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尼西亞:阿拉伯世界的民主曙光

突尼西亞:阿拉伯世界的民主曙光
定價:442
NT $ 221 ~ 504
  • 譯者:Aaron Shoo
  • 出版社:時報出版
  • 出版日期:2020-09-22
  • 語言:繁體中文
  • ISBN10:9571383600
  • ISBN13:9789571383606
  • 裝訂:平裝 / 456頁 / 14.8 x 21 x 2.3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內容簡介

自由與民主,從來就得之不易。
突尼西亞是一個交叉路口、一個混血兒、一個合成物。
乘載著傳統與現代的文化拉扯,卻是在暴亂紛擾不絕的阿拉伯世界中,
唯一成功走向正常化民主運作的國家!

  阿拉伯之春在突尼西亞揭竿起義,也在突尼西亞畫下句點。在這個充斥著暴力鎮壓、人道災難和紛亂內戰的阿拉伯世界,唯有突尼西亞的茉莉花革命,替當地人民迎來邁向正常運作民主的和平轉移。在短短的四年間,突尼西亞通過了一部進步的憲法,舉行了公平公正的國會大選,並推舉了突尼西亞史上第一位的民選總統。突尼西亞得以躲過阿拉伯之春對周遭鄰國造成的動盪紛亂,純粹只是因為他們運氣好,還是因為突尼西亞有什麼特別之處,才會讓他們後來的命運和其他國家有所不同?

  在《突尼西亞:阿拉伯世界的異類》一書中,作者薩夫萬.M.馬斯里將帶領讀者一同探討,是哪些因素讓突尼西亞的經驗如此令人刮目相看。他追溯突尼西亞在教育、宗教和女權領域的改革歷程,認為使今日突尼西亞社會相對自由和民主的種子,早在十九世紀中期就已經種下了。不過作者也同時認為,突尼西亞因為有改良主義的傳統,所以他們才會走上與周邊其他國家截然不同的道路。因此他們與眾不同的經驗,其他阿拉伯國家未必能夠模仿複製,頂多只能把突尼西亞當成一個阿拉伯世界中的「異類」。

  本書亦探討了認同的概念、伊斯蘭教與社會整體的關係,以及宗教對於整個阿拉伯地區的教育、社會和政治議題的形成,有什麼不可動搖的影響地位。作者根據與數十位專家、領袖、運動人士以及一般民眾的訪談,再加上旁徵博引的知識補充,透過本書為想了解突尼西亞,以及更廣大阿拉伯世界的讀者,提供一個敏銳、切身,而且舉足輕重的觀點。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薩夫萬.M.馬斯里(Masri, Safwan M.)


  目前擔任哥倫比亞大學全球中心與全球發展的執行副校長,同時是哥倫比亞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的資深研究學者,以及外交政策協會的榮譽會員。早年曾任哥倫比亞商學院副院長。一九八八年於史丹佛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居於紐約及安曼兩地。

譯者簡介

Aaron Shoo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及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院雙學士,現為兼職譯者。歡迎來信合作指教:[email protected]
 
 

目錄

地圖
推薦序
前言
緒論

I.突尼西亞之春:突尼西亞革命時間軸
1.突尼西亞的經驗可以被別國複製嗎
2.革命的序曲
3.倘若民意如此
4.一個了不起的轉型
5.次日早晨

II.突尼西亞認同的根源
6.迦太基
7.突尼西亞的伊斯蘭教
8.具有影響力的死對頭們
9.現代改革的時代來臨
10.一九五六

III.那學校、那女性、那世俗性
11.突尼西亞之父
12.宗教歸宗教
13.教育整個國家
14.一條不同的道路
15.教育的矛盾
結語:一個阿拉伯世界的異類
致謝
 

推薦序

  突尼西亞非常迷人。這個國家的北海岸,吹著宜人的岸邊海風、下著綿柔冬雨;內陸的平原和南方的沙漠,則閃耀著溫暖的豔陽,自古以來吸引了無數訪客到此一遊。從創立了迦太基的古老腓尼基殖民者,到摩爾人旅行家利奧·阿非利加努斯(Leo Africanus),再到歐洲的旅行家、藝術家、冒險家,諸如大仲馬(Alexandre Dumas)、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伊莎貝爾.艾伯哈德(Isabelle Eberhardt)、王爾德(Oscar Wilde)、赫胥黎(Aldous Huxley)、克利(Paul Klee)、紀德(André Gide)、沙特(Jean-Paul Sartre)和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突尼西亞都對他們盛情款待、展現迷人風情。

  這也難怪薩夫萬.馬斯里,會對突尼西亞情有獨鍾。

  對薩夫萬來說──我在這裡把他叫得這麼親密,不光只是因為我們在哥倫比亞大學已經同事好多年,所以真的很熟之外;這種輕鬆親近的感覺,正是這本書的精隨所在──突尼西亞對薩夫萬來說,不只是一段可愛的小插曲,也不只是想要畫進某幅畫裡面的壯麗風景,或是某個故事情節的有趣設定,更不是像我以前也曾經一度認為的,只是一個適合進行某些社會科學研究的場域。以上這些,都不是薩夫萬心中的突尼西亞。對薩夫萬來說,突尼西亞是他心中糾結已久的未解之謎,而這本書正是他下定決心,想解開這個謎團所順帶產生的成果。

  如同薩夫萬自己也承認,《突尼西亞:阿拉伯世界的異類》這本書,並不是一本正式的社會科學學術作品。這本書本質上,就是他自己想從突尼西亞這塊,他既熟悉又陌生的土地上看到的願景和謎團裡,用一個主觀、切身的觀點去了解他自己、了解這個社會,才寫出來的作品。而且也因為有著類似想法的人不只他一個,所以這本書也對於在辯論當代阿拉伯世界的傳統與現代,或是文化正統性和文明紛爭的這類討論,有所貢獻。

  薩夫萬在約旦出生、長大。他的雙親是穆斯林,他的母語是阿拉伯語。他至今都還是跟他住在約旦的親朋好友感情很好。為了增進當地青年的教育機會,他也已經跟約旦的哈希姆王國政府密切合作了好多年。不過真正讓他人生改觀的,還是他在美國求學、授課,還有擔任大學職員的美式生活。在美國文化的薰陶之下,他有機會而且也被期待,在專業上展現企圖並追求成功。他當然也沒有讓大家失望。可是他同時也發現了自己可以而且被期許,去追求他做為一個獨立個體的自我實現。後面的這種期許恐怕就是美式生活中,最出其不意卻影響眾人至深的一大特色。他深深受到古典的美式自由主義影響,強調個人自由、社會平等、道德普遍主義和隱含在其中的樂觀主義。他已經成為了甘迺迪總統在一九六○年所描述的「自由派」:

  ……他們放眼未來而不留戀過去;他們擁抱新知而不會故步自封;他們關心社會大眾的福祉,包括公共衛生、居住正義、教育環境、就業情況、公民權利和公民自由;他們相信外交政策的僵局和疑慮,是可以被突破的。

  這些價值似乎已經展現在薩夫萬自然流露的自信和熱忱當中,但這些特質在今日的阿拉伯世界裡仍舊少見。取而代之的是焦慮和懷疑,以及滿滿的怯懦、守舊和隨之而來的惴惴不安。

  大概只有突尼西亞是個例外。

  突尼西亞乘著後來我們所知的阿拉伯之春而起,看起來是唯一一個順利擺平革命後暴力和反動餘波的國家。埃及、利比亞、敘利亞和葉門都沒有倖免於難。原因是什麼?為什麼阿拉伯之春會從突尼西亞揭開序幕?為什麼它的影響又是在突尼西亞比較「後繼有力」?而且為什麼當其他國家陸續加入突尼西亞的行列想擺脫暴政,結果卻陷入內戰或是招致另一派的軍人干政時,突尼西亞卻已經開始著手進行國家機構的改革,並為了尋求社會不同意見的最大公約數,在自己的國內展開有時比較激烈,卻鮮少暴力失控的辯論和對話?

  突尼西亞的經驗是不是如同突尼西亞人,和全世界所希冀的如此「成功」,現在還無法下定論。就像中國總理周恩來在一九七三年季辛吉訪華時,被問到三百年前法國大革命的影響是什麼時,所留下的名言:「現在還言之過早。」的確,突尼西亞對一個公民的、競爭的政治環境,還有一個可問責政府的希望,也不是沒有被高高舉起,然後重重摔下過。像在二○一○年到二○一一年的革命期間倒台的突尼西亞前總統班阿里(Zine el-Abidine Ben Ali),二十五年前剛上任的時候,就曾給過突尼西亞這種美好的期待。

  不過驅使突尼西亞人民走上街頭、扳倒統治者,然後對於想要一個怎樣的政府和統治者,去進行社會內部辯論的這種風格和精神,真的太特別了。特別到薩夫萬因此在這本書裡,提出這個縈繞在他心頭已久的疑問:突尼西亞到底是怎麼把他青少年時期,很熟悉的阿拉伯習慣和傳統,跟他後來成年時,在美國才接觸到的自由主義結合在一起?這種去蕪存菁、兼容並蓄的習慣,其實是突尼西亞一直以來的特色。誠如突尼西亞的第一任總統布爾吉巴(Habib Bourguiba),在他的民族主義論述裡,一直強調突尼西亞的「地中海型人格」:突尼西亞本身就是一個交叉路口、一個混血兒、一個合成物。

  對薩夫萬和其他許多人來說,讓突尼西亞這麼獨特的原因五花八門,恐怕要出版一整套,充滿感情和想像力的論文集才有辦法解讀,所以薩夫萬就在這本書裡盡可能地嘗試了各種答案。他考量突尼西亞的地理位置。突尼西亞緊鄰非洲薩哈拉沙漠的北緣,並與義大利的西西里島相距不過九十英里。他也回顧自古以來在突尼西亞這塊土地上,朝代更迭、留下了各自足跡的帝國王朝:迦太基、羅馬、拜占庭、柏柏爾、阿拉伯、鄂圖曼以及法國。他檢視伊斯蘭教在突尼西亞歷史上和信仰上的在地特色,以及突尼西亞在十九世紀跟東鄂圖曼和歐洲接觸之後的互動過程,最後則是二十世紀民族主義運動,對突尼西亞造成的影響。他檢視突尼西亞獨立後,在總統布爾吉巴帶領下,堅定不移的親西方路線,以及布爾吉巴確保宗教的某些反智思想,不至於阻礙經濟發展、影響女權奠基和教育擴張的堅定決心。畢竟薩夫萬大部分的人生,從求學到後來擔任教職都是在學校裡度過,所以他也很自然地看見,突尼西亞從十九世紀延續至今一連串的現代教育改革,是他們之所以成功的一項關鍵要素。

  薩夫萬不是唯一一個,說突尼西亞是「阿拉伯世界中的異類」的人。《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在評論突尼西亞二○一四年大選的時候,就曾說突尼西亞「很明顯是中東地區的異類」。隔年,在諾貝爾和平獎頒給「突尼西亞全國對話四方集團(Tunisia National Dialogue Quartet)」的記者會上,委員會做出了如此評論:「在二○一一年一月,獨裁的班阿里政權垮台以後,突尼西亞就走向了一個非常獨特、令人驚豔的發展」,他們的獲獎理由如下:

  首先,他們證明伊斯蘭份子和世俗政治的社運人士,是可以為了國家的最佳利益攜手合作,並達成意義非凡的成果。突尼西亞的例子彰顯了對話的價值,以及對自己國家民族的認同,在這個衝突頻仍的區域裡有多重要。其次,突尼西亞的轉型也展現了公民社會裡的各個機構和組織,可以在國家民主化的過程中,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雖然在艱難的情況之下,他們依然能往自由選舉與權力和平轉移的方向邁進。「突尼西亞全國對話四方集團」的成就值得被肯定,也肯定他們當初想透過茉莉花革命,帶來正面改變的初衷。

  突尼西亞有一個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他們總是讓人對他們充滿期待。顯然諾貝爾委員會並不覺得,現階段就肯定突尼西亞已經轉型成功是「言之過早」。雖然當年獨立之後的突尼西亞,曾經讓人燃起跟這次類似的希望;在班阿里上任初期,也曾讓人有過這樣的期待。不過當然我們只能說,希望那些對突尼西亞現在發展充滿信心的支持者不要再次失望。我承認我對突尼西亞早先的發展曾經很失望,所以現在心中是有點擔心和懷疑的。記得那個時候班阿里剛上任不久,他曾推動一個政治協商的「國家協定」,以彰顯他當初說要建立民主政府的承諾。當時我還寫下我對這個國家協定的滿心歡喜,特別是因為當時剛剛民主轉型成功的拉美國家,都是以國家協定的方式做為轉型的第一步。所以我就樂觀地做出一個結論:

  突尼西亞的國家協定,是突尼西亞人民強調並慶祝他們凝聚力的一種努力。展現他們對伊斯蘭傳統的崇敬,和對國家民族的驕傲,同時亦承認並鼓勵不同想法和利益的多元並存。這個協定不但沒有將保守的偏差價值,帶入後來建立的政治關係中,我們甚至應該將這個協定理解為他們正在努力培養,對異議和反對意見的容忍這塊民主政治的基石。這個協定本身,只是朝向實質民主前進的第一步,一個體制的轉型還有許多路要走。這個協定的重要性,不在於它可以帶著突尼西亞人民走到哪裡,而是他們會因此往哪裡前進。

  這個樂觀的看法才短短幾年的時間,就被證明是大錯特錯。突尼西亞政府後來,變成了世界上最專制的盜匪國家之一。原本讓這麼多人都滿心期待的突尼西亞政府,原來只是公關手腕太高明、太會包裝,讓我們都信以為真。全世界的我們這些熱愛突尼西亞的人,包括旅行社、代辦業者和簡直太好騙的國際金融機構等等,就這樣完全沒有注意到突尼西亞落入貪腐和暴政的深淵,最後導致二○一○和二○一一年間的示威抗議。

  現在我們只能希望那些還在唱衰突尼西亞的人是錯的,而薩夫萬對現在突尼西亞轉型的樂觀評估是對。希望突尼西亞的改變,不會再走回頭路了。

麗莎.安德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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