。
凡此種種，俱可見劉峙身為徐蚌戰場最高指揮官，對國共戰局的剖析與感懷。最後，本書附錄二文：〈劉峙將軍自傳〉、〈我們在大陸是怎樣失敗的〉，均對徐蚌會戰失利進行深入分析。尤其〈我們在大陸是怎樣失敗的〉一文寫於劉峙來台之前（一九五一年八月於印尼茂物），對於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及蔣中正的責任更是直言無諱，擁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值此《劉峙將軍徐蚌會戰戰時日記》即將付梓之際，爰贅數語以為之序。
楊維真（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
推薦序【節錄】
一九四八年底爆發的徐蚌會戰，中共稱淮海戰役，是國共內戰中的一場關鍵會戰，時濟南會戰及遼西會戰皆已結束，國軍大敗，國共形勢已然逆轉。國軍於徐州、蚌埠間集結部隊，嚴陣以待共軍之來攻，大軍由徐州剿匪總司令劉峙指揮，副總司令為杜聿明，主力有邱清泉、黃伯韜、黃維、李彌、孫元良等兵團。會戰自十一月六日開始，共軍正規軍加上百萬民工，採「圍點打援」之戰法，先圍東路黃伯韜兵團，阻擊來援之邱清泉兵團，然後將黃兵團殲滅，同時包圍南路黃維兵團。十一月三十日，國軍放棄徐州，劉峙南退蚌埠。杜聿明、邱清泉率徐州大軍向西南突圍，謀解黃兵團之圍未果，而黃兵團已於十二月十五日遭到全殲。杜、邱大軍亦遭共軍及民工所掘壕溝圍困，寸步難行。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在天寒糧絕之下，杜聿明被俘，邱清泉自戕，所部全滅，蚌埠亦不戰而下。歷時兩個多月的大決戰，至此結束，國共內戰結果幾已確定。
劉峙身為總司令，親自主導此一大戰，所留下的資料，必定有可觀之處。本書將劉將軍與徐蚌會戰有關的日記及回憶錄集結一起，於徐蚌會戰七十週年之際出版，對於學界及對此一史事有興趣之大眾，著實有重大貢獻。雖然劉峙日記之內容，以記行程為主，對於作戰部署、戰局分析判斷甚少交代，惟其日記反省錄之欄位，仍有相當研究價值。至於另收入之部分劉峙回憶文章，更使本書生色不少。
本書對歷史研究之助益，可由劉峙緣何出任徐州剿匪總司令來觀察。史籍談及徐蚌會戰，除了述及蔣中正的部署，往往強調副總司令杜聿明的作為，以為其掌握指揮實權，至於總司令劉峙，其作用並未突顯，甚至被視為戰敗原因之一。時任國防部第三廳中將廳長的郭汝瑰，於回憶文章提到，劉峙是有名的「福將」，此一詞彙在當時並不正面，係國軍譏諷昏庸糊塗的代名詞。郭並指出，在徐州剿匪總司令部成立前，本有以白崇禧統一指揮中原各軍之議，後因蔣中正、陳誠、顧祝同等不放心出身桂系的白崇禧，所以另設徐州剿匪總司令部，任劉峙為總司令，以分白之兵權。據說劉峙之任命發布後，國民黨內部議論紛紛，嘲笑說：「徐州是南京的大門，應派一員虎將把手；不派一虎，也應派一狗看門；今派一隻豬，眼看大門會守不住。」
若劉峙真的昏庸糊塗猶如一隻豬，想必蔣中正必有所聞，其何以派劉出任如此重要地區的指揮官呢？此間派任過程為何？劉峙心中是怎麼想的？本書提供了劉個人視角的說法，甚具價值。
另外，閱讀劉將軍的日記，可以發現其與達官貴人酒宴酬酢甚多，於軍界有廣泛人脈。此或為蔣任命劉擔任方面大員之另一可能原因，即其「資歷」。據國軍資深將領張發奎於回憶錄指出，資歷與名望是中國軍事要職的一項極重要因素，教育背景則屬次要。至於怎樣才算資深？最重要的是經驗與紀錄；人們往往只將某人的資歷同另一人相比。誠如張發奎所言，蔣中正任命方面大員，除了軍系背景、作戰能力，資歷的確是重要考量因素。徐州剿匪總司令之職，蔣中正原安排蔣鼎文就任，其於軍界便極為資深，抗戰時長期擔任方面大員。至於劉峙，畢業於保定軍校第二期，歷經東征、北伐、討逆、剿共、抗戰諸役，勞績頗著，此時五十六歲，任陸軍二級上將，在軍界十分資深，顯為受命負責徐蚌之關鍵因素。
以上所述劉峙出任徐州剿匪總司令之相關課題，確可自本書獲得部分解答。至於其他如高級將領的日常活動，國軍軍政關係，或是國民黨何以失去大陸等問題，皆可由本書略窺一二。本書無疑為學術研究的基本史料，亦為以史為鑒的重要素材，值得推薦，是為序。
蘇聖雄（國史館修纂處助修）
編者前言
一九四八、四九年國共內戰中的徐蚌會戰（大陸稱「淮海戰役」，與平津及遼瀋並稱「三大戰役」）過去近七十年了，但在臺灣選戰辯論中卻仍然經常提及，常用於攻擊形容國民黨當時在大陸的腐敗無能。徐蚌會戰看來可以與拿破崙的滑鐵盧和希特勒的史達林格勒戰役相提並論，以慘敗留名後世。
講到徐蚌會戰，免不了會提及時為掛名總司令的先父，他在這場會戰中應負的責任應該讓史料說話。一九八五年大陸政協編寫了一本《淮海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六一一頁），其中文章無非是講述自己在解放軍的強大攻勢下如何「就殲」經過，身陷囹圄唯恐得罪當道，言不由衷，我們設身處地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二○一九年元月是徐蚌會戰結束七十週年，大陸方面肯定會大肆紀念，臺灣方面理應提供一些不同角度親身經歷的資料，不能讓中共御用史學者一手遮天。這是我發表先父從一九四八年五月「定在徐州方面任職」直至次年元月會戰結束日記的初衷。
根據我所見到的有限資料，徐蚌之敗原因有以下幾點：
一、蔣介石以政治理由，堅拒先父與徐州剿總參謀長李樹正「棄點守面」的戰略，將伸出的五指收為緊握的拳頭，與敵血戰一爭勝負。先父生前曾提及為此覲見蔣介石並遭其訓斥，稱「放棄城市，我的總統顏面擺到哪裡去了。」事後顧祝同好言相勸，稱這都是他（蔣）的家當，何必代人操心。
二、雜牌軍陣前叛變，撕裂防線。
三、南京國防部參謀次長、桂系的劉斐，據長期潛伏在胡宗南左右的共諜熊向暉所述，一九三○年代開始就是中共的地下黨員，作戰計畫全露，共軍對國軍的行動瞭如指掌。第三廳（作戰）廳長郭如瑰也是共諜，不但向共方洩漏了百餘件絕密軍事計畫，而且還暗地進行策反工作並提供蔣介石虛假情報，對國軍傷害極大。
四、友軍救援不及時，致大軍陷入共軍包圍。
五、蔣介石越級下令，跳過總司令另立杜聿明領導的前進指揮部，指揮系統混亂，先父無調兵之權，只有乾著急（參見一九四八年七月六日日記）。又有甚者，連小部隊的行動都得請示南京，不予前線指揮官隨機應變之權，更是致命大錯。
一九四八年國民黨在大陸是「民心不附，軍心不固」，人心思變、大勢已去，就算贏得徐蚌之戰，全面崩潰也只是時間問題。所有歷史資料都可以證明當年的劉（伯承）鄧（小平）大軍並非古希臘馬其頓的亞歷山大、以寡擊眾無堅不摧，而是勝之不武，撿了一個爛蘋果。
研究歷史的方法，大家都知道最基本的是要對所有能收集到的資料給予正確的詮釋，而這首先要確定史實。對歷史經過的評價可以見仁見智，但是絕不應想當然地無中生有歪曲事實。將先父的戰時日記（加上其一九六六年和一九七○年對會戰的兩次回顧）付梓是想提供關鍵當事人親身經歷的一手資料，作為將來嚴謹的史學家寫作信史的參考依據；兩千年前羅馬凱撒以第三人稱寫的《高盧戰記》，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滄海桑田，物換星移，徐蚌戰場上的硝煙早已消散，現在應該是史學家發表意見的時候了。可惜的是大陸依然政治掛帥，把歷史經過都看成「可以隨便塗抹打扮的小姑娘」，宣傳灌輸當年紅軍的光榮事蹟，往往不惜歪曲事實、大貶小褒給敵人抹黑（小褒的作用則是用以反襯大貶立論的公正不阿）。例如先父母的家庭私事，很多都是捕風捉影、子虛烏有。更奇特的是可以臆造情節，稱先父在一九四一年重慶校場口防空洞大慘案中，派人搜刮遇難者的財物，「以小汽車往劉峙家運了三次」（見王成斌、劉炳耀等主編，《民國高級將領列傳》，北京解放軍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卷二，頁五十六）。其實事發當天先父正與何應欽、白崇禧在外視察國防工事，第二天晚間才回重慶任所。由於大陸的這種治史手法，我衷心希望臺灣的歷史工作者挺身而出，做撰寫《三國志》的陳壽，讓大家知道羅貫中筆下《三國演義》中的關二爺與正史中的關羽不是一回事。
日記原稿現存臺北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但毛筆草書字跡難認，加上屢遭蠹蟲蠶食、已有部分頁數散失，整理工作不易。日記中提及的很多人，僅有字或號，並無原名。除當時著名的人物外，其他均無可考，而且可能有誤。另凡日記中已提及有官階職稱者，一般均不加注解。
先父在民國史上的地位
兩岸坊間書報中常見有人炒黃色舊聞，稱先父為蔣介石的「八大金剛」之一，頗類舊時文人寫《封神榜》的筆法，實不足論。先父在民國史上官雖不大，但地位卻真有些特殊：
一九二四年孫中山創立黃埔軍校，蔣介石任校長，周恩來任政治部副主任，先父則是戰術教官。按照黃埔尊師重道的傳統，黃埔各期學生無論是以後當上了上將元帥，見面時都得叫一聲老師，黃杰、陳大慶等在臺的大官都是如此。
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伐，先父指揮第一軍總預備隊，參謀長則是以後鼎鼎大名的葉劍英元帥。
一九二九年在中國國民黨第三屆全代會中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除蔣介石、何應欽外，先父是黃埔將領中的第一人。
一九二九年討西北軍馮玉祥，次年討伐汪精衛（聯合晉豫反叛中央），在先父麾下的有蔣鼎文、陳誠、顧祝同、陳繼承、張治中、周至柔等將領，以後都成了南京國民政府軍界政壇的名人。
一九三○年代主政河南，剿匪有功，中央特將收復的縣名改為經扶縣（先父字經扶），獲得以人名為地名的殊榮，這在當時頗不多見。
毛澤東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五日〈國民黨進攻真相〉一文中說，豫鄂兩省共軍被以先父為剿共總指揮的大軍四面包圍，打得李先念、王樹聲等部無處存身。據我說知，這是毛澤東在國共內戰中，絕無僅有的一次公開承認吃了敗仗。
先父戎馬一生，出生入死，也只換來了國民黨在大陸二十一年表面統一的政權。拿破崙征戰一生，法國領土沒有增加一尺，但他卻給世人留下了一部《拿破崙法典》、中央銀行和現代文官制度，加上政教分離的政策，影響深遠。民國史上國共兩黨各自在蔣、毛兩氏的領導下鏖戰經年，最後給中國人民留下了什麼？
劉滌宏
二○一七年十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