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國兩制”關鍵性挑戰的創意闡釋
窗外飄着北京罕見的漫天大雪，電視裏不斷播送防控新冠病毒疫情的新聞，整個寒假幾乎都在封閉狀態中度過，已經十多天沒出家門了。我埋首在田飛龍文稿的閱讀中，每每掩卷沉思，回味着這部新作《抗命歧途-----香港修例與兩制激變》傳遞的學術信息。
2019年，對實施“一國兩制”的香港而言，的確是一個始料未及、意味深遠的不尋常年份。一場涉及逃犯移交條例修訂的爭議竟然引發出回歸以來最大規模的反政府政治運動和暴力騷亂，嚴重破壞了香港的社會秩序和法治，矛頭直指“一國兩制”原則底線，改寫了香港政治版圖；嚴峻局勢曠日持久，深遠影響令人憂慮。香港市民、內地民眾在驚諤、痛心的同時，也都在思考這場運動的來由和影響，思考香港何去何從，都更加關注中央對港政策和“一國兩制”的未來走向。當此關鍵時段，如何向社會民眾提供一個有關這場運動的令人信服的理性解說，如何揭示表象背後的深層次原因和本質，引導民眾尋求解困危局、爭取光明前景的路徑，責無旁貸地落在了有良知、有責任感、有能力的學者身上。從歷史上看，但凡一次重大事件之後，通常都會湧現出一批有關該事件的學術著作，為歷史留下一道理性光輝，而這恰恰也是學者的責任所在。內地青年學者田飛龍正是在第一時間交出一份應景的答卷。
飛龍的新作《抗命歧途-----香港修例與兩制激變》可說是最早在香港出版的總結、反思這場運動的學術專著之一，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內地部分青年學者的觀點。但該書內容又不限於反修例運動，還包括對新時期“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再學習和再認識。全書共有八章，前五章構成一個集束羣，聚焦於對反修例運動的觀察和思考，後三章構成一個集束群，聚焦於對”一國兩制”下香港治理的總結和建言；兩部分前後呼應，相互關聯。作者試圖從香港內外雙重視角，以法學與政治學方法，對這一場反體制的社會運動加以深度剖析，對“一國兩制”憲制原理予以反思重構，並提出運動後期治理與新時代“一國兩制”發展的若干對策思考，有鮮明的現實意義和學術價值。相信該書的出版會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
反修例運動發生在回歸22年的香港，但其誘因、衍變、後溢效應卻是遠近、內外多種因素合力作用的結果，絕不限於香港。該書把反修例運動置放於一個宏大的特定時間、空間節點來考察，從香港社會固有的深層次矛盾說起，談到“一國兩制”新憲制秩序下的尷尬局面，從香港本土主義的嬗變談到港獨蔓延中的台灣因素，從中美間政治、經貿較量談到大國關係夾縫中生存的香港，把觀察香港問題的視角提升到一個必要的新高度。該書依據憲法學和政治學原理，條分縷析地批駁了“佔中”、反修例中出現的挑戰“一國兩制”底線的種種謬說，剖析有關特區政府自治緊急權、反蒙面法和高院裁決的各種爭議，正本清源，激濁揚清，從法理上糾正了坊間流行的錯誤認識。特別是針對英國從《中英聯合聲明》中引申出的“監督權”之說，以及美國國會涉港立法所依託的“長臂管轄權”之說，進行了針鋒相對的辯說和反駁。該書有關香港警權正當性的論述，有關影響區議會選舉的六大因素的歸納等等，更是論證充分、擲地有聲。人們從全書構思嚴謹的每一章中都不難發現令人眼前一亮的精彩論述和獨到觀點，都可以看到研究成果的理性光輝和專業擅長。
在我看來，該書更大的學術價值在於作者對“一國兩制”香港實踐的理性探索，在於對新時期中央對港政策的創新性學理解說與對策思考。抱持對“一國兩制”方針的真誠信奉和維護，該書勇於直面“一國兩制”實踐中的深層次問題，勇於觸及頂層設計和對港工作中的敏感問題，善於從理論上闡釋充滿挑戰和困擾的社會疑難問題，以批判性創意思維給予理性歸納和提升。對於既有的“一國兩制”學說，作者致力於堅守與創新的結合，處理好繼承與發展的關係；不是靜止孤立地談論“一國兩制”、重複現有結論，而是通過對港式資本主義的深度反思、對“一國兩制”方針的再學習、再領悟，把香港實踐置於國家憲制秩序和經濟發展全局的宏觀視野來考察。作者指出反修例運動的後期治理與香港繁榮穩定的重建，將考驗國家治理智慧與香港自身的高度自治能力。作者斷言“一國兩制”將由此決定性地轉入了中央權力合法進場、香港管治改革及社會重建的“下半場”。他預言，“香港實施‘一國兩制’已經出現了從‘分立模式’的
1.0 版本向‘融合’模式的 2.0 版本的轉型”，“我們將以審慎的客觀立場期待‘新香港’的理性塑造與二次騰飛”。從這一部分的娓娓論述中，人們不但能深切體驗到作者那種基於理性思考的積極向上的世界觀，而且能感受到一股撲面而來的理論清風，讓人耳目一新、久久回味，能夠啟發、引導人們進入更宏大的“一國兩制”學術研究空間，推動香港研究邁向一個新的理論階梯。
看起來我對田飛龍的新作似有不吝褒獎之嫌，但這並非意味着我對他書中的所有觀點都表示贊同，也沒有這種表態的必要。事實上，該書的某些新概念、新論斷確有尚待商榷之處，個別推理論證也還需要更嚴謹、更充實一些。但這些似都無關宏旨，這裏且不予細說。對一個重大歷史事件的觀察和評價，從來很難取得完全一致的看法，見仁見智，各持己見，實屬正常，當予包容。在這裏，重要的不在於各自的見解是否一律，而在於是否共有對國家、對香港的責任感，是否共有對事實、對法律的尊重，是否贊同學術探索的科學態度。這恰恰也是我欣賞認可飛龍新作的理由所在。飛龍新作最能打動人心的，或許是他對“一國兩制”不容置疑的擁戴之心，是他熱情洋溢的理性真誠，是他執着探索的學術勇氣，是他高度抽象的思維能力。對於一個年輕學者而言，這些品行和素質恐怕是比他的研究成果更被人看重的地方。
內地學界研究港澳問題的學者不多，年輕人更屬鳳毛麟角。飛龍的專長本在憲法學和政治學，是內地“政治憲法學”流派年輕學者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對“一國兩制”香港實踐的觀察、學習源於北大讀研期間，但正式介入研究是從2014年香港大學訪學聚焦“佔中”主題開始的，距今不過五六年時間，而其論著的高產出、在媒體上的出鏡率，使他成為近年來廣受內地和港澳關注的一位青年學者。飛龍屬於天資加勤奮一類的青年才俊，在同齡人中具有超凡的理性思維能力，才思敏捷，文筆犀利，出手快，產出高，學術潛力大。讓人對他刮目相看、得以脫穎而出的，往往是他深厚廣闊的理論功底，順暢嚴謹的邏輯思維，運用自如的語言能力。飛龍出道時間不長，書生意氣，揮斥方遒。雖然他的一些觀點難免略顯稚嫩，尚待商榷，甚至曾遭人物議，但是他真誠的使命感，執着的學術探討勇氣，卻是難能可貴、誠堪嘉許的。相信飛龍能夠一秉謙恭謹慎、博采約取、精益求精的科學態度，再接再厲，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為中國的憲法學與“一國兩制”理論研究做出更多貢獻，取得更大成就。
年初飛龍請我為他的新書作序，我不揣冒昧，匆匆命筆，擬就上述文字，願與飛龍引為共勉。
饒戈平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
2020年2月於北京大學燕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